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实主义批判--易卜生在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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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陈惇，刘洪涛编
出 版 社： 江西高校出版社
出版时间： 2009-5-1字数：版次： 1页数： 224印刷时间：开本： 16开印次：纸张：I S B N ： 9787811325881包装： 平装编辑推荐
易卜生(1828—1906)，挪威剧作家和诗人。他前期剧作属于浪漫主义范畴；中期剧作倾力反映各种社会问题，主人公追求精神独立和反叛，具有强烈的现实主义精神；后期作品以人物心理刻画和象征主义为特色。易卜生最有影响的作品《玩偶之家》《群鬼》《人民公敌》等都属于中期作品。五四时期，易卜生的剧作，特别是《玩偶之家》在中国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对人道主义思潮的发展，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像鲁迅、胡适等新文化运动的支持者，都撰文介绍和分析易卜生的作品，形成了文学领域的“易卜生热”。
中国人世界性的视野和观念的确立，是以推崇西方伟大的思想家文学家为标志的。我们今天只有正视这一切。才能够比较深刻和全面地理解五四新文化的多元性和复杂性，也能够比较贴切地理解现代文学的真实面目。
本套丛书正是从五四以来对中国文学和思想产生过重要影响的外国思想家和文学家中选出十位，编选的一套他们书中国的影响的文集。每—卷都不仅包括外国思想家或者作家在中国被翻译介绍的原始材料，还收集被研究。被阐释、其思想观点在中国被应用的材料。
本套丛书的规模相当壮观，在研究中外文学关系史上从未有过这样系统的专题性资料汇编，与此前出版的《中外文学关系资料汇编（1898-1937）》—起，可以说填补了一大块学术的空白点。新材料必然会推动新的学术研究，希望这套丛书的出版能够绘中外文学关系的研究带来新的成果。
——陈思和
内容简介
本书收入的材料，丰富而翔实，比较系统而全面。这些经过审读、选择、梳理和分类编排的材料，大体上呈现出选编者“无形的”真知灼见；在《后记》中，选编者结合入选材料关于“说不尽”的《玩偶之家》的论述，就发表了“有形的”真知灼见。“有形的”和“无形的”真知灼见，相得益彰。说到这里，我不禁想起论坛上的一种“偏见”，以为选编书只是“剪刀加糨糊”的“技术活”。这种看法当然不正确，不符合认真选编的实际。选编不仅需要坚实的学术功力，而且需要跟踪求索的毅力。举例来说，选编者花费了艰辛的劳动，才发现《晨报副刊》上《娜拉》演出的讨论等“不少新材料”，这些材料使这部书更加充实、更有参考价值。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我受人民文学出版社委托，编审校订《易卜生文集》并为它撰写序言和各剧题解时，就不曾掌握这一类宝贵的材料。现在追溯起来，不无遗憾。不过，这部书又弥补了作者的遗憾。
选编者选材料有严格的标尺，以有典型意义、有重大影响或有较高的学术价值者为主，也适当地收进了对同一作品、人物、问题持不同观点的文字，其中包括正面和负面意见。就作品而论，入选评介文字最多的是对中国影响最深远的《玩偶之家》，其次是《群鬼》《建筑师》。其他作品评介，一般一剧一篇。
目录
《世纪的回响外来思潮卷》出版序
《世纪的回响》丛书序钱谷融
《现实主义批判——易卜生在中国》序
第一辑现代学人、作家论易卜生
鲁迅论易卜生
仲遥论易卜生
陈独秀论易卜生
胡适论易卜生
周作人论易卜生
傅斯年论易卜生
胡愈之论易卜生
茅盾论易卜生
宋春舫论易卜生
滕若渠论易卜生
第二辑批评论争篇
易卜生主义胡适
看了女高师两天演剧以后的杂谈
看了娜拉后的零碎感想
又一看了女高师两天演剧以后的杂谈
女高师演的《娜拉》
看新剧与学时髦
娜拉走后怎样——一九二三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文艺会讲
《娜拉》的纠纷微明（茅盾）
《娜拉》的答案郭沫若
论者谓易卜生非思想家
——自习备忘录之一
第三辑作品序跋篇
《国民之敌》译序
《社会柱石》小引
《梅孽》发明
《易卜生集》（二）序
《海得加勃勒》译者序言
近代戏曲大家《易卜生传》序
