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同的经济学，不同的政策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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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罗德里克著，张军扩，侯永志等译
出 版 社： 中信出版社
出版时间： 2009-6-1字数：版次： 1页数： 264印刷时间：开本： 16开印次：纸张：I S B N ： 9787508614991包装： 平装内容简介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重创了大多数东亚新兴经济体，IMF和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献计献策”，为接受援助的经济体开出统一的“政策处方”，结果却事与愿违。非洲和拉美国家接纳了经济学家和国际组织的标准“政策处方”，经济依旧陷入困境；同为发展中国家，中国特立独行，却大获成功，走上繁荣之路。在这场百年不遇的全球经济危机中，经济学家是继续开出统一的“政策处方”，还是让各国对症下药，走出自己的特色？经济学家以及国际组织能否汲取以往的经验教训？相同的经济学原理，就应该让所有的国家都实施相同的政策吗？《相同的经济学，不同的政策处方》给你答案！
作者简介
丹尼罗德里克，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国际政治经济学教授，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博士，美国国民研究局、经济政策研究中心、全球发展中心、国际经济学研究所成员。2007年获得社会科学研究委员会颁发的首届Albert O.Hirschman奖（SSRC的最高奖）。主要研究领域为国际经济学、发展经济学和政治经济学。
目录
中文版序言
导言
第1篇经济增长
第1章对全球50年经济增长格局的一种诠释
第2章增长诊断法
第3章制定增长战略的实用方法
第2篇制度
第4章 21世纪的产业政策
第5章高质量增长的制度基础
第6章选择合适的制度
第3篇全球化
第7章经济全球化的治理
第8章从发展的视角看全球贸易治理
第9章谁的全球化？
注释
附录
参考文献
致谢
译后记
媒体评论
丹尼罗德里克擅长用严谨的经济分析与可靠的日常智慧来剖析经济发展所面临的挑战，他渊博的学识、敏锐的洞察力、谦逊务实的精神以及对现实的关注，所有这些特质都在这本佳作中一一展现。 ——迈兜尔斯彭斯 托尔斯泰关于幸福家庭与不幸家庭的看法，是众人耳熟能详的至理名言。然而，同样的规则并不适用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问题，它们的成功并非总是相似，实现快速经济增长也没有什么普适的模式。这正是本书的中心议题，书中众多的案例有力且令人信服地证明了这一点。尤为可贵的是，罗德里克坚持认为，经济基本理论所要说明的，正是要根据当地实际情况制定政策。在这个问题上，他无疑是正确的。 ——罗伯特索洛 在这本著作中，罗德里克对于如何制定成功的、可持续的经济发展政策，提出了独特的见解，句句箴言，直指发展经济学的奥妙之处。 ——乔治阿克洛夫 本书是一部关于国家如何成功的思想巨作，它关注经济政策的实质而非流于形式。诚如书中所言，那些极为成功的国家的领导人们不仅遵循经济学基本原理，更充分关注了本国与他国的差异，并能灵活和富有创造性地将基本原理用于指导自身实践。 ——罗伯特希勒
书摘插图
第1篇经济增长
第1章对全球50年经济增长格局的一种诠释
在1960-2004年的45年间，发展中国家人均实际收入年均增长2.1％。无论用什么标准来衡量，这都是一个相当高的增长率。按照这个速度，人均收入每33年翻一番，使每一代人享受的生活水平相当于其上一辈人的两倍。从人类历史长河来考察这一增长绩效，我们注意到英国在19世纪中叶（1820-1870年）其经济全球霸权高峰时期的人均GDP年均增长率仅为1.3％；美国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取代英国成为世界经济霸主之前的半个世纪中，其人均GDP年均增长率也只有1.8％（Mad&son,2001，第265页表B-22）。另外，几乎毫无例外，最近几十年的经济增长总是伴随着识字率、婴儿死亡率、预期寿命等社会指标的显著改善。总而言之，最近的经济增长其速度和绩效令人印象深刻。
