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的兴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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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美）肯尼迪著；陈景彪，王保存，王章辉，余昌楷译；朱贵生审校
出 版 社：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出版时间： 2006-1-1字数：版次： 1页数： 527印刷时间：开本： 32开印次：纸张：I S B N ： 9787801733672包装： 平装编辑推荐
本书总结了公元1500年以来大国兴衰的历史，论述的是近现代（即文艺复兴之后）的国家或国际力量，追述和阐明了自西欧建立“新君主国”和全球性跨洋国家系统以来，五个世纪中各大国的相互关系与兴亡盛衰。毋庸赘言，这将涉及大量战争，特别是那些对国际秩序有巨大影响的、由大国联盟进行的大规模长期战争。但是，这又不完全是一部军事史，它也追溯公元1500年以来世界经济力量对比的变化；但它也不是一部经济史，本书重点是描绘国际体系中的一流强国在励精图治、富国强兵过程中经济与战略的相互影响。并对“今后世界政治的格局”作了预言。当中国准备在21世纪“和平崛起”之际，这本书显然是很值得国人一读而再读的。
保罗•肯尼迪的《大国的兴衰》一书总结了公元1500年以来大国兴衰的历史，并对“今后世界政治的格局”作了预言。当中国准备在21世纪“和平崛起”之际，这本书显然是很值得国人一读而再读的。
中国人素来有天下主义的抱负，他并不孜孜于追求中国的世界领导地位，也不反对由美国主导的全球化。但是，当今这个世界上还是现实主义者多过理想主义者。国际政治领域的现实主义反对政治一体化，满足于现在的国际无政府状态。坚持国家利益，民族利益至上。如果他们在理论上和政治上保持强势。世界联邦和世界政府的理想就会遥遥无期。在这种情况下，正在迅速崛起的中国就要准备好有朝一日担当“最后的大国”的历史责任。
如果中国有机会在21世纪成为最后的大国，那就不仅仅是一种“崛起”，而且是一种“复兴”。中国与英国和美国不同，它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国家，曾经有过多次的沉沦与复兴。中国最近的一次沉沦不过是19世纪的事。中国最近一轮的复兴，也不是21世纪才提上议事日程，而是过去一个世纪艰苦卓绝努力的延续。
内容简介
这是一部广泛论述国际政治、经济、军事外交和历史的巨著。作者反思五百年来世界各大国兴亡盛衰、成败得失的经验教训，强调经济和科技的发展是社会发展的基础，经济力量是军事实力的后盾。大国兴起，起于经济和科技发达，以及随之而来的军事强盛和对外征战扩张，大国之衰，衰于国际生产力重心转移，过度侵略扩张并造成经济和科技相对衰退落后。
本书视野开阔，资料丰富，论证有力。自1987年面世之后，震荡美国政界、学界，受到国际社会广泛关注，是一部颇有争议的畅销书。
作者简介
保罗肯尼迪（1945—），英格兰人，曾获牛津大学博士学位，皇家历史学会会长。现为美国耶鲁大学历史学教授，重点研究和讲授当代战略和国际关系，是多所大学的客座研究员和客座教授。曾撰写和编辑过10本有关海军史、帝国主义、英德关系、战略和外交等方面的著作。
目录
出版说明
推荐序一兴衰的秘密
推荐序二最后的大国
前言
PART ONE 前工业社会
第一章 西方的兴起
一 明代中国
二 穆斯林世界
三 两个特例：日本和俄国
四 “欧洲的奇迹”
