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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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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類: 图书,特价书,经济与管理,
  品牌: 宋鸿兵

基本信息·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页码:278 页

·出版日期:2007年

·ISBN:9787508608686

·条形码:9787508608686

·包装版本:2007年6月第1版

·装帧:平装

·开本:16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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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货币战争》一书破译了世界财富密码,揭秘国际金融骗局、不为人知的历史真相,网络超百万人气点击!谁是真正的世界首富?谁拥有美联储?谁在“妖魔化”黄金?星斗棋盘,波云诡谲的政治风波与经济危机中,谁在翻云覆雨?以史为鉴,逐步与国际接轨的中国金融市场,应该怎样迎敌?

[他们眼中的货币]

只要我能控制一个国家的货币发行,我不在乎谁制定法律。

——梅耶·罗斯柴尔德

我坚信银行机构对我们自由的威胁比敌人的军队更严重。

——托马斯·杰斐逊

金钱没有祖国,金融家不知道何为爱国和高尚,他们的唯一目的就是获得。

——拿破仑

在没有金本位的情况下,将没有任何办法来保护(人民的)储蓄不被通货膨胀所吞噬,将没有安全的财富栖身地。

——格林斯潘

通过连续的通货膨胀,政府可以秘密地、不为人知地剥夺人民的财富,在使用多数人贫穷的过程中,却使少数人暴富。

——凯恩斯

[内容介绍]

为什么你不知道美联储是私有的中央银行?

为什么华尔街风险资本会选中希特勒作为“投资”对象?

为什么美国总统遇刺的比例高于美军诺曼底登陆一线部队的伤亡率?

自1694年英格兰银行成立以来的300年间,几乎每一场世界重大变故背后,都能看到国际金融资本势力的身影。他们通过左右一国的经济命脉掌握国家的政治命运,通过煽动政治事件、诱发经济危机,控制着世界财富的流向与分配。可以说,一部世界金融史,就是一部谋求主宰人类财富的阴谋史。

通过描摹国际金融集团及其代言人在世界金融史上翻云覆雨的过程,本书揭示了对金钱的角逐如何主导着西方历史的发展与国家财富的分配,通过再现统治世界的精英俱乐部在政治与经济领域不断掀起金融战役的手段与结果,本书旨在告诫人们警惕潜在的金融打击,为迎接一场“不流血”的战争做好准备。

随着中国金融的全面开放,国际银行家将大举深入中国的金融腹地。昨天发生在西方的故事,今天会在中国重演吗?

作者简介宋鸿兵,20世纪90年代初赴美留学,主修信息工程和教育学,获美利坚大学(American University)硕士学位。长期关注和研究美国历史和世界金融史。曾在美国媒体游说公司、医疗业、电信业、信息安全、联邦政府和著名金融机构供职。近年来,作者曾担任美国最大的非银行类金融机构房利美(Fannie Mae)和房地美(Freddie Mac)的高级咨询顾问,主要从事房地产贷款自动审核系统设计,金融衍生工具的税务计算分析,MBS(资产抵押债券)的风险评估等方面的工作。

编辑推荐《货币战争》——破译世界财富密码,揭秘国际金融骗局;不为人知的历史真相,网络超百万人气点击。

谁是真正的世界首富?谁拥有美联储?谁在“妖魔化”黄金?

星斗棋盘,波云诡谲的政治风波与经济危机中,谁在翻云覆雨?以史为鉴,逐步与国际接轨的中国金融市场,应该怎样迎敌?

只要我能控制一个国家的货币发行,我不在乎谁制定法律。——梅耶·罗斯柴尔德

我坚信银行机构对我们自由的威胁比敌人的军队更严重。——托马斯·杰斐逊

金钱没有祖国,金融家不知道何为爱国和高尚,他们的唯一目的就是获得。——拿破仑

在没有金本位的情况下,将没有任何办法来保护(人民的)储蓄不被通货膨胀所吞噬,将没有安全的财富栖身地。——格林斯潘

通过连续的通货膨胀,政府可以秘密地、不为人知地剥夺人民的财富,在使用多数人贫穷的过程中,却使少数人暴富。——凯恩斯

为什么你不知道美联储是私有的中央银行?

