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辩论：资本主义萌芽的学术（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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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赵晓华著
出 版 社：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出版时间： 2004-12-1字数：版次： 1页数： 253印刷时间：开本： 大32开印次：纸张：I S B N ： 9787806477687包装： 平装内容简介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在开始这本书的写作时，我们的耳畔总是萦绕着意大利历史学家克罗齐的这个最为著名的史学命题。
对于自己这一足以让人记忆深刻的论断，克罗齐还有过如下的解释:当代史固然是直接从生活中涌现出来的被称为非当代史的历史也是从生活中涌现出来的。因为，显而易见，只有现在生活中的兴趣方能使人去研究过去的事实。因此，这种过去的事实只要和现在生活的一种兴趣打成一片，它就不是针对一种过去的兴趣而是针对一种现在的。这一点已由历史学家们在他们的经验公式中用各种各样的方式一再说过了，对于历史是生活的教师这句老话，它纵使没有替它构成更深刻的内容，也构成了使它得以收敛的原因。
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研究史应当属于中国史学史中的“当代史范畴”。没有人可以否认资本主义萌芽对中国经济史研究的重要意义。所以，当在步入21世纪的几年里，出现的林林总总的关于上个世纪学术发展历程的回顾、评价等方面的论文著作的今天，对于中国史学来是说，中国历史学一向肩负着寻求社会发展规律的学术功能，实际上，史学发展里程本身也即是反映社会发展变革的一个例证同时历史学也承担了一个对历史进行反思的重要功能。这当然也包括对史学史，即某个特定时期史学的研究方法和认知方法提出反思。本书正是试图带着一种反思的、客观的态度对20世纪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研究做一个回顾和总结。
目录
绪论
第一章 20世纪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研究概况
一、研究的由来与起步
二、“《红楼梦》热”与第一次论辩高潮
三、第二次论辩高潮
四、20世纪90年代以后的资本主义萌芽研究
五、资本主义萌芽的研究方法
第二章中国资本主义萌芽于何时
一、资本主义萌芽的概念及标志
二、资本主义萌芽产生时期众说
第三章明清资本主义萌芽发展水平、规模及前景
一、资本主义萌芽与资本原始积累
二、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水平
三、明清社会性质大讨论
四、明清时期的市民力量与资本主义萌芽
五、明清资本主义萌芽发展前景
第四章中国手工业资本主义萌芽研究
一、手工业资本主义萌芽的总体考察
二、纺织业中的资本主义萌芽
三、盐业中的资资本主义萌芽
四、制瓷业中的资本主义萌芽
五、矿冶业中的资本主义萌芽
第五章中国农业资本主义萌芽研究
一、农业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
二、农业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水平
三、雇佣劳动与经营地主经济
第六章资本主义萌芽发展滞缓原因探讨
一、封建国家政策的影响
二、封建经济结构的影响
三、行会、会馆的影响
四、综合因素
五、其他因素
六、特定行业资本主义萌芽发展缓慢的原因
第七章资本主义萌芽论争的学术意义及历史局限
二、资本主义萌芽论争的学术意义
二、资本主义萌芽论争的历史局限
结语
主要参考文献目录
编辑后记
书摘插图
第一章 20世纪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研究概况
一、研究的由来与起步