然而，由于富裕国家自身的经济在1960-2000年间也以2.7％的速度快速增长，没有几个发展中经济体能够持续缩小它们与发达经济体的差距。图1.1显示东亚以及东南亚国家是唯一的特例。不包括中国，这一区域在1960-2004年间人均GDP的年均增长率达到了3.7％。尽管l997～1998年遭遇了亚洲金融危机（图1显示人均GDP轻微下滑），但在20世纪末，韩国、泰国和马来西亚等国的生产力水平明显比其他国家更接近于发达国家的水平。
在其他地区，不同时期的经济绩效有着很大的不同。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中国的发展很成功，人均GDP以年均8.0％的惊人速度增长。表现稍微逊色的是印度，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其增长率提高了一倍，使南亚地区的增长率从1960-1980年间的1.1％上升到1980～2000年间的3.3％。世界其他地区的发展从反面衬托了这些亚洲国家经济腾飞的势头。拉丁美洲和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在20世纪70年代末之前和80年代初都经历了快速的增长，增长率分别达到2.9％和2.3％，但随后却戏剧般地衰落了。拉丁美洲的经济在20世纪80年代“失去的十年”（lost decade）里严重下滑，尽管20世纪90年代有一定程度的恢复，但一直处于“贫血”状态。开始于20世纪70年代后半期的非洲经济衰退，在20世纪9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持续着，并在艾滋病和其他公共卫生危机的冲击下日益加重。这些国家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化与人均产出的变化基本一致（参见Bosworth和Collins，2003）。
因此，世界经济增长的总体印象掩盖了全球增长绩效在空间上和时间上的巨大差异：有的国家增长很快，有的国家增长很慢；有的国家一直快速增长，有的国家只快速增长了10年或者20年；有的国家在1980年左右出现经济腾飞，有的国家却在1980年前后经济开始崩溃。
本章旨在回答的问题是：关于增长战略，我filer从这些丰富多彩的经济增长实践中吸取什么样的经验教训？我把“增长战略”界定为那些旨在缩小与发达国家生活水平差距的政策和制度安排。我将把重点较多地放在从宏观上理解成功的增长战略之要旨上，而较少地放在用跨国实证分析这一常用工具研究特定政策和经济增长的关系上。所以，我将从综述前人关于增长经验的总结——如阿尔伯特赫希曼的《经济发展战略》，亚历山大格申克龙的《历史视角下的经济落后》和华尔特罗斯托的《经济成长的阶段》——开始。本文沿袭了这一传统而采用了毫无顾忌的归纳方法。
这些研究以及本章的分析中，一个关键的主题就是，促进经济增长的成功政策都是因地制宜的。我们只能就诸如贸易自由化、开放金融市场或建立更多的学校等因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作出有限的归纳推广。正如本书通篇所强调的，过去20年的全球增长实践使得许多政策分析家或政策顾问们的期望落空，这些政策顾问认为人们已经很好地掌握了推动经济增长的政策安排。尽管有着浩如烟海的文献，跨国增长的回归分析并没有给出多少操作层面的确凿可靠的证据。另一种方法，也是我这里采用的方法，是把我们的关注点放在更高层次的归纳上，侧重于成功的增长战略的宏观设计原则。这就要求我们摆脱单元组件分析而集中考虑如何将它们组装成一个整体。
本章围绕两个关键立论展开。一是新古典经济分析要比政策领域的实践者通常承认的要灵活得多。特别是，最为基本的经济原则——产权保护、契约执行、市场竞争、正确的激励、稳健的通货、可持续的债务——并不对应唯一的政策组合。好的制度是那些能够使这些第一级原则充分发挥效能的制度。在好的制度功能及其形式之间，并不存在一一对应关系。改革者有相当大的政策空间根据当地的约束条件和充分把握当地的机会，把这些原则应用于制度设计之中。成功的国家就是那些善于利用这些政策空间的国家。