为什么华尔街风险资本会选中希特勒作为“投资”对象?

为什么美国总统遇刺的比例高于美军诺曼底登陆一线部队的伤亡率?

自1694年英格兰银行成立以来的300年间,几乎每一场世界重大变故背后,都能看到国际金融资本势力的身影。他们通过左右一国的经济命脉掌握国家的政治命运,通过煽动政治事件、诱发经济危机,控制着世界财富的流向与分配。可以说,一部世界金融史,就是一部谋求主宰人类财富的阴谋史。

通过描摹国际金融集团及其代言人在世界金融史上翻云覆雨的过程,本书揭示了对金钱的角逐如何主导着西方历史的发展与国家财富的分配,通过再现统治世界的精英俱乐部在政治与经济领域不断掀起金融战役的手段与结果,本书旨在告诫人们警惕潜在的金融打击,为迎接一场“不流血”的战争做好准备。

随着中国金融的全面开放,国际银行家将大举深入中国的金融腹地。昨天发生在西方的故事,今天会在中国重演吗?

目录

前言 起航的中国经济航母,会一帆风顺吗?

第一章 罗斯切尔德家族:“大道无形”的世界首富

拿破仑的滑铁卢与罗斯切尔德的凯旋门

罗斯切尔德起家的时代背景

老罗斯切尔德的第一桶金

……[看更多目录]

序言起航的中国经济航母,会一帆风顺么?——写在中国加入WTO五周年、金融全面对外资开放之际

赵煜堃

2006年,美国财长保尔森在访华前夕接受美国全国广播公司有线电视频道CNBC访问时指出,作为经济大国,“他们已是全球经济的领导者,世界其他国家不会再给他们很多时间”。毫无疑问,这个“他们”,就是中国。

显然,今天的中国,正以惊人的速度,将自己变成全球经济举足轻重的一部分。一系列的经济数据和迹象都表明,庞大的中国经济航母,已经起程。

如果说,三年前政治局请几位学者进京讲授大国崛起的历史,还只是在为中国可以预见的发展做准备,那么从“崛起”到“发展”提法上的变化,就足以看出中国自信心的调整,看出中国经济发展的速度之快,甚至超过了中央电视台那部叫做《大国崛起》的纪录片的拍摄速度。

全世界都把目光对准中国:“21世纪将是中国人的世纪”、“2040年左右,中国的经济实力将赶超美国”,类似的说法不绝于耳,似乎中国成为世界第一经济强国已成定局。

然而,起航的中国经济航母,会一帆风顺么?在未来至关重要的50年内,中国经济能够保持现有的“航速”,勇往直前么?可能影响航向、航线、航程的不可测因素又有哪些呢?

按常规分析,中国这艘巨型航母未来数十年最为险峻的航程是能否平安通过“台湾海峡”,以及在东亚相关海域能否获得制海权。但是,笔者认为,中国能否在21世纪中叶成为世界经济真正强国的最主要隐患,更有可能来自于一个看不见硝烟的战场,即潜在的“金融大战”的威胁。这种威胁的危险度,随着中国加入WTO五年届满、金融业将对外资全面开放而日益加剧。

即将对外资全面开放的中国金融业,有足够的抗打击能力包括实战经验,来防范金融衍生工具等一系列金融手段的“远程精确打击”么?