《我们死人再醒时》译者序言
《罗士马庄》小引
《娜拉》前奏曲（节选）
《娜拉》小引
《总建筑师》译者序
《玩偶夫人》后记
《建筑师》后记
《海妇》后记
《卜克曼》后记
《鬼》后记
第四辑介绍篇
伊蒲生之剧镜若口述
文豪意普森传太玄
西洋演剧史（节选）
自然主义戏曲的先驱易卜生
看了易卜生的《国民公敌》以后
谭谭《傀儡之家》
易卜生
易卜生诞生百年纪念
易卜生底女性主义
社会改造家的易卜生与戏剧家的易卜生
论《群鬼》——为国立北平艺术学院戏剧系第九次公演作
第五辑研究篇
易卜生传
易卜生传新叙
论易卜生（节选）
伊卜生的思想
伊卜生的艺术
易卜生研究（节选）
近代欧洲文艺思潮史纲（节选）
西洋文学史（节选）
附录一：本书部分人名、概念各种译法对照表
附录二：易卜生剧作中英译名对照表
附录三：有关易卜生研究介绍的重要译著和论文目录
后记刘洪涛
书摘插图
第一辑现代学人、作家论易卜生
鲁迅论易卜生
（1）
……伊氏①生于近世，愤世俗之昏迷，悲真理之匿耀，假《社会之敌》以立言，使医士斯托克曼为全书主者，死守真理，以拒庸愚，终获群敌之谥。自既见放于地主，其子复受斥于学校，而终奋斗，不为之摇。末乃日，吾又见真理矣。地球上至强之人，至独立者也！其处世之道如是。
摘自鲁迅《摩罗诗力说》，文载1908年2月和3月《河南》月刊第2号、第3号，选自《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2）
至丹麦哲人契开迦尔（S．Kierkegaard）②则愤发疾呼，谓惟发挥个性，为至高之道德，而顾瞻他事，胥无益焉。其后有显理伊勃生（Henrik Ibsen）③见于文界，瑰才卓识，以契开迦尔之诠释者称。其所著书，往往反社会民主之倾向，精力旁注，则无间习惯信仰道德，苟有拘于虚而偏至者，无不加之抵排。更睹近世人生，每托平等之名，实乃愈趋恶浊，庸凡凉薄，日益以深，顽愚之道行，伪诈之势逞，而气宇品性，卓尔不群之士，乃反穷于草莽，辱于泥涂，个性之尊严，人类之价值，将咸归于无有，则常为慷慨激昂而不能自已也。如其《民敌》一书，谓有人宝守真理，不阿世媚俗，而不见容于人群，狡狯之徒，乃巍然独为众愚领袖，借多陵寡，植党自私，于是战斗以兴，而其书亦止：社会之象，宛然具于是焉。
摘自鲁迅《文化偏至论》，文章原载《河南》1908年8月7号，选自《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易卜生做的《群鬼》（有潘家洵君译本，载在《新潮》一卷五号）虽然重在男女问题，但我们也可以看出遗传的可怕。欧士华本是要生活，能创作的人，因为父亲的不检，先天得了病毒，中途不能做人了。他又很爱母亲，不忍劳他服侍，便藏着吗啡，想待发作时候，由使女瑞琴帮他吃下，毒杀了自己；可是瑞琴走了。他于是只好托他母亲了。
欧：“母亲，现在应该你帮我的忙了。”
阿夫人：“我吗？”
欧：“谁能及得上你。”
阿夫人：“我！你的母亲！”
欧：“正为那个。”
阿夫人：“我，生你的人！”
欧：“我不曾教你生我。并且给我的是一种什么日子？我不要他！你 拿回去罢！”
这一段描写，实在是我们做父亲的人应该震惊戒惧佩服的；决不能昧了良心，说儿子理应受罪。这种事情，中国也很多，只要在医院做事，便能时时看见先天梅毒性病儿的惨状；而且傲然的送来的，又大抵是他的父母。但可怕的遗传，并不只是梅毒；另外许多精神上体质上的缺点，也可以传之子孙，而且久而久之，连社会都蒙着影响。我们且不高谈人群，单为子女说，便可以说凡是不爱己的人，实在欠缺做父亲的资格。就令硬做了父亲，也不过如古代的草寇称王一般，万万算不了正统。将来学问发达，社会改造时，他们侥幸留下的苗裔，恐怕总不免要受善种学（Eugenies）①者的处置。
摘自鲁迅《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原载《新青年》1919年11月6卷6号，选自《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4）
无破坏即无新建设，大致是的；但有破坏却未必即有新建设。卢梭、斯谛纳尔、尼采、托尔斯泰、伊勃生等辈，若用勃兰兑斯的话来说，乃是“轨道破坏者”。其实他们不单是破坏，而且是扫除，是大呼猛进，将碍脚的旧轨道不论整条或碎片，一扫而空，并非想挖一块废铁古砖挟回家去，预备卖给旧货店。中国很少这一类人，即使有之，也会被大众的唾沫淹死。
摘自鲁迅《再论雷峰塔的倒掉》，原载《语丝》1925年2月15期，选自《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5）
