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的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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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牌: 易中天
基本信息·出版社：复旦大学出版社
·页码：303 页
·出版日期：2007年
·ISBN：9787309057881
·条形码：9787309057881
·包装版本：2007年11月第1版
·装帧：平装
·开本：16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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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易中天先生的《帝国的终结》，就是他对于中国历史的一种解读方式，或者说是对于中华帝国从形成、发展到终结的历史的一种独特理解。读者诸君如果静下心来，细细品味，便不难发现，他对于“封建”本意的理解，对于“天下为公”的“公天下”的理解，都有一些独到的看法，显现了对历史与现实的睿智与敏感。
秦最终夺取了天下，只能归结为秦国有当时最管用的制度，或者说，他们把这个新制度建设得最彻底。这就是初具规模的中央集权制。
这是一个帝国制度不断成熟、完善的过程，它表现为中央集权的不断加强。秦创郡县制，汉因之；隋创科举制，唐因之；宋创文官制（文臣将兵制），明因之；明创阁臣制，清因之。
世界上没有免费的午餐。伦理治国或者说独尊儒术的原则维护了帝国制度，却让我们民族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皇帝对官员常有一种复杂的心理。一方面，他离不开官员；另一方面，他又近乎本能地认为帝国的事情会坏在这帮家伙手里。
奇怪，帝国的产权怎么会成为问题呢？“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这不是很清楚吗？
公元1911年，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王朝——大清，在内外交困中灭亡了。随同它一起被埋葬的，还有整个帝国制度。
作者简介易中天，1947年生，湖南长沙人，1981年毕业于武汉大学，获文学硕士学位并留校任教，现任厦门大学人文学院教授，长期从事文学、艺术、美学、心理学、人类学、历史学等多学科和跨学科研究，著有《〈文心雕龙〉美学思想论稿》、《艺术人类学》、《黄与蓝的交响——中西美学比较论》（与邓晓芒合作）等著作。近年撰写出版了“易中天随笔体学术著作·中国文化系列”四种：《闲话中国人》、《中国的男人和女人》、《读城记》和《品人录》。
媒体推荐书评
《帝国的终结》一书深刻探究了中国帝国制度形成和灭亡的原因，是易中天教授迄今为止最为用力也最为看重的一部著作。
复旦大学出版社社长贺圣遂
易中天的《帝国的终结》，是他对于中国历史的一种解读方式，或者说是对于中华帝国从形成、发展到终结的历史的一种独特理解。
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樊树志
编辑推荐《帝国的终结》深刻探究了中国帝国制度形成和灭亡的原因，是易中天迄今为止最为用力也最为看重的一部著作。如该书副题“中国古代政治制度批判”所昭示的，作者意在揭露和批判中国古代帝制的乖舛和荒谬。透过若干重大历史事件和历史细节，作者对有着数千年历史的帝国体制，给予抽丝剥茧式的剖析。该书承续了易氏著作生动、风趣、见解独到的一贯风格，讨论的是帝国体制命运这样的问题。
中国的帝国制度由秦始皇开创，直到1911年的武昌起义，帝国制度随着大清王朝的一起倒下。问题是，帝国制度为什么会亡？帝国制度果真就一无是处吗？如果当真一无是处，它为什么会被创造出来，会被我们民族认可，会延续了那么长的时间？
我们要反省的不仅是大秦王朝或大清王朝，而是整个帝国制度，是帝国的逻辑命运。
目录
序言 樊树志
引言 轰然倒塌的帝国
第一章 天下一统
一 来之不易的胜利
二 制度之争
三 邦国与城邦
……[看更多目录]
序言复旦大学出版社社长贺圣遂先生、总编高若海先生，要我为易中天先生的大作《帝国的终结》写一篇序言，当即欣然同意。如何下笔颇费踌躇。以易先生目前“学术明星”的声望，正如他的名字一样——“如日中天 ”，所写的书，都是读者争购的畅销书，无须我的序言来锦上添花，何况我的序言未必能够“添花”。之所以“欣然同意”，不仅仅是作者和出版社方面的盛情难却，确实发自内心。在我认识易先生之前，已经在新闻媒体上有了文字之交。
2006年上海书展，我应邀在书展现场(上海展览馆)作一次演讲，推介中华书局出版的拙著《国史十六讲》，演讲的题目叫做“从新解读国史” 。演讲完毕后，有人提问：易中天在央视百家讲坛的“品三国”是不是“ 戏说”？我说：不是。他再问：是不是介于“戏说”与“正说”之间？我说：不是，就是“正说”。他问：为什么这样说？我说：他用《三国志》，而不是用《三国演义》来讲三国历史，对历史事实与细节有所辨析，所以是“正说”。只不过讲的方式和历史学家有所不同，生动活泼，引人入胜，令人耳目一新，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我还特别强调，由于他和百家讲坛的各位“讲师”的努力，通俗生动讲解历史，为大众喜闻乐见，激发大众对历史的兴趣，形成了近年来盛况空前的历史著作畅销的“历史热” ，这是一件大好事。我作为从事历史教学与研究的专业人员，非常感谢他们，对他们表示深深的谢意。