以海战作比:十年前,中国潜艇逼退美“尼米兹号”航母,2006年10月底,中国“宋级”潜艇再次贴近至美军“小鹰号”战斗群五英里。中国在军力暂时无法与美军抗衡的现实情况下,制订出凭借潜艇战术特性遏制美军航母群的相应战略。同样,在中国迅速发展的今天,我们根本无法保证,某些认为中国强大有损于自身利益的国家不会在经济领域,以金融战争的“核潜艇”,攻击中国这艘已经起航的经济航母,令中国经济发展改变航向和航程。中国在21世纪中叶成为世界强国目前只是常规性的预测,并没有包括对重大突发性事件所可能造成的破坏与阻挠的评估,比如金融战。

金融对外资开放,做个不恰当的比喻,其风险甚至可能大于让美国的所有航母编队开到中国临近海域。因为军事攻击最多摧毁建筑设施、消灭人体,以中国的疆域之广,常规战争几乎不可能造成中国经济命脉的彻底损伤。而金融战争的隐蔽性和无战例借鉴、无实战演练的残酷性,对中国的国家防务是一个巨大挑战。一旦整个国家的经济秩序遭到金融战打击,会迅即造成国内局势动荡,由“外患”引发“内乱”。

历史和现实同样严峻:苏联的解体、卢布的贬值;亚洲金融风暴、“四小龙”们偃旗息鼓;日本经济仿佛被灌了迷魂药似的一蹶不振。我们是否仔细想过:这一切难道只是偶然或者巧合?如果不是,谁是幕后发力的真正推手?谁又可能成为下一个被暗算的目标?最近几个月来,前苏联的特工和能源大亨、欧洲的银行家接二连三被暗杀,这和前苏联的垮台有没有联系呢?决定苏联解体的最主要因素是政治改革还是金融打击?

这不能不令人为中国金融体系的防御能力担忧,进而为中国的经济发展前途担忧。即便暂且搁置人民币汇率和1万亿外汇储备不谈,那么国家层面的、国与国之间游离于正常金融秩序视线之外的政治热钱的博弈,中国到底处于怎样的态势,这不能不成为关注的重中之重。中华文明的善良隐忍,中国反复表达的“和平发展”的理念,能够抵御一贯具有颠覆性和攻击性的“新罗马帝国”的金融入侵么?在现实层面,中国目前是否具有这样的专业人才储备,足以在理论和实践上有效防范潜在的金融攻击呢?如果遭遇隐形的金融“核讹诈”甚至“核攻击”,分布在世界金融领域的中国“海龟”中,会出现钱学森和邓稼先这样的国家栋梁么?

保尔森将到中国进行一项“战略性经济对话”,伯南克也将随行。美国财长和美联储主席同时抵达北京,这种出乎寻常的举动背后的含义又是什么呢?除了人民币汇率,国与国之间还有怎样不为外界所知的“较量”呢?保尔森在接受CNBC访问时强调,为期两天的对话将集中于讨论中国经济迅速崛起所带来的长期挑战。

那么,这种所谓“长期挑战”,是否包括可能的“金融大战”呢?

本书的目的,就在于将世界18世纪以来的重大金融事件背后的黑手曝光出来,回放、观察、体会、对比、总结这些人的战略目的和惯用手法,从而预测他们未来对中国打击的主攻方向,以及探讨中国的反制之道。

战争已经开始,虽然看不见硝烟!

文摘插图

货币战争

1932年的总统大选在一片经济萧条的肃杀之中拉开了序幕,1 300万的失业人口、25%的失业率,让时任总统胡佛倍感压力。面对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罗斯福对1928年以来经济政策的猛烈抨击以及对胡佛总统与华尔街银行家势力的紧密关系的严厉指责,胡佛总统保持了耐人寻味的沉默,但是他在自己的备忘录中这样记录了他的真实想法:

在回应罗斯福对我应该为(1929年的)投机风潮负责的声明时,我思忖再三,不知道是否应该把美联储1925年到1928年在欧洲势力的影响下故意实施通货膨胀政策的事情曝光,我当时是反对这种政策的。[6]

胡佛总统的确有些冤枉,他虽然贵为美国总统,但是对经济政策和货币政策却没有太大的影响力。由于政府没有货币发行权,如果私人拥有的纽约美联储银行不配合,任何政策都是空谈。

胡佛总统在华尔街失宠,始于在德国赔款的问题上偏离了银行家的既定方针。原来,在1929年由摩根策划的杨计划(Young Plan),以增加德国债务负担为代价,通过在华尔街发行德国债券的方式为德国募集战争赔款,借此在承销债券发行的过程中大赚一笔。

