中国古代艺术与建筑中的纪念碑性
分類: 图书,建筑,古建筑,
作者： （美）巫鸿著，李清泉，郑岩等译
出 版 社： 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时间： 2009-4-1字数：版次： 1页数： 494印刷时间：开本： 16开印次： 1纸张：I S B N ： 9787208081406包装： 平装内容简介
本书由芝加哥大学艺术史系巫鸿教授撰写，一经出版即在西方汉学界和艺术史学界引起强烈反响与论战，被Art Forum列为1990年代最具意义的艺术学著作之一。
全书共分六个部分。导论：九鼎传说与中国古代的“纪念碑性”。以下为正文五章：
第一章 礼制艺术的时代
第二章 宗庙、宫殿与墓葬
第三章 纪念碑式城市——长安
第四章 丧葬纪念碑的声音
第五章 透明之石：一个时代的终结
“纪念碑性”是作者研究中国古代艺术史中关于礼器的社会功能、宗教政治功能时所采用的核心概念。作者认为，中国艺术和建筑有三个主要传统——宗庙和礼器、都城和宫殿、墓葬和随葬品，此三者所具有的重要宗教和政治内涵里的一种核心精神，即“纪念碑性”。此三者所体现的“纪念碑性”伴随着中国物质文化发展中材料、工具的变迁中，具有一定的传承性关系。从文化比较的角度出发，作者通过“纪念碑性”在中国古代美术中的特殊表现来确定中国艺术传统的某些基本特性。从历史演变的角度出发，作者希望通过对一个波澜壮阔的历史过程的观察去发掘中国古代美术内部的连续性和凝聚力。
作者简介
巫鸿，早年就读于中央美术学院美术史系，后任职于故宫博物院书画组、金石组。1980－1987年负笈哈佛大学，获美术史与人类学双博士学位。随即在哈佛大学美术史与建筑史系任教， 1994年获终身教授职位。同年受聘主持芝加哥大学亚洲艺术教学、研究项目，执“斯德本特殊贡献教授“讲席。2002年建立东亚艺术研究中心并任主任。同年兼任该校斯马特美术馆顾问策展人。2008年获美国美术家联合会美术史教学特殊贡献奖。现为美国国家文理学院终身院士。 其著作包括《武梁祠：中国古代画像艺术的思想性》（1989，美国亚洲学年会1989年度最佳著作奖），《中国古代美术与建筑中的“纪念碑性”》（1995，1996年度杰出学术出版物，被列为1990年代最具意义的艺术学著作之一），《重屏：中国绘画的媒介和表现》（1996，获美国最佳美术史著作提名）。参与编写的重要著作包括《中国绘画三千年》（1997）、《剑桥中国先秦史》（1999）等。多次回国讲学，发起“汉唐之间”中国古代美术史、考古学研究系列国际讨论会，并主编三册论文集。
目录
导论 九鼎传说与中国古代的“纪念碑性”
第一章礼制艺术的时代
一“礼器”的概念
二礼仪美术的遗产
1“昂贵”美术
2“装饰”与“徽志”
3从模仿到综合
4装饰的变形
5文字的胜利
三中国青铜时代
第二章宗庙、宫殿与墓葬
一宗庙
二从宗庙到宫殿
三从宗庙到墓葬
四 中国人对石头的发现
第三章 纪念碑式城市——长安
一对长安的两种看法
二高祖：长安的诞生
三 惠帝和长安城墙
四武帝奇幻的苑囿
五王莽的明堂
第四章 丧葬纪念碑的声音
一家庭[一]
二家庭[二]
三友人与同僚
四 死者
五建造者
第五章透明之石：一个时代的终结
一倒像与反视
二 “二元”图像与绘画空间的诞生
三尾声：门阙
附录
插图与地图出处
引用文献目录
索引
译者后记
书摘插图
第一章礼制艺术的时代
李雅各译文的依据是儒家的传统注疏。注疏经典的传统由孟子开创，汉代大儒毛亨[前2世纪]和郑玄[127—200]又加以发展。孟子引征这些诗句用来支持他有关人性的论点，毛亨与郑玄则侧重于对字意的诠释。这首诗之所以需要诠释，说明其原初的意义到了汉代已经十分模糊。注家们没有引用哲学的或文字的证据，而将其中的三个字眼看做儒家思想的三个关键概念：“物”指一般的人类能力和关系；“则”是统领或引导这些能力和关系的一般规律与原则；“彝”的意思是“常”或人性的一致性。跟随孟子所开的先例，汉儒们因此把这首颂诗看做一种抽象的儒家哲学话语，而其注释也确确实实地将这些诗句转换成了这种话语。
作为长期以来研究该诗的基础，这种儒家注疏传统直到近代才受到挑战。刘节是五四运动“新史学”的一位倡导者。当他在1941年著文重新解释这三个字的时候，他引征可资比较的文献证据，认为“则”的意思是“铭文”或“题写”，而不是“规律”或“准则”。虽然他将“物”认定为“图腾”不一定恰当[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当时对西方“图腾”概念的认识模糊]，但是他认为“物”是代表人类族群的某种图像的这个基本看法，使得这段文字和其他相关文献的意义变得更为明了。如根据古代传说，夏代将“远方”进贡的“物”铸在九鼎上，因此把“物”理解为图像就比较顺畅。最后，刘节指出“彝”是礼器的总称；汉代人对于这个定义仍记忆犹新。刘节的解释使中国古代经典的研究者们得以重新体会到《诗经》中这些句子的含义。根据这个解释，这首颂诗所表达的是一种远比孟子、毛亨和郑玄的思想更为古老的观念，即当中国文明刚刚出现的时候，支持这种文明的并不是某种抽象的法则，而是铸刻着图像和文字的有形礼器；只有通过它们，人们才得以“懂得基本的道德”。
这些诗行传达给我们一种来自礼制艺术的时代的真实声音，发掘这种声音也就是本章的主题。对于我的讨论来说，同样重要的是，现代学术研究对于这些诗句本意的再发现证实了“解释”的力量。这为研究中国古代纪念碑性提供了一个绝好的例证，因为这一研究的目的也在于通过复原文化原境而对早期中国艺术和建筑中一些为人熟知的实例提出新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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