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研究史，最早可以上溯到风雨如晦的20世纪30年代。1927年，中国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刚刚结束。1928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六次代表大会召开。会议通过决议，认为中国社会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革命的性质仍然是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但是，这一正确的结论在当时却遭到了各种政治势力的反对，其中包括站在国民党立场上、较早以马克思主义研究历史的陶希圣、国民党改组派以及共产党内的托陈取消派。他们歪曲中国社会的性质，认为封建制度在中国早已土崩瓦解，中国当时的社会，如陶希圣所言，是一个由“超阶级、超出生产组织各阶段以外，自有特殊的利益”的“士大夫阶级”所支配的既非封建社会、又非资本主义社会的一种特殊社会。中国社会的性质到底如何？这也成为当时为许多人关注的一个社会问题。中国史学发展史上著名的“中国社会史论战”由此引发。在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反对者认为中国历史上根本不存在什么原始社会和奴隶社会，并鼓吹中国的封建社会早已结束的同时，有些外国学者为了迎合本国侵略者的目的，也大肆抛出了中国社会发展的“亚细亚的停滞性”、非外力推动即不能发展的“外铄论”等等。1931年至1933年，上海神州国光社的《读书杂志》开辟了“中国社会史论战”专栏，专门刊登相关论战文章，其他一些杂志也发表了一些关于中国社会史的文章，中国社会史论战更加掀起了一阵热潮。陶希圣等将攻击的焦点指向郭沫若1930年出版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他们否认中国古代存在一个奴隶社会，并且缩短封建社会时间，试图在封建社会和近代社会之间插入一个“商业资本主义社会”或“前资本主义社会”。在论战进行了两年之后，非马克思主义者败下阵来，而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科学则经过这次论战开形成。
在论战中，为了驳斥这些反动论调，老一辈史学家郭沫若、吕振羽、侯外庐等人，站在唯物史观的立场上，对中国社会的性质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在此当中，有些学者通过对历代思想文化、经济问题的研究，已经初步涉及到了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如著名社会经济史学家傅衣凌先生就曾经回忆说，在社会史论战中，他认为中国社会长期落后的“外铄论”是错误的。在研究苏州洞庭商人时，他发现有史料记载，当时已有洞庭商人在雇募工人从事纺织生产。他认为，这则史料说明中国封建社会内部已经出现了商业资本和生产相联系，商人控制生产的初步萌芽，这就否定了中国社会的长期停滞说。此后，他将注意力集中到手工业方面，在搜集了严如煜《三省边防备览》等史料基础上，又写了《清代中叶川陕湖三省边区手工业形态及其历史意义》一文，指出这些地区的手工业形态已经不是原始的家内工业的生产形态，而极接近于工场手工业的发展阶段。傅衣凌由此认为那种主张中国的近代化是由外力促成的观点是不正确的，事实上，明清时期封建社会内部的生产技术水平与分工已经出现了某些变化。这篇文章虽然没有明确提出资本主义萌芽的概念，却被认为是国内第一篇关于手工业资本主义萌芽的文章。
当然，从数量上来看，解放以前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研究的文章还是寥若星辰。相关的论著主要包括邓拓的《近代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曲折过程》、侯外庐的《中国近代思想学说史》、吕振羽的《简明中国通史》等等。其中，邓拓于1935年在《中山文化教育馆季刊》4卷1期上发表了《近代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曲折过程》一文。文章指出，在外国资本主义入侵以前，中国封建经济体系内部已经出现了重要的变化，18世纪中叶，许多地区规模较大的家庭工业和独立作坊已经出现并发展，手艺工人和作坊主人间的阶级分化已经日益明显。不过，在外国资本主义侵入时，中国封建社会内部的工业生产还没有达到工场手工业的完成阶段，因此，19世纪后的中国经济就会变成国际资本主义统治下的半殖民地的经济结构。解放初期，侯外庐将他在30年代写的《中国近世思想学说史》修订整理，定名为《中国早期启蒙思想史》出版。书中明确指出：“十七世纪的中国社会，已存在着资本主义的幼芽，这是在十六世纪中叶开始的。”依据丰富的史料，侯外庐认为，16世纪中叶到17世纪初是中国历史上资本主义萌芽最显著的阶段。在这一时期，新旧矛盾冲突激烈，城市私人手工业、城市商业和对外商业都发展迅速，阶级关系也出现了相应变化，大规模的市民运动层出不穷，启蒙思潮也应运而生。而在这一时期，相比而言，对资本主义萌芽问题考察最早、论述最多的还要属吕振羽。
