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回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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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美）埃文斯，（美）鲁施迈耶，（美）斯考克波 编著，方力维 等译
出 版 社：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出版时间： 2009-4-1字数：版次： 1页数： 561印刷时间：开本： 16开印次：纸张：I S B N ： 9787108030993包装： 平装编辑推荐
本书是一部比较公共政策分析的理论和实证论文集，由三个篇章组成。第一篇，“国家作为经济发展和社会再分配的促进者”，将对新兴工业化国家（尤其是拉丁美洲国家和台湾地区）的国家战略研究与对发达工业民主国的不同、凯恩斯主义范式的探索收集到一起。第二篇，“国家与跨国关系”，范围（尤其是时间跨度上）涉及甚至更广。它包括一份对现代欧洲早期发动战争与国家缔造历史的分析，以及两项对国家与“二战”后的国际经济体系（包括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工业国）之间的相关关系的讨论。最后，第三篇，“国家与社会冲突的模式”，研究对象从19世纪的美国和英格兰，一直到今天尼日利亚北部的约鲁巴以及拉丁美洲“南锥体”地区的民族国家，目标都是探索国家对政治分化和集体行动的影响。 本书不仅融汇了诸多依时间和地区而划分的不同的区域专家的关注，还试图调和一般性理论辩论和具体经验证据之间的关系，对后者来说，深度案例研究与比较能够展示出有关国家组织、公共政策及其前因后果的不同情形。
内容简介
本书是一部比较公共政策分析的理论和实证论文集，由三个篇章组成：第一篇考察新兴发展巾国家的国家战略；第二篇重点分析现代欧洲早期发动战争与缔造国家的历史，以及国家与“二战”后国际经济的相关关系；第三篇则重新审视了国家如何影响政治分化和集体行动的议题。本书涉及比较政治学、比较公共政策、比较政治经济学等领域，引用率甚高。
作者简介
彼得埃文斯（Peter B.Evans） 本书编者之一，布朗大学社会学教授和发展比较研究中心副主任。他（和西达•斯考克波）是社会科学研究协会的国家与社会结构研究委员会的联合主席。埃文斯已经发表了《依附性发展：多国公司、国家与地方资本在巴西的联盟》[Dependent Development：The Alliance of Multinational，State and Local Capital in Brazil（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79）]，以及大量有关发展的政治经济学论文。他目前从事的研究是巴西计算机产业发展中的国家角色。
目录
总序
序
绪论
一 找回国家——当前研究的战略分析
第一篇 国家作为经济发展和社会再分配的促进者
二 国家与经济转型——一种支撑有效干预的条件分析
三 台湾地区的经济发展
四 国家结构与国家以凯恩斯主义应对大萧条的可能性——以瑞典、英国和美国为例
第二篇 国家与跨国关系
五 发动战争与缔造国家类似于有组织的犯罪
六 跨国联系与国家的经济角色——对“二战”后发展中国家与工业国家的分析
七 开放的国际经济中的小国——瑞士和奥地利国家与社会的趋同均衡
第三篇 国家与社会冲突的模式
八 工人阶级的形成与国家——从美国视角看19世纪的英格兰
九 霸权与宗教冲突——大英帝国统治与约鲁巴的政治分化
十 拉丁美洲南锥体地区的国家权力与公民社会的力量