1931年5月,不曾想该计划开始执行不久,就赶上德国和奥地利的金融危机,罗斯柴尔德家族银行和英格兰银行的拯救行动未能遏制危机的蔓延,摩根等华尔街银行家不愿看到刚开了个好头的杨计划中途夭折,立刻由摩根的合伙人拉蒙给胡佛总统打电话,要求美国政府同意给德国政府偿还战争债务放个短假,等德国金融危机消停一些再恢复。拉蒙还警告说欧洲金融系统一旦崩溃,美国的衰退也会加剧。

胡佛总统早已答应法国政府,任何涉及德国战争赔款的事,要先征求法国政府的意见。作为政治家的胡佛岂能出尔反尔,所以胡佛立刻不客气地回答:“我会考虑这件事,但从政治的角度考虑,这件事不太现实。你待在纽约是不能了解作为一个国家整体而言,对这些政府之间债务的情绪的。”[7]

拉蒙也毫不客气地撂下话:“这些天你肯定听到了不少传言,有人准备在1932年的(共和党)大会上,让你的班子靠边站。如果你照着我们的计划来做,这些传言就会在一夜之间烟消云散。”最后,拉蒙还递上一根“胡萝卜”,如果事成,功劳全归总统。总统考虑了一个月,最后只得低头。

到了1932年7月,拉蒙再次派人前往白宫,告诉总统应该重新考虑德国的战争赔款问题。这一次胡佛忍无可忍,他充满怨愤和沮丧地吼道

……[看更多书摘]

后记中国金融开放的最大风险是缺乏“战争”意识

在探讨中国金融开放的风险问题时,大多数学者和决策者关注的是“战术”层面上的风险,比如外资银行参股控股的风险,金融机构混业经营的监管风险,利率市场化的风险,证券市场波动风险,外汇储备贬值风险,房地产贷款市场风险,资本账户开放风险,人民币升值风险,国有银行内控缺失风险,金融衍生工具市场风险,巴塞尔协议的冲击风险等等。其实,金融开放的最大风险源自“战略”层面,即金融开放的本质实际上是一场“货币战争”,缺乏战争的意识和准备是中国当前最大的风险!

想当然地把金融领域的开放理解成普通行业的开放是极端危险的。

货币是一种商品,而它不同于其他一切商品之处就在于,它是一种社会中每一个行业、每一个机构、每一个人都需要的商品,对货币发行的控制是所有垄断中的最高形式!

中国的货币发行原本为国家所控制,也只有国家控制货币才能保障社会结构的基本公平。当外资银行进入中国后,中国的货币发行权将处于危险境地。

普通人可能会认为中国的货币就是人民币纸币,只有国家才能印刷和发行货币,外资银行怎么可能自己印人民币呢?其实外资银行们根本不必印发人民币就能“创造”货币供应。它们会引进大量令人眼花缭乱的”创新”金融产品,以各种方式创造债务工具并使之货币化,这就是货币的类似物“流动性”。这些金融货币完全具备实体经济领域货币的购买力,从这个意义上说,外资银行将参与中国人民币的货币发行。

当外资银行“创造”的人民币信贷总量超过国有商业银行时,它们实际上就能够架空中国的中央银行,控制中国货币的发行权!它们将有能力和意图来恶意制造货币供应的波动,从而先是通过通货膨胀然后是通货紧缩来血洗中国人民的财富,就像历史上反复出现的经济危机一样。

当外国银行势力日渐强大之后,它们通过金钱与权力的交易、金钱与金钱的交易、金钱与名誉的交易、金钱与学术的交易,来形成一个中国前所未有的“超级特殊利益集团”的“强强联合”的局面。它们将通过提供巨额信贷来奖励那些与它们“心心相印”的地方政府,它们将物色和重点栽培“有潜力”的新一代政治新星,以图长期政治回报,它们将通过提供学术研究项目基金,来“鼓励和支持”对其有利的各种学术研究成果,它们将大量资助各类社会团体来影响公共议程,从而形成自下而上的强大的“主流民意”,它们将慷慨支持新闻媒体的市场化运作,来反映社会对外资银行的“积极评价”,它们将使用高额投资回报来左右出版机构的选题方向,它们将大手笔投资医药行业,包括系统性地妖魔化中医,它们还将逐步向教育领域、法律系统,甚至军队系统进行渗透。在一个商品社会里,没有人会对金钱具有“免疫力”。