第二章 哈布斯堡家族争霸（1519—1659）
一 角逐的目标与纪年
二 实力与弱点
三 国际较量
四 战争、金钱和民族国家
第三章 金融地理战争（1660—1815）
一金融革命
二地缘政治
三赢得战争（1660—1765）
四赢得战争（1765—1815）
PART TWO 工业时代
第四章 工业化与力量对比（1815—1885）
一 欧洲之外
二 英国充当霸主？
三 “中等强国”
四 克里米亚战争和俄国的衰落
五 内战与美国
六 德国的统一
七 结论
第五章 “中等强国”的危机（1885—1918）
一 世界均势的变动
二 大国的地位（1885—1914）
三 联盟与战争趋势（1890—1914）
四 总体战（1914—1918）
第六章 两极世界的来临（1919—1942）
一 战后国际秩序
二 战争策源地
三 法国与英国
四 幕后超级大国
五 无法避免的危机（1951—1942）
PART THREE 当代和未来
第七章 两极世界的稳定与变革（1943—1980）
一 “超级力量的正确使用”
二 新的战略态势
三 冷战与第三世界
四 两极世界的解体
五 变化中的经济格局（1950—1980）
第八章 面对21世纪
一 历史回顾与思考
二 平衡发展的中国
三 进退维谷的日本
四 得失并存的西欧
五 矛盾重重的苏联
六 相对衰落的美国
后记
书摘插图
PART ONE前工业社会
第一章 西方的兴起
16世纪初期，中西欧诸国能否在世界民族之林脱颖而出，显然末见端倪；东方帝国尽管显得不可一世，组织得法，却深受中央集权制之害。
公元1500年被许多学者当作近代和现代的分界线，这个时候欧洲的居民们绝对看不出他们的大陆即将统治其余的大部分地球。当时人们对东方伟大文明的知识是支离破碎的，而且常常是错误的。这些知识主要来源于旅行者的故事，他们在重述这些故事时常常添油加醋。尽管如此，许多人对拥有神话般的财富和庞大军队的广袤的东方帝国的想像，还是相当准确的。当初次接触这些社会时，它们必定显得比西欧的人民和国家得天独厚。的确，若拿其他重要文化和经济活动中心同这些社会比较，欧洲的相对弱势就比其实力更加明显。首先它既不是世界上最肥沃的地区，也不是人口最稠密的地区。印度和中国对它们在这两方面的地位都引以为自豪。从地缘政治学方面讲，欧洲“大陆”的形状隐含着困难和危险，它的北部和西部与冰天雪地和大海相连，东面容易招致频繁的陆路入侵，而南面则易受到战略包围。在1500年及以前很长时间和在这以后，这些都不是抽象的想像。仅仅8年以前，西班牙最后一个穆斯林地区格拉纳达才向斐迪南和伊莎贝拉的军队投降，但这仅表示地区性战役的结束，而不是基督教世界和先知的军队之间更大规模战争的结束。1453年君士坦丁堡的陷落所造成的震动，仍然笼罩着大部分西方世界，这一事件似乎孕育着更多的东西，因为它绝不表明奥斯曼土耳其人向前推进的极限。到该世纪末，他们已夺取了希腊和伊奥尼亚群岛、波斯尼亚、阿尔巴尼亚和巴尔干半岛其他大部分地区。到16世纪20年代，情况变得更糟，当时可怕的土耳其军队迫近布达佩斯和维也纳。在南部，奥斯曼的战
船袭击意大利港口，教皇开始担心罗马可能很快就会遭受君士坦丁堡的命运。
虽然这些威胁似乎是穆罕默德二世苏丹及其继任者们新领导的一个整体性大战略的一部分，但欧洲人的反应是分散的、时断时续的。不像奥斯曼帝国和中华帝国，也不像莫卧儿王朝不久在印度建立的统治，从来没有一个各部分都承认一个世俗领袖或宗教领袖的统一欧洲。不，欧洲是一些小王国和公国、边境贵族领地和城邦的大杂烩。在西方出现了一些比较强大的君主国，主要是西班牙、法国和英国，但没有一个国家能摆脱国内紧张状态，而且每个国家都把其他国家看成竞争对手，而不是反对伊斯兰世界的盟国。
