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勘学概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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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牌: 张涌泉
基本信息·出版社：凤凰出版传媒集团，江苏教育出版社
·页码：185 页
·出版日期：2007年
·ISBN：9787534381065
·条形码：9787534381065
·包装版本：1版
·装帧：平装
·开本：16
·正文语种：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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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中国五千年的文明史，创造了灿烂辉煌的古代文化，留下了浩如烟海的文献典籍。这些文献典籍不但是中华民族几千年积累起来的巨大精神财富和重要文化遗产，也成为人们了解和研究古代中国的历史文化、传承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主要依据之一。
目录
第一章 绪论
第一节 “校勘”释义
第二节 校勘与校雠
第三节 校勘与校对
第四节 校勘与校勘学
第二章 校勘学的作用
第一节 校勘与读书
第二节 校勘与古籍整理
第三节 校勘与辞书编纂
第三章 校勘的内容
第一节 考异同
第二节 定是非
第三节 厘篇章
第四章 古书讹误的类型
第一节 讹文
第二节 脱文
第三节 衍文
第四节 错乱
第五章 校勘的条件
第一节 熟版本
第二节 知目录
第三节 识文字
第四节 明训诂
第五节 辨声韵
第六节 通语法
第七节 懂修辞
第八节 晓达古书义例
第九节 具备一定的史学知识
第六章 校勘的方法
第一节 对校法
第二节 他校法
第三节 本校法
第四节 理校法
第七章 校勘记和序跋
第一节 校勘记源流略论
第二节 校勘记的类别
第三节 校勘记的写法
第四节 序跋和凡例
第八章 校勘中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第一节 校勘的目的是求真，而不是求善求美
第二节 校勘要勇于改字，但决不可轻改
第三节 不迷信旧本，不迷信成说
第九章 古代校勘源流述略
第一节 先秦--两汉
第二节 魏晋--隋唐
第三节 宋--明
第四节 清代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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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中国五千年的文明史，创造了灿烂辉煌的古代文化，留下了浩如烟海的文献典籍。这些文献典籍不但是中华民族几千年积累起来的巨大精神财富和重要文化遗产，也成为人们了解和研究古代中国的历史文化、传承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主要依据之一。随着历史的变迁，人们使用语言、文字的习惯渐有差异，历代的典章制度又时有变化，后人阅读古人的文献典籍曰渐困难，需要对古代文献典籍加以训解和阐释，而社会上抄存流传的文献典籍也需要有人加以整理编集。事实上孔子对《六经》的整理，便是最早的较系统的古籍整理工作，而西汉成帝时期刘向、刘歆父子等人对群书的校勘，更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由政府组织的大规模文献典籍整理工作。此后历代王朝几乎都设有专门机构，负责国家典藏图书的整理和书目的编制，广大知识分子也不断分散进行着对文献典籍的整理与研究工作，形成了优良的传统，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并在实践的基础上总结出了古文献学的理论、体系和内容、方法，形成了以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目录学、版本学、校勘学、文化史等为中心的知识体系，而这些古文献学基础知识也就成为人们阅读、理解古代典籍与研究探索古代学术文化所必备的知识基础。