外国银行势力还将通过投资来控制中国的电信、石油、交通、航天、军工等国有垄断行业,毕竟没有法律规定国有垄断行业不能从外资银行贷款和融资。而外资银行一旦成为中国国有垄断行业的主要资金提供者,它们将掌握这些中国的“核心资产”的命脉,外资银行可以随时切断这些重要企业的资金链,从而导致中国核心产业部门的瘫痪。

外资银行进入中国当然是为了赚钱,但不一定是常规的赚法。

金融开放所面临的战略风险远不是金融业本身那么简单,它涵盖了整个中国社会的各个层面,稍有闪失则后果不堪设想。令人遗憾的是,在受中国保护的国有行业名单中,竟然没有最应当受到保护的金融业。目前中国国产的银行家与欧美200多年“血雨腥风”中杀出来的银行巨头们,完全就不是一个级别的对手!这就好比让一个单薄的初中生去和拳王泰森同台较量,人们不需要太多的想象力就可以预测最后的结果。

由于金融开放的战略风险涉及全局,现有的银监会、证监会和保监会分业监管已经不可能承担这样综合性跨行业的战略风险监督重任,建议组建“国家金融安全委员会”将三者的职能统一起来,直属最高决策层;大力加强金融情报研究,加强对外资银行中的人员背景、资金调动、战例收集等方面的研究分析工作;建立国家金融安全保密等级制度,重要金融决策者必须通过该制度审核。必须考虑对外资银行可以涉及的行业进行“软限制”;制订中国突然陷于金融危机的各种预案,并定期演练。

金融安全对于中国来说,是一个远比战略核武器更需要严密监督的领域。在建立起一个强有力的金融安全监管机制之前就贸然全面开放,乃是取乱之道。

要货币主权还是要货币稳定?

货币主权是任何一个主权国家不可剥夺的基本权力之一,它赋予了主权国家根据自身国情制订货币发行政策的职责。货币主权理应高于一切外来因素,包括所有国际惯例和国际协议,以及外来政治压力。货币主权只应服务于本国人民的根本利益。

保持货币稳定指的是维护本国货币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币值稳定,以便向国内行业提供良好和平稳的经济发展生态环境。

目前,中国的困境在于货币主权与货币稳定只能二选一。维护人民币的主权就会面临升值的后果,而追求人民币与美元汇率的基本稳定,就会丧失货币主权。中国现在的政策是为了经济发展不得不追求货币稳定而放弃货币主权。问题的要害是,美联储实际在很大的程度上左右着中国的货币供应量。由于中国是采用强制结汇制度,美国可以通过增加对中国的贸易赤字来迫使中国央行增发基础货币,而这些基础货币经过商业银行的放大,会产生若干倍的货币增发效应,造成流动性泛滥,推高股市和房地产泡沫,极大地恶化中国金融生态环境。为了对冲这样的货币增发,政府和央行只能被迫增发国债和央行票据来吸纳过剩的流动性,但是这又将增加政府的债务负担,这些债务早晚是要连本带利偿还的。

这样一种完全被动的金融战略态势对中国极端不利。只要美元是世界储备货币,中国就无法摆脱这样的局面。从根本上讲,只有推动黄金的重新货币化,才能给世界各国创造出一个自由、公平与和谐的金融生态环境。在剧烈动荡的国际汇率市场情况下,世界各国付出的经济代价实在是极端高昂和痛苦的,尤其是生产物质财富的国家更是受害深重。如果难以一步到位,也应该大力推动国际储备货币多元化,采取分而治之的策略。

货币升值与金融系统“内分泌紊乱”