结论
十一 迈向更加充分了解国家的大道
作者简介
索引
译后记
书摘插图
第一篇 国家作为经济发展和社会再分配的促进者 编者
现代民族国家所承担的功能真可谓多种多样，既发动战争又提供福利保障，还或有意或无意地重新塑造着其所在社会环境的诸多方面。然而，从亚当斯密到当代的新马克思主义者，令现代社会科学家最为着迷的国家行为还是对经济过程的干预。一次又一次地，社会学家总在质疑，国家是怎么样地在地区、国家乃至全球层面上影响市场和阶级关系的，其影响的结果又如何呢？
然而，对“国家”与“经济”的相关关系的探讨，时常会绕开对历史的和跨国的差异进行解释这一艰难的任务。这种局面是通过下面一种或两种路径形成的。首先，大量关于现代国家的研究都是规范性的，探讨的是国家应该做什么或者不应该做什么的问题——总之，就是在“自由市场中”应该做什么或不应该做什么，或者是应该或不应该“对”“自由市场”做什么的问题。后来，当分析性的而非规范性的研究出现之后，学者们又反复沉迷于非常抽象的理论模型，从“市场”或“资本积累”所需的必要功能条件中提炼出关于国家干预的超历史的逻辑或约束条件。
尽管如此，还是有一些学者在从事分析性的而非主要是规范性的研究，在他们之中，又有部分学者在历史的基础上考察了国家在经济发展中的角色，对不同的制度形式和社会后果保持着高度敏感。这类研究主要聚焦于国家对欧洲和北美原始资本主义工业化的贡献。《找回国家》在本篇中选取的文章提出了许多概念性的洞察，其灵感则来自亚历山大格申克龙（Alexander Gerschenkron）、小巴灵顿摩尔（Barrington Moore，Jr．）以及卡尔波兰尼（Karl Polanyi）这些巨匠们的工作；但这些文章所关注的则是比欧洲工业化更具当代现实意义的重大问题。它们反思了近年来社会科学界对第三世界的经济发展与对发达的工业民主国施行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管理模式之动因的研究兴趣的不断升温。
迪特里希鲁施迈耶和彼得埃文斯的文章以及艾丽丝阿姆斯登（Alice Amsden）的研究关注的都是在通常所谓20世纪第三世界“新兴工业化国家”中国家促进农业发展和工业化的干预行为。在《国家与经济转型》一文中，鲁施迈耶和埃文斯提出了有关为进一步深化经济转型所需的有利于或不利于“国家自主性”与“国家能力”的条件的许多假设和前瞻性的问题。为了将注意力从国家行为损害市场功能这一问题丛生的议题，即国家研究中主流的规范性分析和抽象的理论研究所经常关注的议题——上转移出来，鲁施迈耶和埃文斯集中探讨了国家的官僚体系以及国家和主导社会阶级之间的关系等具体层面。总之，这样的模式能够帮助解释第三世界民族国家在追求资本积累和与之相关的社会分配方面的效果上的差异。
鲁施迈耶和埃文斯使我们对那些可能同时或先后既增强又削弱国家能力之相交与相矛盾的倾向变得敏感起来。比如，国家通常同时需要政策协调上的集权和在收集信息及在各种异类环境中实现政策目标等方面的分权。而拥有这种矛盾需求的国家的行为效力，则取决于对平衡两种对立趋势这一永恒而又难以驾驭的难题的“解决之道”，而这种解决方式又随着时间和国别的不断变化而极不稳定。鲁施迈耶和埃文斯反复地指出这样的两难困境，还提出了一些替代性的解决方法，在其中，国家结构和国家与主导阶级的关系可能会约束处理这类问题的方法选择。两位学者举例论证了他们的思想要点，其中既有坦桑尼亚政府增加农业生产率的失败教训，也有多个拉丁美洲国家和台湾地区的国有经济企业或多或少的成功表现。
