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学与文学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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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牌: 徐忠明
基本信息·出版社：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页码：406 页
·出版日期：2000年
·ISBN：7562017088
·条形码：9787562017080
·包装版本：1版
·装帧：平装
·开本：32
·正文语种：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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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中华民族具有悠久的学术文化传播。在我们的古典文化中，经济、史学、文学等学术领域都曾有过极为灿烂的成就，成为全人类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正如其他任何国家的文化传统一样，中国古典学术文化的发展并不均衡，也有其缺陷。最突出的是，虽然我们有着漫长的成文法传统，但以法律现象为研究对象的法学却迟迟得不到发育、成长。清末以降，随着社会结构的变化、外来文化的影响以及法律学校的设立，法学才作为一门学科而确立其独立的地位。然而，一个世纪以来中国坎坷曲折的历史终于使法律难以走上坦途，经常在模仿域外法学与注释现行法律之间徘徊。到十年文革期间更索性彻底停滞。先天既不足，后天又失调，中国法学真可谓命运多舛，路途艰辛。
《法学与文学之间》取名为《法学与文学之间》，用意在于里面收录的文字分为两部分：一是研究中国古典文学作品的法律问题，这是命名的基本理由；二是研究中国古今法律中的一些问题，可以归入法学这个名目。
作者简介徐忠明，男，1960年12月生，原籍上海市川沙县。1984年于上海华东政法学院毕业，获法学学士学位；1989年于广州中山大学法律学系中国法制史专业研究生毕业，获法学硕士学位。2001年毕业于中国政法大学，获法学博士学位。现任中山大学法学院教授。主要学术研究领域为法律史和比较法。发表学术论文40余篇，著有《传统与现代：中国法律精神》（与任强合著，即出）。
目录
总序
自序
第一编 古典文学与法律文学
包公杂剧与元代法律文化的初步研究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视野中的清官司法
《窦娥冤》与元代法制的若干问题试析
《金瓶梅》“公案”与明代刑事诉讼制度初探
从明清小说看中国古人的诉讼观念
《活地狱》与晚清州县司法研究
《金瓶梅》反映的明代经济法制释论
古代希蜡法律文化视野中的《安提戈涅》
第二编 法律传统与现代变迁
皋陶与“法”考论
“仵作”源流考证
与《罗马法与中国古代契约法》作者商榷
国家与社会：汉代“独尊儒术”及其对当代法制建设的启示
关于唐代法律体系研究的述评及其他
中华法系研究的再思
从比较法律文化看法律移植
晚清法制改革引出的两点思考
中西比较：市民社会与现代法制的成因
西方市民社会与现代法制建设及启示
中国市场经济法制建设的目标与途径
后记
……[看更多目录]
序言中华民族具有悠久的学术文化传统。在我们的古典文化中，经学、史学、文学等学术领域都曾有过极为灿烂的成就，成为全人类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正如其他任何国家的文化传统一样，中国古典学术文化的发展并不均衡，也有其缺陷。最突出的是，虽然我们有着漫长的成文法传统，但以法律现象为研究对象的法学却迟迟得不到发育、成长。清末以降，随着社会结构的变化、外来文化的影响以及法律学校的设立，法学才作为一门学科而确立其独立的地位。然而，一个世纪以来中国坎坷曲折的历史终于使法律难以走上坦途，经常在模仿域外法学与注释现行法律之间徘徊。到十年文革期间更索性彻底停滞。先天既不足，后天又失调，中国法学真可谓命运多舛、路途艰辛。
70年代末开始，改革开放国策的确立、法律教育的恢复以及法律制度的渐次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良好环境。十多年来，我国的法学研究水准已经有了长足的提高；法律出版物的急剧增多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这样的成绩。不过，至今没有一套由本国学者所撰写的理论法学丛书无疑是一个明显的缺憾。我们认为，法学以及法制的健康发展离不开深层次的理论探索。比起自然科学，法学与生活现实固然有更为紧密的联系，但这并不是说它仅仅是社会生活经验的反光镜，或只是国家实在法的回音壁。
文摘一句话，清官是民间社会的百姓大众为自己创造的理想官吏，是百姓大众以自己的心灵和感情供奉的“神”；或者套用马克斯?韦伯的“理想类型”的说法，清官是百姓大众创造的一个法律方面的“奇理斯马”式的人物。而对于统治当局来说，尤其是对于皇帝来说，他们虽然也提倡清官，但是，更为重要的恐怕还是“忠臣”，这是中国古代政治权力结构的内在要求。笔者认为，指出清官意识和信仰的民间性是极为重要的，也是还有必要的。因为，这正好显示清官的司法方式得到民间社会百姓大众的普遍认同与广泛传颂，从而使清官的“听讼折狱”不仅获得了制度文化的意义，而且透现了传统社会百姓大众的深层法律意识和价值认同。与此同时，也表征了中国传统社会司法文化的一个真正特点。
最后，需要强调指出的是：其一，百姓大众盼望清官出世，这本身就表明了这样一个事实，即：在中国古代社会的政治领域里，赃官墨吏充塞，吏治腐败，政治黑暗，而贪赃枉法则是最为显著的表现形式。我们知道，与“清”对极的是“贪”，而一部中国古代政治史，实乃“一部贪污史”。可见，两者的对比是非常强烈的。其二，百姓大众崇敬清官，奉之若“神”，本身又说明了这样一个事实，即：在中国古代社会的政治领域里，清官之少，犹如凤毛麟角；[11]百姓大众对于清官的祈求也就只能是一种无谓的心理“幻想”，一种无谓的心理“补偿”；说得直白一点，则是“画饼充饥”而已。其三，百姓大众对于清官的迷信，更说明了这样一个政治制度的深层结构性事实，即在中国古代社会的政治领域里，皇权国家与民间社会的严密整合；与专制国家相比，民间社会的政治力量极度微弱，百姓大众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在这样一种情景下，他们的惟一希望就是盼望有朝一日能有一位“体恤民情”和“为民作主”的清官出现，以便获得“拯救”。
后记说到这本文集，尚有一段“因缘”值得一叙。
因了我的懒散，平日很少写作；因了我的愚钝，无法写出像样的东西；故而，1994年以前，我基本没有写过什么文章，这里汇集的文字主要是从1995年之后陆续发表的作品选取的。虽然自己年龄已经不小，但是这些文章只能称为“少作”。因为是“少作”，所以显得特别肤浅幼稚，缺乏严谨的学术理路和深邃的思想品味。本该“中留不发”以为藏拙。不过，自从这些文字发表以后，得到一些朋友的鼓励，并且建议汇集成书以广流传，于是有了这本集子。现在集子已经编完，谢辞必须一并写在这里，永志不忘。我要特别感谢北京大学法律系的贺卫方教授，没有他的鼓励与推荐，也就没有这个集子；感谢南京大学法学院的张中秋教授，我的这些研究不仅得到他的鼓励，而且有些文章得以在他主持的《南京大学法律评论》上率先刊出；感谢中山大学法律系的李启欣教授、任强君、万群君，他们对于我的研究颇多关心；感谢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的丁小宣先生，将此集子纳人“中青年法学文库”予以出版；同时，还要感谢《比较法研究》、《南京大学法律评论》、《中山大学学报》、《法律科学》、《现代法学》、《法制现代化研究》、《学术研究》等杂志的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