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经济学评论（2009卷第1辑（总第2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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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方福前主编
出 版 社：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 2009-5-1字数：版次： 1页数： 241印刷时间：开本： 16开印次：纸张：I S B N ： 9787300104539包装： 平装内容简介
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对外开放和经济发展已经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初步形成，我国经济正在以每年8％以上的增长速度在快速增长，我们的人均收入和生活水平与发达国家的差距正在不断缩小。但是，市场经济在我国还处在婴儿期，我们对它的认识还比较浅显。西方经济学在很大程度上是西方学者对发达的市场经济的理论概括和经验总结，是对市场经济的一种比较系统的认识和规范的分析。我国经济学的建设和发展，我们深化对市场经济的认识，一方面需要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方法的指导下，从我国的市场经济实践出发，着力研究我国市场经济发展中出现的新现象和新问题，并把这些研究成果上升为经济理论；另一方面需要研究和借鉴西方经济学，把西方经济学中那些反映了市场经济共性和一般关系的成果拿来为我所用，并结合我国国情，对西方经济学中那些不符合中国实际的内容进行“中国化”改造，使之能够用来解释和解决我国的经济问题。
为了达到上述目的，我们认为需要在我国学术界设立一个专门的平台，用来集中发表国内外学者研究、评论和运用西方经济学的学术成果。这就是我们编辑出版这本《西方经济学评论》的初衷和动因。
《西方经济学评论》主要刊发三类论文：（1）西方经济学家的最新研究成果（用英文刊发，每期2～3篇）。（2）中国学者研究西方经济学的成果，包括对西方经济学新理论、新动态的综述和评论，对西方经济学某个流派、理论和方法的专门研究。（3）运用西方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对中国现实经济问题所做的分析。
目录
对主流经济学的批评与对新理论、新方法的期待
The Transformation of Pax American and the Global Capitalism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International Capital Market：Bretton Woods Economic Regime and‘Global Capitalism’
Globalization and the Transition from Central Planning to Market Regulation：Moldova and Vietnam
Theorizing US hegemony and globalization：what role for classical theories of imperialism
后凯恩斯主义及结构主义经济学关于收入分配影响经济增长的相关理论综述
实际经济周期的劳动市场理论
不确定性经济学中的时间问题
西方货币与金融地理学研究述评
中国新凯恩斯菲利普斯曲线研究
政府管制、融资约束、法制环境与企业增长：来自中国非国有企业的实证分析
我国人口问题的成本效益分析
凯恩斯革命中的创新与继承
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基本分析框架及其主要缺陷
书摘插图
对主流经济学的批评与对新理论、新方法的期待
内容摘要本文在技术层面上首先对经济增长理论的不足提出了批评，进而对整个主流经济学的重要缺陷进行了论证。系统地批判了主流经济学的主要特征，即理性人假设、函数分析方法，以及在从微观到宏观的转化问题上所表现出来的简单叠加的处理方式。在此基础上，介绍了一些新的理论，并对新理论的优点与缺陷进行了简要的说明。