在《国家与台湾地区的经济发展》一文中，艾丽丝阿姆斯登也采用宏大的比较视角来分析整个第三世界进行有效经济干预的条件，但她的文章主要深入探讨了在近年经济发展中表现异常优秀的一个特殊案例。她在文章中问道，台湾当局在结构、历史、社会背景和地缘政治环境方面的哪些特征，不仅能够帮助我们理解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台湾“经济奇迹”，而且能够帮助我们理解这种在一个由罕见的征服取向的军国主义分子主宰的政体支持下的奇迹是如何发生的？这个致力于经济上自给自足和积极储备武器、兵力及外交支援，随时准备反攻大陆的国民党的政权，是如何最终走向利用政权干预来鼓励出口导向型资本主义工业化的？
正如阿姆斯登在文中所揭示的，台湾当局之所以能够在经济上采取一些非常有效的措施，其根本原因在于，相比于大多数第三世界国家而言，一个外来征服者政权通常相对于先前存在的主导性农业利益集团具有更大的自主性。然而，她在文中指出，其他一些由政权支持的、意欲促进台湾地区经济发展的措施或者是碰巧推出的，或者是直到变化的国际环境和改善的岛内经济状况促使国民党政权“放弃”部分（并非全部）军国主义目标和组织特征之后才设计出来。
认为当今第三世界国家的政府通常都会在经济发展中扮演非常积极的角色的想法往往都是想当然的判断，就连许多专业的经济学家也会落此窠臼。而从19世纪自由放任主义经济学的全盛时期到现在，当今工业资本主义国家实施过的许多政府干预也一直被认为是不必要的和不适当的。在20世纪30年代的盎格鲁一美国人地区和在盎格鲁一美国人影响下的世界经济地区，这种论调尤其普遍。尽管我们至今仍在同一个世纪，当“凯恩斯时代”在发达工业国家似乎行将终结或者至少即将走到一个根本性的转折点时，自由放任主义经济学的训导可能再次大行其道。然而，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的“凯恩斯时代”已经成为西方工业资本主义国家的一个阶段，在这一时代，国家对经济发展和相关的社会分配所采取的行动主义（activism）既为人们所期待，也为人们所称赞。尽管所提到的这些国家干预行为非常不同于第三世界国家在意欲推动经济发展时所采用的许多其他种类的干预，如国有企业或强制性的农村土地改革等，但上述说法仍然是有根据的。
凯恩斯经济学与先于其兴起的古典自由主义范式一样，将私人企业与市场动力视作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尽管如此，公共政策决策和理论经济学领域所说的“凯恩斯革命”，则以该理论所提出的由公共权力部门经深思熟虑在财政和货币方面施行干预这一明确的原理而著称。民族国家的官员——当然是在政府内外的经济专家的建议之下——在理论上已经有权在稳定就业这一必要的政治考虑与政府为确保稳定的资本主义经济增长所需的适当因素而承担的新的职责之间进行协调。信奉凯恩斯主义的政策制定者已然很得意于利用或开发其能力，在满足充分就业的前提下追求国民经济的增长这一目标之下对国民经济的增长予以监督，以及为调节公共开支、税收水平和货币管制而设计战略。
玛格丽特韦尔（Margaret Weir）和西达斯考克波的文章考察了资本主义工业民主国家凯恩斯式宏观经济干预的起源，还在跨国层面细致地分析了这种战略被采用的时机和所采取的形式两大变量。为什么在大危机时期，是瑞典而不是作为第一个工业民主国的英国有意识地采用了以赤字财政为支撑的公共工程作为同时实现再就业和国民经济恢复两大目标的措施？为什么尽管在20世纪30年代的国内改革整体方面大致相似，但瑞典接受的是“社会凯恩斯主义”，即将积极的宏观经济管理与为社会福利目的而实施的高水平的公共开支相结合；而美国则最终采纳的是“商业凯恩斯主义”，非但不重视公共开支，反而赞成削减税收和利用“自动稳定器”？为回答这些问题，韦尔和斯考克波考察了国家结构和公共“政策遗产”（即前期政府所采用42的干预形式），她们认为，这两个因素既影响了政府官员对20世纪30年代经济危机的反应，还影响了社会集团和政党对这类反应的需求。
