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识别与民族研究文集
分類: 图书,社会科学,文化人类学,
作者: 施联朱 著
出 版 社: 中央民族大学
出版时间: 2009-5-1字数:版次: 1页数: 781印刷时间:开本: 大32开印次:纸张:I S B N : 9787811086843包装: 平装内容简介
《民族识别与民族研究文集》全书内容共分5个部分:第一部分为关于民族问题理论与民族政策的研究,重点在于通过具体的民族识别调查研究,突出民族识别理论如何应用到中国的民族实践中去,使马列主义原则性与灵活性有机辩证地相结合,归根结底,即马列主义中国化;第二部分为关于台湾历史与台湾高山族的研究,以大量的历史事实论证:台湾自古属中华,美丽富饶的台湾宝岛,是台湾各族人民共同开发的,台湾的历史和文化是台湾各族人民共同缔造的,是中华民族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第三部分为关于畲族的研究;第四部分为关于其他民族的研究;第五部分为附录。
本书适合从事相关研究工作的人员参考阅读。
作者简介
施联朱,男,汉族,1920年5月11日生,福建省福清市人。1945年暨南大学毕业。1950年燕京大学民族学专业研究生,助教。中央民族大学教授、民族研究所中东南民族研究室主任。长期以来,主要从事民族史、民族学的教学和研究工作。主要论著有:《台湾史略》、《中国的民族识别》、《畲族风俗志》、《畲族》;主编《畲族简史》、《新中国的民族关系》、《台湾民族与文化》、《畲族研究论文集》、《畲族历史与文化》、《畲族社会历史调查》以及合编《中国少数民族》、《中国少数民族常识》、《当代中国的民族工作》等20多部,论文50多篇。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目录
第一编 关于民族问题理论与民族政策的研究
民族识别(1986年)
中国民族识别的理论与实践确(1989)
中国的民族识别(1993)
几种不同类型的民族识别(节选)(2005年)
有关几个民族识别余留问题的探讨(节选)(1995年)
《当代中国的民族工作》绪论(1993年)
第二编 关于台湾历史与台湾高山族的研究
台湾同胞心向社会主义祖国——纪念台湾省人民“二二八”起义30周年讲话材料之四(1977年)
我国的高山族(1981年)
台湾最早的居民——高山族的情况是怎样的?(1984年)
台湾概况(1987年)
台湾的开发(1987年)
台湾人民反抗清朝封建统治的斗争(1987年)
在台湾少数民族研究会成立大会上的发言(1996年)
关于台湾高山族若干历史问题的探讨(2005年)
第三编 关于畲族的研究
闽东畲族(1959年)
畲族人民爱唱歌(1981年)
古老有趣的畲族婚俗(1981年)
畲族(1986年)
浙江景宁县东俪村畲民情况调查(1953年)
福建福安县甘棠乡山岭联社畲族调查(1958年)
江西铅山县太源、贵溪县樟坪畲族情况调查(1982年)
安徽宁国县云梯公社畲族情况调查(1982年)
广东潮安县凤凰山区畲族情况调查(1982年)
《民族知识丛书畲族》(节选)(1988年)
《畲族风俗志》(1989年)
《丽水地区畲族志》序(1992年)
《霞浦县畲族志》序(1993年)
《上杭县畲族志》序(1994年)
浙江丽水学院畲族文化研究所成立大会上的发言(2005年5月14日)
面向21世纪畲族历史文化研究的几个问题(2007年)
第四编 关于其他民族的研究
云南的傣族(1957年)
壮族人民的喜悦(1958年)
三江平原上的赫哲族(1981年)
伊玛堪(1981年)
我国少数民族主要居住在什么地区?这些地区有何特点?(1984年)
我国少数民族有哪些著名的历史文献?(1984年)
我国少数民族历史上有哪些著名的科技文献?(1984年)
你知道历史上有哪些少数民族的思想家、文学家和科学家?(1984年)
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是怎样形成的?(1984年)
款(1986年)
深切怀念林耀华老师(2005年)
〔附录〕
少数民族的知音——访中央民族学院副教授、著名民族学家施联朱
施联朱副教授四下畲乡
《台湾史略》1984年获全国爱国主义通俗历史读物优秀奖的有关评语与报道
“还是家乡好啊!” ——访闽籍著名作家冰心老人
论述我国一项世界性创举的专著——《中国的民族识别》
编史修书更修人——中央民族大学教授施联朱小记
作一次极目之眺——台湾少数民族研究会成立大会记
情深彩云边(节选)——回访中央民族访问团
聆听施联朱先生的学术与人生
民族识别,走向平等团结的前奏(节选)
我校荣获四项国家基金项目优秀成果奖
文化部、财政部评选《中国的民族识别》为“送书下乡工程”(2007年度)图书之一
施联朱教授论著目录
书摘插图
第一编 关于民族问题理论与民族政策的研究
中国民族识别的理论与实践确(1989)
民族识别,是指对一个族体的民族成分和民族名称的辨别。