如果说有谁可作为货币剧烈升值的反面教材的话,日本无疑是最恰当的人选了。日本的经济长期委靡不振,固然有其内在的客观因素,但对于美国突然发动的“金融战争”完全缺乏思想准备应当是最重要的因素之一。1941年日本发动了“偷袭珍珠港”事件,打了美国一个措不及防,而美国则在近半个世纪后的1990年回敬了日本一次“金融闪电战”,双方也算是扯平了。

日本《金融战败》的作者吉川元忠哀叹,就财富损失的比例而言,日本1990年金融战败的后果几乎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战败的损失相当。

日本和中国一样,是老老实实一手一脚努力创造物质财富的典型,对于虚无缥缈的金融财富的理念向来持怀疑态度。日本的逻辑很单纯,自己生产的高中端产品质优价廉,在市场竞争中几乎所向披靡,而日本银行业当年曾是世界级别的巨无霸,挟世界第一大外汇储备国和第一大债权国地位而傲视天下。1985年到1990年,日本国内经济和出口贸易空前红火,股市、房地产连年暴涨,大批收购海外资产,日本人的自信也达到了空前程度,超过美国似乎只有十年之遥。对于金融战争毫无概念的日本,和目前中国的乐观情绪何其相似,而中国现在还远不如当年日本的家底厚实。

忘战必危对于昨天的日本和今天的中国具有同等深刻的意义。

从1985年的“广场协议”签订时1美元兑250日元的汇率,在三个月内剧烈贬值到200日元左右,美元贬值高达20%,到1987年1美元贬值到120日元,日元在短短三年中升值了一倍,这是日本金融业最重要的外在生态环境的巨变,结果已经表明,这样的生态巨变,足以导致“恐龙灭绝”。

美国的金融大夫们早就明白,强迫日元短时间内剧烈升值,其疗效类似于强迫日本吞服大剂量的激素,后果必然是造成日本经济出现“金融系统内分泌”严重紊乱。再胁迫日本保持2.5%超低利率达两年之久,则疗效更佳。果然,日本的经济在金融内分泌失调和大剂量激素的刺激下,股市、房地产等脂肪组织迅速增生,物质生产部门与出口行业的肌肉组织严重萎缩,然后是经济高血脂、高血糖、高血压症状如期出现,最后导致金融系统患上了心脏病和冠心病。为了更加容易地诱发这些并发症,1987年国际银行家们在国际清算银行又研制出针对日本的新型特效药——巴塞尔协议,要求从事国际业务的银行自有资本率必须达到8%。而美国和英国率先签署协议,然后胁迫日本和其他国家必须遵守,否则它们就无法同占据着国际金融制高点的美英银行进行交易。日本银行普遍存在着资本金偏低的问题,只有依靠银行股票高价格所产生的账外资产才能达标。

高度依赖股票价格和房地产市场的日本银行系统终于将自己的软肋暴露在美国金融战争的利剑之下。1990年1月12日,美国在纽约股票市场利用“日经指数认沽权证”这一新型金融“核武器”,发动了对日本东京股市的“远程非接触式”战略打击。

日本金融系统的心脏病和冠心病经受不住这样的强烈刺激,终于发生了中风,然后导致了日本经济长达17年的偏瘫。

如今,几乎一模一样的药方又被“热心和急切”的美国金融大夫们介绍到了中国,所不同的是,中国经济的身子骨远不如当年的日本,这服药灌下去只怕就不是偏瘫这么简单了。卧床已久的日本甚至比美国大夫更急迫地想看看中国喝下这服药到底反应如何。

糟糕的是,中国现在的早期症状与1985年到1990年的日本极其类似。

对等开放下的外线作战

“国际惯例”眼下是个颇为时髦的词汇,仿佛遵循了“国际惯例”,天下就从此太平了,金融开放就像田园牧歌般地优美舒畅了。如此天真烂漫的想法只怕会误国误民。

“国际惯例”的形成完全在业已形成垄断地位的国际银行家的操控之下,在特定条件下,也非常可能为中国量身制作一套全面封杀中国银行业生存壮大的“国际惯例”,这一手已经成为居于金融行业垄断制高点的美英银行封杀竞争对手的有效武器。