本篇中的三篇文章都应用了本书第一章阐述过的部分分析战略（同时也扩展到了更为复杂的系列议题）。他们不是简单地对那些事先给定的在某种短期意涵上可能或不可能“成功”的政策进行分析，而是考察了各种各样的甚至通常是相互矛盾的政府措施，在其中，特定结构的国家可能既有意又无意地对长期经济转型——或者对具有转折性意义的政策变迁，如凯恩斯主义的引入或是工业化从“进口替代型”转变为“出口导向型”——做出了贡献。
鲁施迈耶和埃文斯以及阿姆斯登都非常强调重视研究具体社会背景下的国家对相对较长时段的经济转型的贡献。前两位作者强调，虽然国家对经济过程强势且有效的干预可能最初是源自凝聚力强、相对独立于主导社会阶级的官僚集团，但这种干预很有可能恰好会削弱国家的自主性和进行进一步干预的能力，因为受到政策影响的集团会动员起来，对政府当局施以压力或者对相当部分的政府机构进行渗透。要想证伪这一判断，就必须透过各种类型的国家结构对有关特定种类的国家干预的众多时间序列数据进行剖析和比较。与此同时，阿姆斯登则通过她的关于台湾地区的特殊案例证明了长期历史分析的必要性，因为如果仅仅分析20世纪60年代以后的情况，就无法发现日本殖民统治对后来台湾国民党政权的作用，也无法发现经济增长的“反馈”效应——即由大陆人掌权的当局重新调整其组织和政策，转而追求更高程度的经济增长。
这些文章展示了从宏观制度和时间尺度方面进行调研的价值所在。鲁施迈耶和埃文斯指出，从一种可能是更为“普遍性和综合性的视角”来看，国家官僚体系的建构正是国家对经济问题采取行动的能力基础，而不会只是成为私人企业或局部性社会利益的囊中之物。然而，这种“国家建设”不能被理解成仅仅是一种有意进行的组织设计这类短期行为，因为特定的国家官僚体系的建设或重建发生在国家的整个制度性结构之内，也发生在国家官员与其所在社会中（或跨国层面上）的集团的既有关系的背景之下。事实上，当新的问题出现时，国家通常不太可能去创造新的国家组织，它一般首先会极力地去适应现有的组织。反过来，这种情况往往已然对国家的适应范围构成了限制，而原因或者是他们的内部组织结构不当，再或是他们与阶级或政治关系的相互嵌入，妨碍了他们接受或是执行新的政策目标。
后来，在回答国家对某种突然的大规模经济危机做出反应的适应能力问题时，韦尔和斯考克波用比较的方法探讨了各国的差异。她们从整体国家结构和国家、政党与知识专家之间的关系角度，考察了特定的国家组织的布局，用以解释英国政府舍不得放弃失业带来的好处、采纳凯恩斯主义的宏观经济管理的不适应性，以及瑞典采用公共工程管理作为新的经济复兴战略的适应性。阿姆斯登也探讨了台湾（地区）在政权能力方面的适应性问题。在台湾，国民党政权的结构一部分植根于岛屿的历史，一部分植根于该党在中国大陆的过去。阿姆斯登指出，1949年之后，继承自日本对台湾的殖民控制时期的鼓励农业增长的强政权能力使国民党颇为受益；但同时，一旦从中国大陆新移植到台湾岛，国民党的军事独裁并不能也不愿意尽快发展工业化，这是因为懂经济的技术专家都被调离了公共政策的重要职位。
读者将会看到，在为应对新挑战的一系列目的而建构的国家组织的适应能力这一令人着迷的问题上，在大量的其他同等重要的议题上，本篇中的历史性文章对国家的经济干预从不同方面所做的跨国比较和国际比较，充实了鲁施迈耶和埃文斯所提出的关于分析的问题。第一篇概念性的文章和随后的历史探索在洞察力上此呼彼应，就这样，这些文章的兴趣点也大为扩充。总的来说，这些文章提出的问题显然是互为补充的；但它们并没有提供能够自动扩展到在外国和其他时代进行国家干预的这种别有不同的方面。话虽如此，在国家进行经济干预的原因和结果问题上，这些研究还是提出了丰富的建设性假设，这些假设或许可以用于对20世纪之前的历史时期进行探索，或者可以用于考察已被本篇中的作者深入调查过的国家之外的众多国家。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