没有想到，这些话竟然在第二天的《新闻午报》上发表了，标题赫然：“史学大师樊树志教授力挺易中天”，使我感到意外。所谓“史学大师 ’’当然是那位记者“加冕”的，本人何德何能，敢戴这样的“高帽子” ！无论道德、文章都与前辈大师相去不可以道里计，这点自知之明还是有的。不过“力挺易中天”倒是事实，并未违背我的原意。后来听说，同样标题的报道，也见于海外媒体。可见，敏锐的新闻记者，感觉到这是吸引眼球的“新闻”。或许是因为，与大众一片叫好形成强烈的反差，在学者圈子里，对易先生颇多非议。我大概属于学者中的另类，敢于“力挺”，便成了“新闻”。我感到很高兴，新闻记者能够把不同声音公之于母，表明学术界并非只有一种声音。
此后，我在复旦的课堂上，多次重申了上述观点，并且向他们学习，尽力把历史讲得生动活泼，而又要入木三分，发人深思。这几年来，我每个学期都在复旦开讲“国史概要”，每次听讲者都有两百多人，看来“历史热”已经影响到大学。
央视百家讲坛推波助澜的“历史热”，对于我们历史学界来说，实在是一件大好事。不仅使得全民关注历史，而且也影响到了高考。据我从权威部门获得的信息，这两年上海高考文科考生，“3+1”的“1”，多数考生的选择，已经由以往的政治转移到历史。“历史热”对于几代人的影响，将是无可估量的。
看来，历史应该写得“好看”，讲得“好听”，已经不单是一个形式问题。要从象牙塔里面出来，为大众接受，必须写得“好看”，讲得“好听”。但是，这个“好”，并非“戏说”。对于历史题材的电视连续剧的 “戏说”之风，人们愈来愈厌恶。历史剧的编导们似乎依然故我，有人批评他们胡乱“戏说”，他们就借口“我们不是编历史教科书”来回敬。人们当然喜欢看有趣的戏，而不是乏味的教科书演绎。但总不能老是让大家看“关公战秦琼”啊！ 换一个角度看问题，人们也可以批评历史学家，为什么历史著作老是写得枯燥乏味，面目可憎，令人望而生畏？老是写成“八股”腔的高头讲章？其实历史本身的人物与事件、情景与细节，是极其生动活泼、丰富多彩的，充满了波诡云谲、风雷激荡，无须“戏说”，就可以写得有声有色。司马迁《史记》就是一个最佳典范，无须“戏说”，照样弓1人入胜，很 “好看”。多年来持续畅销的黄仁宇《万历十五年》，把万历时代的历史用别具一格的笔法展现出来，既深刻又生动，令看惯了“高头讲章”的读者耳目一新。最近有一篇评介《黄仁宇全集》的文章，引用美国文学家厄卜代克的话：《万历十五年》把往事与现实纠结在一起，尽管它是一部严谨的学术作品，却具有卡夫卡小说《长城》那样的超现实主义的梦幻色彩。也有人感叹，黄仁宇讲故事的本领，使今日绝大多数职业史家无法望其项背。
这说明了一个道理——“史无定法”，历史可以有不同的表述方式和解读方式。使历史成为科学的德国历史学家兰克主张“如实直书”，倡导客观、冷静、无色彩；以煌煌巨著《历史研究》闻名全球的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用文明类型来阐述历史的走向；年鉴学派的法国历史学家布罗代尔主张总体史观，远距离观察1500年以来的世界。到了美国历史学家史景迁那里，又是另一番景象，他用“讲故事”的笔法，向读者介绍他的研究成果，《曹寅与康熙》、《王氏之死》等脍炙人口的佳作，英文版和中文版都十分畅销。美国历史学界并不因为他擅长“讲故事”，而贬低他的学术地位。
然而，在我们国内一些学者那里，非常排斥用“讲故事”的方法解读历史的路数，不屑一顾。大概是多年来习惯于一种模式，看惯了“八股文 ”，一旦“百花齐放”，反而不习惯了。
“史无定法”的另一种意思是，历史是需要不断解读的。英国历史学家卡尔有一句名言：“历史是现在与过去之间永无止境的问答交流。”他的意思是说，人们只有借助于现在才能理解过去，也只有借助于过去才能充分理解现在。“现在与过去”是相对的概念，“现在”无止境地在延伸，它与“过去”的对话当然永无止境，永远不会停息，因此对于历史的解读绝不会停留在一个水平上。正如荷兰历史学家盖尔所说：“历史是一场永无休止的辩论。”如果同意他们的观点，那么我们应当提倡不同的作者，用不同的视角、不同的方法来从新解读历史。
易中天先生的《帝国的终结》，就是他对于中国历史的一种解读方式，或者说是对于中华帝国从形成、发展到终结的历史的一种独特理解。读者诸君如果静下心来，细细品味，便不难发现，他对于“封建”本意的理解，对于“天下为公”的“公天下”的理解，对于中央集权的理解，对于官僚制度与官僚社会的理解，都有一些独到的看法，显现了对历史与现实的睿智与敏感。
本书与他的《品三国》不一样，它是史论体裁，而不是叙事体裁，因此具有更大的自由度与主观色彩，读者诸君需要关注的重点并不在于“故事”，而在于作者对历史的点评与议论所闪现的思想火花。
序言难写，容易落入俗套，充满八股腔，很难令自己与读者满意。为名人的书写序言，更加难，这种难处，只可意会不可言传。俄罗斯天才作家莱蒙托夫曾经感叹，所有文章中，最难写的就是序言，为别人的书写的序言。实在是至理名言。
虽然难写，还是要写。写得不当之处，希望读者诸君和易先生的崇拜者谅解。
2007年10月5日
文摘插图
后记本书完成于2003年底，2005年8月由香港三联书店推出海外版。这次发行大陆版，又做了一次全面的修订。修订的原因有三：一、四年过去，想法更加成熟；二、部分文字，还需明白通晓；三、个别错漏，应该予以订正。故本版既是大陆版，也是新版。它的出版发行，多承复旦大学出版社贺圣遂社长、高若海总编鼎力玉成，宋文涛君精心编辑，尤其是史学大师樊树志先生垂爱、正谬和力挺。当然，最应该感谢的，还是本书的读者。
至于所有不当之处，自然概由本人文责自负，但请批评指正为盼！ 又记。
易中天 2007年10月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