同亚洲的伟大文明比较起来，也不能说欧洲在文化、数学、工程学或者航海和其他技术方面具有显著的优势。总之，欧洲文化和科学遗产的相当大一部分是从伊斯兰世界“借用”来的，恰如穆斯林社会几百年里通过通商、征伐和殖民从中国借用一样。回顾历史，你可以看到，到15世纪末，欧洲在贸易和技术方面的发展加快了。然而，或许最恰当的一般评价应是：在这前后每个大的世界文明中心都处在大致相似的发展阶段，有些文明中心在一个领域先进一些，而在别的领域却要落后一些。奥斯曼帝国、明朝时期的中国，稍后是莫卧儿王朝时期的北印度和欧洲国家体系及其俄国人旁支，在技术上，因而也在军事上要比非洲、美洲和大洋洲分散的社会先进得多。虽然这意味着1500年的欧洲是最重要的文化实力中心之一，但绝对看不出有一天它将出现在顶峰。因此在研究欧洲兴起的原因以前，有必要考查其他竞争者的实力和弱点。
一明代中国
在近代以前时期的所有文明中，没有一个国家的文明比中国文明更发达，更先进。它有众多的人口（在15世纪有1亿～1．3亿人口，而欧洲当时只有5000万～55007／万人），有灿烂的文化，有特别肥沃的土壤以及从11世纪起就由一个杰出的运河系统连结起来的、有灌溉之利的平原，并且有受到儒家良好教育的官吏治理的、统一的、等级制的行政机构，这些使中国社会富于经验，具有一种凝聚力，使外国来访者羡慕不已。的确，这个文明受到蒙古游牧部落的严重破坏，并且在忽必烈汗的入侵以后被蒙古人统治着。但是，中国惯于同化征服者而不是被后者同化，当1368年出现的明朝重新统一帝国并最后打败蒙古人的时候，许多旧的制度和知识都保留下来。
对于受教尊重“西方”科学的读者来说，中国文明最引人注目的特点必定是其技术上的早熟。中国11世纪就出现了活字印刷，不久就有大量书籍。商业和工业受到开凿运河和人口压力的促进，同样很发达。中国的城市要比中世纪欧洲的城市大得多，商路也四通八达。纸币较早地加速了商业的流通和市场的发展。到11世纪末，中国北部已有可观的冶铁业，每年能生产大约12．5万吨铁，主要为军队和政府所用，比如，100万人以上的军队是铁制品的一个巨大市场。值得指出的是，这一生产数字要比700年以后英国工业革命早期的铁产量还多！中国也许是第一个发明真正火药的国家，而且在14世纪末明人曾用大炮推翻蒙古人的统治。
对中国文化和技术进步有了这些了解以后，再听到中国人已转向海外开发和贸易也就不足为奇了。指南针是中国人的另一发明，他们有些平底帆船同后来西班牙的大帆船一样大，而与印度和太平洋诸岛的贸易，从潜力上说与往返大漠商路的贸易一样有利可图。许多年以前中国人就在长江进行过水战。13世纪60年代，为了征服宋朝的船队，忽必烈汗强迫建造他自己的大战船队，装备发射投掷机械。14世纪初期，沿海谷物贸易兴旺发达。据记载，1420年明朝的海军拥有1 350艘战船，其中包括400个大型浮动堡垒和250艘设计用于远洋航行的船舶。这样一支力量还不包括许多私人经营的船舶，但后者同海军比起来显得黯然失色。这些私人经营的船只那时已经在与朝鲜、日本、东南亚，甚至东非进行贸易，并为中国国家带来收入，因为国家试图对这种海上贸易征收捐税。
最有名的官方海上远征，是1405年和1433年问海军将领郑和进行的七次远洋航行。这支船队有时由数百艘船舶和数万人组成，遍访从马六甲和锡兰到红海口和桑给巴尔的各个港口。一方面他们向顺从的地方统治者馈赠礼品，另一方面强迫桀骜不驯的统治者承认北京的朝廷。曾有一艘船带着长颈鹿从东非返回，以取悦中国皇帝；另一艘船带回了一个锡兰首领，因他极不明智，竟不承认天子的最高权力（但是应当指出，中国人从不曾抢劫和杀戮，这与葡萄牙人、荷兰人和其他入侵印度洋的欧洲人不同）。从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可以告诉我们的关于郑和船队的规模、实力和适航性（有些大宝船看来大约有400英尺长和1500吨以上的排水量）来看，他们或许在航海家亨利的探险开始热心地向休达以南推进之前好几十年，就可以绕过非洲并“发现”葡萄牙。