吕振羽，1900年生于湖南武冈。1933年在北平中国大学经济系任教，兼任民国大学、朝阳大学教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先后任大连大学、东北人民大学校长，中共中央高级党校教员，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顾问等。1933年，针对当时社会上对中国社会长期停滞的论断，在深入研究了中国经济特别是封建社会的经济发展状况后，吕振羽在《中国上古及中世纪经济史讲义》中提出，中国“到清代的前半期，封建经济已临没落，而开始跌入社会自身的突变的过渡时期，历史的新因素已在形成的过程中”。在稍后出版的《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中，他更进一步指出，在外国资本主义入侵前，“中国的资本主义因素业已开始在孕育”，从而首次提出了资本主义萌芽这一学术课题。1937年，在《中国政治思想史》中，吕振羽从思想史的角度肯定了明末和鸦片战争前都有资本主义的萌芽，并论述了王夫之、黄宗羲、魏源、龚自珍的思想主张反映了“萌芽状态中的市民政治思想”。他指出：“到明清之际，布尔乔亚的都市经济的成长，已成为社会经济领域中之一个重要因素。”“由于布尔乔亚势力的成长而开始其独立性的表现，便产生具有革命性质的黄宗羲、戴震、王夫之等人的布尔乔亚的政治哲学。”中国社会发展“到明清之际，不仅表现都市经济的成长，已成为国民经济生活中的一个重要因素；而且自由商人等已开始以其资本直接投向生产，出现了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的原始形态的东西。因之，它更发挥了肢解封建农村的作用，并引起大量农民离开农村。”抗日战争爆发后，吕振羽还针对日本学者秋泽修二的谬论予以驳斥。秋泽修二原来自诩为唯物史观的信徒，但后来却为了迎合日本军国主义，抛出中国社会发展的“停滞论”，他故意强调“中国社会经济的近代化的过程，不是发生于中国社会自体内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自生的发展”，而是由外力来决定的，“中国社会的停滞性是社会矛盾的循环，社会过程（社会运动）之反覆的形式，是中国社会的根本性格”，然后又引申出“日本皇军的武力”将会“给予中国社会之特有的停滞性以最后的克服”的论调。1940年，吕振羽发表了《“亚细亚生产方式”和所谓中国社会的“停滞性”问题》一文，对秋泽修二的反动论调予以强有力的驳斥。其中吕振羽指出，明清之际，东南沿海沿江地区已经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但在清初遭到了扼杀。．清康熙中叶后资本主义萌芽重新出现，到鸦片战争之后，又被帝国主义的侵略打断了。通过这一点已可见：“中国封建社会在较迟缓的发展进程中，并没有‘静化’、‘退化’、‘复归’或‘循环’，而是螺旋式地或波浪式地前进。”在1948年出版的《简明中国通史》中，吕振羽又从经济和市民斗争等方面对资本主义萌芽问题做了论证。该书的第十五章专门设立了《由封建经济的复兴到崩溃和资本主义因素的产生》的标题，用两节的篇幅论述了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和表现，从而丰富并发展了他自己以前关于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论述。他说：“由于自由商人原始资本积累的增高，国内外市场的扩大，大量得以自由出卖的贱价劳动力不断由农村流入都市，以及社会一般生产力与技术的进步，又引起资本主义生产的萌芽。”“但是这种资本主义原始形态的东西，还只是在这里那里出现，并非普遍存在，在明、清之际，又受到致命的摧残。而这种资本主义性的生产，还只是在萌芽状态中，不只受到封建制的严重束缚，其本身也具有很浓厚的封建性。”
老一辈史学家的这些研究成果，将翔实的史料和马克思主义理论有机地结合起来，既体现了他们在学术见解上卓越的胆识和深厚的功力，有力地支持了当时的社会革命，对于以后学者对资本主义萌芽的研究也有着深远的影响。1954年之前，关于资本主义萌芽研究的重要论著还应当提到尚钺主编的《中国历史纲要》。该书作为建国初期中国人民大学中国通史课程的讲义，在出版之后曾引起较大的反响，其中专门列有“商品经济的发展与资本主义萌芽”一节，指出明代已经出现了资本主义的手工业作坊或工场，不过还只限于少数地区和少数行业，封建势力的压制和打击使得它未能迅速发展。
总之，作为前期性研究和起步，解放前和建国初期关于资本主义萌芽的研究成果虽然数量少、时间跨度广，但仍然为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研究日后的发展吹响了前奏，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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