当年成功打垮日本金融业扩张势头的老巴塞尔协议,已经改头换面地升级为2004年巴塞尔新资本协议,它同样有可能被用在中国银行系统的头上,从而成为阻止中国金融行业海外发展的重要障碍。

一些发达国家认为,所有该国境内的外国银行分支机构必须完全符合巴塞尔新资本协议的要求才能继续运作,这还不算,连这些外国银行的所在国也必须符合该协议的要求,否则就可能存在“监管漏洞”。这样的规定无疑将大大增加这些外国银行分支机构的运作成本。对于中国刚刚开始走向世界的金融行业来说,无异于釜底抽薪。换句话说,如果中国本土的银行尚未实现巴塞尔新资本协议,意味着这些银行在美国和欧洲的分行有可能被改制甚至关闭,中国辛辛苦苦建立起来的海外金融网络存在着被一网打尽的危险。

占据着巨大优势的欧美银行业的游戏规则制订者们,将轻而易举地封杀中国金融行业的对外发展之路。而中国国内的银行业还要苦苦遵守这些冠冕堂皇封杀自己的所谓“国际惯例”,天下没有比这种游戏规则更加不公平的了。在拥有巨大优势的对手面前,还要被人捆上手脚,这场游戏的输赢早已成定局。

来而不往非礼也。中国的对策就是,也只能是,“对等开放下的外线作战”。如果所在国利用不管何种“国际惯例”来封杀中国的海外银行分支,中国也将如法炮制,制订出“具有中国特色”的银行业规定,限制乃至关闭其银行在中国的运作。回顾英美成为国际银行业的主导力量的历程,我们不难发现建立国际银行网络是必经之路。中国的银行业与其只在中国本土与国际接轨,不如实施外线作战,去直接收购欧美的银行或扩张分行,建立中国自己遍布世界各地的金融网络,在战争中去学习战争。如果中国的银行业在海外收购或扩张受阻,中国不妨也照对等原则办理外资银行在中国的运作事宜。

藏汇于民不如藏金于民

面对美元长期贬值的趋势,许多学者提出要藏汇于民,以分摊国家的外汇储备损失的风险。如果中国放弃强制结汇制度,企业直接控制外仁,虽然分摊了国家外汇储备的贬值风险,并减轻了货币增发和人民币升值的压力,但是却不可避免地削弱了国家对外汇流动的监控能力,因而增加了金融系统整体的风险,这并非是一个万全之策。

与其藏汇于民,不如藏金于民。任何外汇从长期来看都会对黄金贬直,只是贬值速度不同而已。要想将中国已经创造出的巨大财富实现购买力保值,唯有变外汇储备为黄金白银储备。国际黄金价格波动其实不立是个假象而已,看破了这一层,哪怕它汇率市场掀起千重浪,中国自舒万吨黄金作为定海神针。

藏金于民从根本上保护了人民的财富安全,无论是商品还是资产形式的通货膨胀都无法侵蚀老百姓的真实购买力,这是所有致力于和谐与平等社会构建所不可或缺的经济自由的基石。毕竟是人民的劳动创造了财富,人民有权选择储藏自身财富的方式。

黄金具有所有货币中最高等级的流动性。黄金不仅在人类5000年的历史上,被不同文明、不同种族、不同地域、不同时代、不同政体的社公认为财富的最高形式,它也必将在未来的社会担当起经济活动最基本度量衡的重大历史重任。在世界历史上,人们曾四次尝试抛弃黄金作为货币体系的基石,而试图“发明”更为聪明的货币制度,前三次已经失败,而我们当今的世界正在经历第四次失败。人类与生俱来的贪婪本性注定了以人的主观意识来标定客观经济活动的尝试不会成功。

藏金于民以待天下有变,以黄金为支撑的“中国元”将在一片由过度债务贪婪所造成的国际金融废墟上卓尔屹立,中华文明自有出头之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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