侣1433年中国的远征是这条航线的最后一次，3年以后一项皇帝诏书禁止建造海船，再以后一项专门敕令竟禁止保存两桅以上的船舶。此后船队船员受雇于大运河的小船。郑和的大战船被搁置朽烂。尽管有种种机会向海外召唤，但中国还是决定转过身去背对世界。
诚然，这项决定有一种似乎有理的战略原因。帝国北部边疆再次遭受蒙古人的威胁，把军事资源集中到这个比较脆弱的地区或许是谨慎的。在这种情况下，一支强大的海军是一种耗资巨大的奢侈，无论如何，中国尝试过的南下向安南（越南）的扩张被证明是徒劳的，而且代价很高。但当后来收缩海军的弊端已经显露出来以后，看来仍未重新考虑过这个颇为有理的论据。在大约一个世纪的时间内，中国沿海，甚至长江沿岸的城市不断遭到日本海盗的袭击，但没有认真重建帝国海军。甚至葡萄牙船队在中国沿海的反复出没也未能使当局重新估计局势。达官贵人们推理说，陆上防御就够了，因为不管怎么说，中国臣民所进行的一切海上贸易不是都没有禁止吗？
因此，除去新涉及的耗费和其他起抑制作用的因素外，中国倒退的关键因素纯粹是信奉孔子学说的官吏们的保守性，这一保守性在明朝时期因对蒙古人早先强加给他们的变化不满而加强了。在这种复辟气氛下，所有重要官吏都关心维护和恢复过去，而不是创造基于海外扩张和贸易的更光辉的未来。根据孔子学说的行为准则，战争是一种可悲的活动，而军队只有在担心发生蛮族入侵或内乱时才有必要。达官贵人对军队（和海军）的厌恶伴随着对商人的疑虑。私人资本的积累、贱买贵卖的做法、暴发户商人的铺张阔气。都冒犯了这些权贵士大夫，几乎如同他们激起了劳苦大众的不满一样。虽然达官贵人们并不想完全停止整个市场经济，但经常通过没收商人的财产或禁止他们经商来干涉个别商人。中国民间进行的对外贸易，在达官贵人们的眼里必定显得更加令人疑虑，这仅仅是因为外贸较少受他们控制。
对商业和私人资本的厌恶与上述大量技术成就并不冲突。明朝重建了中国万里长城，发展了运河系统、制铁业和御用帝国海军，因为官吏们上奏皇帝说，这些都是必须的。但这些事业才刚刚开始就受到忽视。运河听任淤塞，军队经常缺乏新的装备，天文仪器（约建于1090年）缺乏管理，铁工场被废弃。这些不仅仅对经济发展起到阻碍作用。印刷仅限于学术著作，没有用于广泛传播实际知识，更很少用于社会批评。纸币的使用被中止。中国城市从来也不容许西方城市所享有的自治；没有真正意义的中国自治市民；一旦皇宫迁址，帝都亦随之迁移。然而得不到官方的鼓励，商人和其他企业家就不能兴旺起来。即使那些发了财的人也宁可把钱用于购置土地和兴办教育，而不情愿投资发展基础工业。同样，禁止海外贸易和海洋渔业，更消除了刺激经济持续发展的另一潜在因素。尽管在以后几个世纪里，受官方控制的（虽然无疑会有许多逃避监督的）与葡萄牙人和荷兰人的奢侈品贸易之类的对外贸易还是存在。
结果，明王朝时期的中国与400年前的宋王朝比起来，活力和进取精神都大为逊色。明朝时期农业技术的确有所改进，但即使这种比较集约化的农业和对边沿土地的开发利用也很难跟上人口增长的步伐；中国的人口增长仅仅受到马尔萨斯所说的瘟疫、洪水、战争等方式的制约，而这些灾害是很难预测的。甚至1644年以后满人取代明朝也未能停止这种持续的相对衰落。
一个最后的细节可以概括这段历史。1736年，即（英国）亚伯拉罕•达比在科尔布鲁克德尔的铁工场开始出名的时候，河南和河北的鼓风炉和炼焦炉已被完全废弃了。而这些炉子的规模在征服者于哈斯丁斯登陆以前就已经很大了。这下子它们要等到20世纪才会重新恢复生产。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