作者杨旭2008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获得博士学位。现为北京交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师。Email：xyang@bjtu.edu.cn。
一、引言
对于主流经济学进行批判的文章已经有很多了，这些批判大致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是站在哲学的高度上，从方法论的视角对主流经济学进行批判，例如James A.Sweaney和Robert Premus对作为现代经济学方法论基础的逻辑实证主义（亦称“逻辑经验主义”）做了反思性的批评。姚洋对主流经济学中表现出的科学主义自大狂倾向进行了批判。这类批判高屋建瓴，但对一般人来说可能过于抽象。第二类从某一个对立的理论对主流经济学进行批判。例如从马克思主义理论出发进行批判，如高鸿业、吴易风；或者是从介绍某些新兴的理论出发对主流经济学进行批判，例如从行为经济学的角度、从演化经济学的角度进行批判，甚至从女性主义角度进行批判等等。这类批判由于往往是针对个别问题展开的，所以往往缺乏总体性。第三类是从主流经济学对现实的指导意义出发，特别是在中国的适应性角度出发对主流经济学提出批评。例如，杨帆、何新等人。这类批判好的一面是对指导现实，特别是我国现实的经济建设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而不好的地方是有些文章煽动性过强而学术价值不大。
按照上述的分类，我在这里所进行的批评大概属于后两类，力争进入第一类。类型的判断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本文的价值之所在。笔者认为本文区别于其他文章的特点在于：一是批评的脉络比较独特，首先对某一个经济学分支领域——增长理论的质疑出发，引申出对整个主流经济学的批评，最后按照批评的逻辑介绍一些相应的新思想、新理论，并对这些新理论的优点与不足进行了探讨；二是力图将批判更多地体现在技术层面上，避免过于抽象。
在正文开始之前有一点需要说明，那就是关于什么是主流经济学的问题。这个问题迄今为止还没有一个明确的定义，因为它始终是一个扬弃的动态过程，过去提到主流经济学大多将其与新古典经济学划等号，到今天这个范畴至少已经将新制度经济学、博弈论等内容包容进去了。当然无论包容了哪些新理论，抛弃了哪些旧理论，目前的主流经济学还有一些可以进行辨认的基本特征。这些特征包括：以理性人为假设前提；以效用最大化、利润最大化为行为目标，当然这里还需要一个前提，即微观主体的任何行为都可以与某一个可衡量的并且是在数学上可以处理的函数相对应；最后，在从微观结论转化到宏观结论的过程中多以简单叠加作为处理的手段。而本文对主流经济学的批评也主要是针对这些特征展开的。
二、正文
经济增长理论本来是我很向往的领域。因为这是一个既时髦而又艰辛的话题，主流经济学的所有理论都会在这个领域中找到“归宿”（或者称为终极目标），同时在这个领域中也会看到所有经济学大师的名字。然而随着对经济增长理论的不断学习，我对这些原本很崇敬的模型产生了不满与质疑，进而对整个主流经济学产生了怀疑，具体的论证见下文。
（一）初步的疑问——对新古典增长理论的疑问
（1）现有的增长模型中，只注重人均物质资产（人均收入）的变化。这表现在求解动态最优化过程中，状态变量只有“人均资产”。模型解出的结果也是主要说明如何通过对消费的控制来达到理想的人均资本。这种情况一方面是为了突出重点，简化问题分析的难度；另一方面则是体现出传统经济理论对“增长”现象的理解，即，只要人均资产（人均收入）增加了就是经济增长了。
然而现实中我们常常可以看到两个国家的人均收入差不多，但两个国家的经济结构、风俗习惯，甚至是生活质量却是大相径庭。对此增长理论无法给予解释（我相信这是一个古老的批评，在从增长理论发展到发展理论的过程中，许多人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了）。
（2）大多数增长模型，均衡状态都是一个鞍点。这样，只有当人均消费和人均资本（c，k）组合的初始点落在了通向均衡的“黄砖小路”上时，均衡才能被达到。可如果现实真的如此，那就会出现一个问题：按照这个结论，现实中“均衡增长”应该是一件很稀有的“现象”，因为毕竟，在一个平面中随机地撒一点，要让该点正好处于某一条曲线上的概率为零。而现实中，经济增长现象并不罕见，在不少国家和地区都出现了，而且稳定性也并不是太差。