新中国建立后，为了继承和弘扬祖国文化遗产，国家于工958年开始筹划建立培养古籍整理研究人才的学科与专业，并于1959年在北京大学设置了第一个古典文献专业。1983年随着国家经济文化事业的发展，各地大学纷纷设立古典文献专业及古文献研究所。古典文献专业除北京大学外又增加了杭州大学（现浙江大学）、上海师范大学、南京师范大学等三家，形成了四个培养古文献学本科生的基础专业，数十所大学建立了古文献（或古籍整理）研究所。
文摘4.乙正错乱
乙正错乱就是乙正古书流传过程中颠倒错乱的文字。乙正错乱的工作也很早就开始了。《礼记。明堂位》：“有虞氏之旃，夏后氏之绥。”郑玄注：“绥当为矮。……有虞氏当言矮，夏后氏当言旃。此盖错误也。”这两句本当云“有虞氏之矮，夏后氏之旃”，传写“矮”“旃”误易，而“矮”又讹作“绥”。这是乙正字之乱。又同书《丧服小记》：“生不及祖父母诸父昆弟，而父税丧，己则否。为君之父母妻长子，君已除丧，而后闻丧，则不税。降而在缌小功者则税之。”郑玄于末句注云：“此句补脱误在是，宜承‘父税丧己则否’。”这是说末句从文义上看当移到“父税丧己则否”之后。这是乙正句之乱。又同书《丧大记》“君设大盘”至“君大夫士一也”一节，郑注云：“此事皆沭浴之后，宜承‘濡濯弃于坎’下，札烂脱在此耳。”此节凡五十字，本应在下文，而简脱错乱在上。这是乙正简之乱。
除字乱、句乱、简乱之外，还有一书羼人他书的一部分的，有一作者的文章羼人他作者文章的。如明胡震亨《唐音癸签》卷三二所云：唐人诗既多出后人补辑，以故篇什淆错，一诗至三四见他集中，是正为难。其显而易见、习误不察者，无如释广宣《红楼》、《道场》二律之作沈佺期诗，钱珝《江行绝句百首》之混入其祖起集中。广宣之误，始高氏《品汇》，自后历选者因之。钱氏家集之误，则宋钱蒙仲已先为之淆矣。举斯二则，可例其余。
像这种考辨作品的真伪，自然是乙正错乱的工作之一。至于伪书的鉴别，同佚书的搜辑一样，本也是校勘的内容之一。但自宋以后，辨伪工作日益发展，至清以后更是兴旺发达，于是遂亦自成统系，成为一门独立的学问，所以这裹也就不详细讨论了。
（二）定立说之是非
上面讲的定底本之是非，目的是校正古书在流传过程中产生的各种错误，力求还原书以本来面目。但校勘的目的并不能以此为终极，尚须更进一步判断原书立说之是非，即撇开钞书匠和刻书匠，以校正原著的错误和遗漏，力求还事实以本来面目，这是定是非的更进一步的要求。
后记1987年上半年，我受命为杭州大学中文系古文献专业的本科生讲授“校勘学”，本书的大部分初稿就是那时陆续写成的。次年再次为该专业的学生讲授时，我又对原来的讲义作了一些修订，其中三至六章约八万字还作为讲义印发给学生，同时分送校内外的一些师友征求意见。当时先师郭在贻教授看了讲义后高兴地对傅杰说：涌泉的讲义写得不错，已经达到出版的水平了。郭师的肯定，使我受到很大的鼓舞。1988年至1991年，在为古籍研究所的硕士研究生讲授“校勘学”时，我又对讲义作过若干充实和修改。但那时因忙于其它一些课题的研究，没有来得及对讲义作进一步的加工。
1995年至1996年，我有幸到北京大学中文系作博士后研究。其间裘锡圭师主持编写《古文献学基础教材》，向全国各地征求撰稿人，我便把本书以前印过的几章讲义送请裘师和杨忠老师指正。承裘师和杨忠老师及教材编委会的赞同，决定“校勘学概论”的教材由我来写。今年夏天，我抽时间把以前的旧稿重新梳理了一遍，有的章节还作了较大的改动，结果便是现在呈献给读者的这个样子。书写得怎样，我自己心中无数，需要读者诸君的裁断。但有一点我心裹是踏实的，这就是本书所讲的内容大多是自己从事古籍整理校勘工作近二十年来的体会，特别是书中列举的近百条例证，多数是自己钻研的心得，相信对读者会有较真切的启发和帮助；少数例子撷自前贤或时人著作，则必定在书中加以注明。
本书的最后一章是由傅杰君撰写的。这是当年我写校勘学讲义时就与傅杰君约定的。傅杰君是我的同门学友，他广博的学识，是我和我的师兄弟们都深感钦佩的；尤其是在中国古代学术史方面，傅杰君有相当深入的研究，并有许多独到的见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