二是经济增长的启动和维持是两码事。前者通常需要进行有限的（往往是打破常规的）改革，但它对一国的制度能力并无过高要求。后一个挑战在很多方面都要更加艰难，因为它需要在一个较长的时间内实现坚实的基础性制度建设，以使国民经济维持生产活力和具有抗御各种冲击的能力。好消息是，这些制度基础结构不必一夜之间就完成。如果改革者没有认识到启动增长和维持增长的差异，其设计的政策议程将会期望过高、过于笼统且不切实际。
本章后面的内容安排如下：下一部分根据近年来经济增长的绩效评估促进经济增长的标准处方，以此建立分析的背景。第三部分将阐述，合理的政策组合并不一定对应唯一的制度安排和改革战略。第四部分运用上节的概念框架重新解释近年来的全球经济增长格局。第五部分讨论双管齐下的增长战略，它将区分启动经济增长的挑战和维持经济增长的挑战。最后一部分总结全章。
我们所知（可能）并非如此
发展政策总是成为一时时尚。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大推进”、国家计划和进口替代是贫穷国家改革者的战斗口号。这些观念在70年代退出了舞台，让位于强调价格机制和出口导向的更市场化取向的战略。到80年代末，有关发展的观点出现了趋同，它遵从一组被约翰威廉姆森并不那么恰如其分地称为《华盛顿共识》的政策原则。尽管这些原则在随后的岁月中在诸多方面都得以修正和拓展，但是它们今天依然是传统意义上的经济增长政策框架的核心内容。
表1.1的左半部分展示了威廉姆森有关《华盛顿共识》原则的初始清单，主要是财政纪律、“竞争性”货币、贸易和金融自由化、私有化和解除监管等。这些就是被克鲁格曼所称之为的“经济政策的维多利亚美德”的关键要素，即“自由市场和稳健货币”。到90年代末，这个清单被国际多边机构和经济政策学家用所谓的第二代改革政策加以扩展，这些政策更加注重制度建设和“良治”。要开列一个有关扩展后的《华盛顿共识》的完整政策清单需要太大的空间，而且由于来源不同，政策清单的具体内容都不同。为了与最初的《华盛顿共识》对称，我在表1.1的右半部分列举了具有代表性的10条原则，范围从反腐败和公司治理到灵活的劳动力市场和社会安全网。
第二代改革源于各种因素的推动。第一，人们越来越认识到，如果没有从官僚体制到劳动力市场的更为根本的制度转型，市场取向的政策也许是不适宜的。比如，如果劳动力市场是“刚性”的或者不够“灵活”，贸易自由化也许不能使资源得到更合理的配置。第二，人们担心，如果缺乏精心设计的宏观调控框架或改进的监管制度，金融自由化也许会导致危机和极大的不稳定。因此，关键之处在于汇率的市场形成机制，中央银行的独立性，遵守国际金融准则和规范。最后，为回应人们对于《华盛顿共识》不太关注贫困问题的抱怨，政策清单增加了社会政策和减贫计划。
我们可以合理地推断，表1.1所列清单能够大体上刻画后《华盛顿共识》关于增长议程之关键要素的主流思想。把这样的清单与当代增长的历程相对照，结果如何呢？设想一下，我们把表1.1提供给一位有智能的天外来客“火星人”（Martian），请他将图1.1所揭示的增长绩效与表1.1政策清单预期的结果相匹配。他能在多大程度上辨别哪些地区采用了标准的政策组合，哪些地方没有采用呢？
首先考察表现极佳的东亚国家和地区。由于这是唯一的从20世纪60年代初以来一直保持快速发展的地区，这位火星人可能合理地推测，这些地区的政策选择和表1.1的清单有很高的相关性。但是，他可能最多只对了一半。从两个重要的方面来看，韩国和中国台湾的增长政策明显偏离了主流共识。直到80年代两者都没有大幅度解除监管或实施贸易和金融系统的自由化。它们都十分倚重公有企业，而远不是对工业企业私有化。韩国甚至不欢迎外国直接投资。两者都实行了一套内容广泛的产业政策，包括信贷支持、贸易保护、出口补贴、税收激励和其他内容各异的干预措施。用最初的《华盛顿共识》的最低标准（表1.1的左半部分）衡量，这位火星人也许只能给韩国5分（满分为10），给中国台湾6分（Rodrik，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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