（3）大部分的模型虽然在形式上很复杂，但表现出来的思想却很简单，与我们的常识相距不远。例如，索洛模型（新古典增长模型的鼻祖）告诉我们，增长的源泉是资本（人均资本）的积累、技术进步。这一观点我想即使没有学习过经济学的人大抵也能说得上来。而后来出现的一系列所谓的“内生增长模型”实际上都是在“细化”上述基本观点的过程中，去寻找能够抵消“边际报酬递减”的因素。例如：Arrow的“干中学”模型告诉我们一个“熟能生巧”的老故事；Romer强调生产要素外溢效应的模型（1986，1990）告诉我们“万物是联系着的”：一家企业的投入不但会提高自己的产出，还会对其他企业带来好处；Lucas（1988）的人力资本积累理论则告诉我们“多读书吧，书中自有黄金屋”；垄断竞争与R＆LD理论在细化技术进步如何带来增长的过程中，也没有什么新的思想产生（不过是形式化了熊彼特的“毁灭性创新”的理论）。例如Grossman和Helpman（1991）的横向创新模型（Horizontal Innovation）告诉我们“一花独放不是春，万紫千红春满园”，即不能只生产一种产品，而应该是商品种类越多越好；而Aghion和Howitt（1992）的纵向创新模型（Vertical Innovation）告诉我们的事情则也是老生常谈：企业只有不断提升自己产品等级，才能获得生存与发展。
总之，新古典增长理论带来的思想是简单的。当然“简单”并不是过错（从学习的角度看，越简单越好），但问题是现实是复杂的。因此用如此简单的理论去指导如此复杂的现实工作，其后果可想而知。例如，20世纪五六十年代，那些根据索洛模型而把促进资本积累作为发展经济首要任务的政策，诸如“大推进理论”或“中心-围理论”，以及我们国家的“大跃进”的尝试最终都失败了。另外一个显著的例子是：按照古典的增长理论，由于资本边际产出递减的规律，那些落后国家由于资本存量少，因而会有更快速的发展；而发达国家由于资本存量多，因而增长的速度会较低，最终所有的国家都会收敛到同样的增长速度上。然而许多发展中国家经过三四十年的发展之后，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不但没有减少，反而越来越大了。刚才提到的Romer、Lucas等人的内生增长模型其实也是在试图回答这个悖论，但也并不成功。
（4）从个体到总体的叠加过于简单。自从拉姆齐于l928年发表的《储蓄的数学原理》一文在时隔多年被重新发现其伟大的价值之后，几乎所有的增长模型都是以对个体行为的研究作为开端的，即，先说明单个的消费者（家庭）如何在收入约束条件下进行最优的消费与储蓄，再说明单个的生产者如何在资源约束下进行最优的产量决策，最后通过简单的叠加就得出了总体的行为结论。这种方法显然过于简单了，连主流经济自己都看不下去了，于是在研究消费行为时，也提到了“从众效应”和“特立独行效应”，但是这些改进到目前为止仍只是限于语言的描述，到了数学建模时，特别是在增长理论中又都忽略不计了。而对于单个生产者的叠加，从Romer开始已有所改变，但一个古老的批评仍然没有解决，那就是“宏观的生产函数是否存在”。实际上，连个体的生产函数也只是一种假设。
如果说以上的疑问还只是围绕着新古典的增长理论展开的，那么下面的疑问就是针对整个主流经济学的。
（二）进一步的疑问——对主流经济学的疑问
（1）新古典经济学在赞扬“计划经济”吗？
作为主流经济学主要组成部分的“新古典经济学”，其最终的落脚点以及最新的发展都体现在经济增长理论之上。前文虽然已经对其作了一定的质疑与批判，但都只是限于技术层面上的。而在一些本质性问题上的，增长理论（从而使得整个新古典经济学）也有让人产生困惑的地方。具体内容如下：
首先，增长理论虽然有了巨大的发展，但是所有的增长模型都可以追溯到“新古典增长模型”（即Solow Model，索洛模型）。该模型推导出了一个基本方程，该方程成为了后来增长理论发展的出发点，其中有一个脉络就是对于“储蓄率s”的解释问题。在索洛模型里，储蓄率是一个外生变量，所以对该变量的“内生化”就成为了一个理论的发展方向。拉姆奇解决了这个问题，他用个人的跨期最优消费决策将储蓄率成功地“内生化”了（有趣的是，实际上拉姆奇在索洛提出基本方程之前就解决了这个问题）。于是现代的新古典模型都是以个人的跨期最优消费决策作为搭建模型的基础。
但是，在这个发展过程中，始终存在一个问题值得考虑，即分散决策的效果往往不是帕累托最优的，特别是存在“外部性”的增长模型（罗默）里，只有中央决策时，才是帕累托最优的。而这与古典经济学以及新古典经济学的基础正好是相悖的，因为无论是古典经济学还是新古典经济学都信奉：自由的市场经济要优于计划经济。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