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为了贯彻执行中国共产党民族平等团结政策,结束旧中国遗留下来的民族成员结构、民族成分和族称混淆不清的状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伊始,国家即组织大批民族科研人员和民族工作者,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历史唯物论和民族问题理论为指导,从中国的国情和民族的实际出发,就各个族体的族称、分布地域、经济、语言文化、共同的心理素质和社会历史进行综合的调查研究和深入的分析,并在充分尊重该族体人民意愿的基础上,科学地甄别各个族体的民族成分和族称。通过调查研究,首先要弄清楚那些有待于识别的民族共同体是汉族还是少数民族;其次,如果是少数民族,那么,他们究竟是单一的少数民族,还是某一少数民族的一部分。我们称此项工作为民族识别工作。
民族识别是一项理论性、科学性、政策性很强而又相当复杂的重要基础工作。它直接关系到具体落实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改善和发展社会主义的民族关系,加强民族团结,巩固祖国统一,胜利地开展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等问题。因此,民族识别工作既是一项极为繁重的实际工作,又是一项意义重大的科学研究工作,涉及民族定义、识别标准等理论问题。实践证明,中国的民族识别研究工作是成功的,它是以马列主义民族问题理论与中国民族实际相结合的解决中国国内民族问题的典范之一,并已成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族工作和民族科学研究领域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一、中国民族识别研究的特色
中国的民族识别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族工作之一。本文试从3方面论述之:
(一)伟大时代提出的历史性服务。中国的民族识别工作在中国共产党的重视和关怀下,其规模之大,历时之久,识别民族之众多,调查地区之广泛,都是当今世界上独一无二的。
在我们国家的历史发展中,各民族都作出过自己的贡献:他们共同开拓了祖国辽阔的疆域,维护祖国的统一和各民族的团结;共同创造祖国悠久的历史和光辉灿烂的文化,共同缔造我们这个东方大国:中国各少数民族都是我们伟大祖国统一的多民族大家庭中的一个平等成员,他们同汉族人民一样都是吃苦耐劳、酷爱自由、富于革命传统的民族。但是,过去历代反动统治阶级却采取民族压迫政策,歧视少数民族,抹杀各个民族在缔造祖国历史文化中的贡献和在中国历史上应有的地位,而且荒谬地否认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否认中国各少数民族的客观存在。国民党政府为了维护其阶级利益,巩固其统治,推行民族压迫政策,极力鼓吹“国族论”,把少数民族视为“国族”(实际上就是汉族)的“大小宗支”。蒋介石在其《中国之命运》中,公然宣称中国只有一个“国族”、“宗族”或“同一血统的大小宗支”,把那些历来被公认的许多少数民族也都说成是汉族的“宗支”。就连孙中山先生所提倡的“五族共和”也被抹杀,甚至称回族为具有“内地生活习惯特殊之国民”,从而根本否认中国是个多民族的国家。这是赤裸裸的大汉族主义,其目的在于压迫和强制同化国内的少数民族。正如毛泽东同志在《论联合政府》中指出的:“国民党……否认中国有多民族存在,而把汉族以外的各少数民族称之为‘宗族’。他们对于各少数民族,完全继承清朝政府和北洋军阀政府的反动政策,压迫剥削,无所不至。”
民族是在长期历史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的。由于历史上的原因,在中国各个时期人们共同体变化的具体情况显得非常复杂,加以在旧中国统治者对国内各少数民族采取歧视否认态度,长期存在着民族压迫制度,因而中国有许多少数民族是长期埋没无闻的,许多少数民族被迫隐瞒了自己的民族成分;另一方面又由于缺乏科学的调查研究,所以全中国究竟有多少个民族,谁也无法回答。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实行民族平等政策,废除了民族压迫制度,加强了民族团结,出现了一个亲密团结的统一的多民族大家庭。各族人民共同生活在平等团结的民族大家庭中,党的民族平等团结政策在各民族中深深扎根,实行民族区域自治,进行社会改革,帮助少数民族发展政治、经济和文化事业,改善了民族关系,历史上造成的民族隔阂逐步消除。这些因素构成了当代中国民族问题、民族关系上的特点,保障了各民族在共同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上,以适合本民族特点的方式阔步前进,走向共同繁荣和进步,也为族别意识的觉醒和高涨奠定了思想和物质基础。因而,许多长期被压迫、受歧视的少数民族,纷纷提出自己的族称和公开自己的民族成分,要求作为多民族大家庭里光荣的一员。据不完全统计,到1953年止,全国各地汇总登记的民族单位名称共有400多个,其中仅云南一省就有260多个,贵州省有80多个。