前些时，偶然翻阅日本青木正儿①的《支那文艺论丛》，看见在一篇《将胡适漩在中心的文学革命》里，有云——
“民国七年（1918）六月，《新青年》突然出了《易卜生号》。这是文学底革命军进攻旧剧的城的鸣镝。那阵势，是以胡将军的《易卜生主义》为先锋，胡适罗家伦共译的《娜拉》（至第三幕），陶履恭的《国民之敌》和吴弱男的《小爱友夫》（各第一幕）为中军，袁振英的《易卜生传》为殿军，勇壮地出阵。他们的进攻这城的行动，原是战斗的次序，非向这里不可的，但使他们至于如此迅速地成为厅兵底原因，却似乎是这样——因为其时恰恰昆曲在北京突然盛行，所以就有对此叫出反抗之声的必要了。那真相，征之同志的翌月号上钱玄同君之所说（随感录十八），漏着反抗底口吻，是明明白白的……”
但何以大家偏要选出Ibsen来呢？如青木教授在后文所说，因为要建设西洋式的新剧，要高扬戏剧到真的文学底地位，要以白话来兴散文剧，还有，因为事已亟矣，便只好先以实例来刺戟天下读书人的直感：这自然都确当的。但我想，也还因为Ibsen敢于攻击社会，敢于独战多数，那时的绍介者，恐怕是颇有以孤军而被包围于旧垒中之感的罢，现在细看墓碣，还可以觉到悲凉，然而意气是壮盛的。
那时的此后虽然颇有些纸面上的纷争，但不久也就沉寂，戏剧还是那样旧，旧垒还是那样坚；当时的《时事新报》②所斥为“新偶像”者，终于也并没有打动一点中国的旧家子的心。后三年，林纾将“Gengangere'’译成小说模样，名曰《梅孽》——但书尾校者的按语，却偏说“此书曾由潘家洵先生编为戏剧，名日《群鬼》”——从译者看来，Ibsen的作意还不过是这样的——
“此书用意甚微：盖劝告少年，勿作浪游，身被隐疾，肾宫一败，生子必不永年。……余恐读者不解，故弁以数言。”
然而这还不算不幸。再后几年，则恰如Ibsen名成身退，向大众伸出和睦的手来一样，先前欣掌那汲Ibsen之流的剧本《终终身大事》”的英年，也多拜倒于《天女散花》《黛玉葬花》的台下了。
不知是有意呢还是偶然，潘家洵先生的“Hedda Gadle”的译本，今上突然在《小说月报》上发表了，计算起来，距作者的诞生是一百年，距《易卜生号》的出版已经满十年。我们自然并不是要继《新青年》的遗踪，不过为追怀这曾经震动一时的巨人起见，也翻了几篇短文聊算一个纪念。因为是短文的杂集，系统是没有的。但也略有线索可言；第一篇可略知Ibsen的生平和著作；第二篇叙述得更详明；第三篇将他的后期重要著作，当作一大篇剧曲看，而作者自己是主人。第四篇是通叙他的性格，著作的琐屑的来由和在世界上影响的，是只有他的老友C．Brandes才能写作的文字。第五篇则说他的剧本所以为英国所不解的缘故，其中有许多话，也可移赠中国的。可惜他的后期著作，惟Brandes略及数言，没有另外的详论，或者有岛武郎的一篇《卢勃克和伊里纳的后来》可以稍弥缺憾的罢。这曾译载在本年一月的《小说月报》上，那意见，和Brandes的相同。
“人”第一，“艺术底工作”第一呢？这问题，是在力作一生之后，才会发生，也才能解答。独战到底，还是终于向大家伸出和睦之手来呢？这问题，是在战斗一生之后，才能发生，也才能解答。不幸Ibsen将后一问解答了，他于是尝到“胜者的悲哀”。
（6）
……这时有伊孛生的剧本的绍介和胡适之先生的《终生大事》的别一形式的出现，虽然并不是故意的，然而鸳鸯蝴蝶派作为命根的那婚姻问题，却也因此而诺拉（Nora）似的跑掉了。
摘自鲁迅《上海文艺之一瞥》，原载上海《文艺新闻》1931年7月、8月第213期、21期，选自《鲁迅全集》第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7）
他们（易卜生和萧伯纳——选编者注）的看客，不肖说，是绅士淑女们居多。绅士淑女们是顶爱面子的人种。易卜生虽然使，他们登场，虽然也揭发一点隐蔽但并不加结论，却从容地说道“想一想罢，这到底是些什么呢？”绅士淑女们的尊严。确也有一些动摇了，但究竟还留着摇摇摆摆的退走，回家去想的余裕，也就保存了面子，至于回家之后，想了也未想得怎样，那就不成什么问题，所以他被绍介进中国来，四平八稳，反对的比赞成的少。萧可不这样了，他使他们登场，撕掉了假庙具，阔衣装，终于拉住耳朵，指给大家道，“看哪，这是蛆虫！”连磋商的工夫，掩饰的法子也不给人有一点。这时候，能笑的就只有并无他所指摘的病痛的下等人了。在这点上，萧是和下等人相近的，而也就和上等人相远。
摘自鲁迅《“论语一年”——借此又谈萧伯纳》，原载《论语》1933年9月25期选自《鲁迅全集》第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