这是中国共产党民族政策的光辉胜利,也是少数民族人民民族自觉的表现。只有在实行民族平等政策的国家里,少数民族才会有这种自觉的“返本归原”、恢复本来面貌的要求。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认真落实党的民族平等政策,体现民族平等,在各级权力机关里,在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里,就要落实少数民族的代表名额,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建立民族自治地方,帮助少数民族发展民族经济、发展民族文化等。这就首先要搞清楚中国究竟有哪些民族以及他们的人口分布、各具的民族特点等。因为如果民族成分不确定,势必影响到这些民族充分享受一个民族应该享受的各项权利,影响到他们的政治、经济、文化事业的发展,也会妨碍这些民族人民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中充分发挥其积极性。因此,自1950年起,民族识别便作为首要解决的任务之一被提到了民族工作的日程上,由中央及有关地方的民族事务机关组织了包括专家、学者和从事实际民族工作的人员在内的科研队伍,对新提出民族名称的各个民族单位,深入实际,进行了民族识别调查研究。
1950—1952年,中央先后派出了西南、西北、中南、东北和内蒙古等地区的中央民族访问团,分赴各少数民族地区进行慰问,宣传贯彻党的民族政策,初步接触到民族识别问题。1953年中央民委派出畲民识别调查小组,分赴福建、浙江等省调查研究畲民族问题。同年,中央民族学院在中央民委领导下,也派出达斡尔族识别调查组,分赴黑龙江省、内蒙古自治区的达斡尔族地区进行民族识别调查研究。1954年中央派出云南民族识别调查组,对该省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曾提出的260多个民族名称,经过识别,归并为22个,除首先确定彝、白、傣、苗、回、佤、哈尼、傈僳、拉祜、纳西、景颇、藏和瑶族外,还识别了68个大小族体,有的给予正名,有的划分了归属。1955年国家民委派出广东蛋民、畲民识别调查组。1956年又派出湖南土家族识别调查小组等。此外,贵州、四川、云南、广西、湖南、湖北、广东、西藏等省、自治区也陆续派出许多民族识别调查组,深入到各个民族地区,做了大量的民族识别的调查研究工作,为待识别民族的族属认定提供了科学的客观依据。
(二)中国民族识别研究在对“民族”定义内涵上的认识和实践中应用的特色。
在民族识别研究工作中,首先要明确什么叫做“民族”?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作家关于民族问题的基本观点和民族定义,对于我们的民族识别工作有重大的指导意义。但由于我国的国情和民族实际情况的不同,因而对“民族”定义的内涵的认识和实践中的应用也有所不同。民族是历史上形成的稳定的人们共同体。马克思说:“只有当结合在一个政府之下的诸部落融合为统一的整体时……这时民族方始产生……部落联盟是与民族最近似的东西。”恩格斯说:“最初本是亲属部落的一些部落从分散状态中又重新团结为永久的联盟,这样就朝民族(Nation)的形成跨出了第一步。”由此可见,马克思、恩格斯一致认为民族是由部落发展而来的。
列宁、斯大林则集中论述现代民族的形成。列宁说:“民族是社会发展的资产阶级时代的必然产物和必然形式。”斯大林说:“封建制度消灭和资本主义发展的过程同时就是人们形成民族的过程。”列宁又说:“因为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而客观现实又告诉我们,除了高度发展的资本主义民族之外,还有许多在经济上很软弱和十分不发达的民族。”列宁甚至批评说:“欧洲人常常忘记殖民地人民也是民族,谁容忍这种‘健忘症’,谁就是容忍沙文主义。”可见,列宁除论述资本主义上升时代所形成的现代民族共同体外,十分强调经济上不发达和殖民地人民所形成的资本主义以前的民族共同体,两者虽然经济发展水平和社会发展阶段不同,但毕竟都是长期历史发展的产物,是历史上形成的稳定的人们共同体。斯大林还在1913年给“民族”下了一个定义:“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1929年,斯大林在《民族问题和列宁主义》一文中又写道:“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的民族文化特点上的共同心理素质这4个基本特征的稳定的共同体。”这就是斯大林关于民族定义的著名论点。斯大林的民族定义是对资本主义上升时代形成的民族共同体的科学总结。他根据欧洲的现代资本主义发展之后形成的民族,总结了它的特点,概括为4个特征,具有原则上和实践上的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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