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文化论的变迁
分類: 图书,文化,世界及各国文化,各国文化,
品牌: 青木保
基本信息·出版社:中国青年出版社
·页码:177 页
·出版日期:2008年
·ISBN:7500686005/9787500686002
·条形码:9787500686002
·包装版本:1版
·装帧:平装
·开本:32
·正文语种: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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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日本文化论的变迁》是青木保先生于1990年出版的代表著述,曾获吉野作造奖,1999年出版文库本,为日本文化论的长期畅销书,日本国家交流基金推荐翻译书目。
该书把美国人类学家鲁思?本尼迪克特的《菊与刀》作为战后日本文化论的起点,纵览日本社会广阔的历史背景,揭示了其嬗变的轨迹。同时汇集了日本战后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者对日本文化论阐释的重要论述,使该书成为一部内容宏富的通过日本文化论所探索到的战后日本思想史。
《日本文化论的变迁》同时充满着。开放的受容性”,对于所有关注和研习日本文化、社会的读者 而言,不失为一部不可多得的优秀基础教材。
作者简介青木保,1938年出生于日本东京。文化人类学专家。
历任日本大阪大学、东京大学、早稻田大学教授,泰国国立桥拉伦贡大学和美国哈佛大学东亚研究所、人类系研究员,法国国立巴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德国昆斯丹茨大学客员教授以及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名誉教授、上海同济大学亚太研究中心顾问教授等。
2007年4月就任日本文化厅厅长。
作者自1965年以来从事以东南亚为主的文化人类学调查研究,并在法国、英国等欧洲各国以及美国进行有关文化政策和文化机构的调查研究。
1985年获三得力学艺奖、1990年获吉野作造奖、2000年获紫绶褒奖。
个人主要著作有:《文化的翻译》、《在泰国的寺院》、《文化的否定性》、《仪礼的象征性》、《境界的时间》《逆光的东洋学》等。
共同编著:《现代文化人类学讲座》13卷、《近代日本文化论》8卷、《亚洲新世纪》8卷等。
目录
中文版序言致中国读者
代序青木先生其人其书
日文版序言战后日本的文化与身份
第一章 战后日本与“日本文化论”的变迁前期(1964~1976)后期
第二章 《菊与刀》的性质
第三章 “对特殊性的否定性认识”(1945一1954)
第四章 “对相对性的历史性认识”(1955~1963)
第五章 “对特殊性的肯定性认识”前期(1964~1976)后期(1977一1983)
第六章 从“特殊”到“普遍”(1984~)
第七章 “国际化”中的“日本文化论”
结束语
注释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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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1982年1月,笔者来到日本。作为“文革”后中国的第一批在大学教授日本文化的教师公派赴日留学。当时的中国还处于“文革”风暴接近平息,全国上下一致探讨摆脱贫困的求索之中。号称经济大国日本的世风民情、尤其是反映出与近代化的进展相矛盾之处令笔者震惊、疑惑继而迷惘,直到读了一本名为《在泰国的僧院》,中央公论出版的书。
书中描写了这样一个场景:儿子就要入寺修行,远游他乡,送别的母亲泪流满面。在作者眼中,母亲的泪水无疑是在诉说着无尽的伤感和悲戚,然而在泰国人看来,这泪水中饱含的却是一位母亲看到孩子终于长大成人,感到自己多年的含辛茹苦终有回报时的欣慰和喜悦。一样是泪洒衣襟,一样是舐犊情深,但日本人和泰国人却感受到伤感和悲戚、欣慰和喜悦这样截然相反的情感。作者在书中形容自己从这种差异中,受到了“灵魂的震动”和“心灵的洗礼”,而作为读者的笔者则从作者笔下感受到了接触异文化、发现异文化进而理解异文化的乐趣和意义,并由此开始了自己对于日本文化和中日文化比较的探索。这本引领笔者走上日本文化以及中日文化比较研究之路的《在泰国的僧院》,其作者正是青木先生。
真正与青木先生结识是在10年后日本国民文化节的公开演讲会上。会议讨论的题目是“亚洲的色彩与气息”。这样一个抽象而略显艰涩的话题,加上日本媒体的现场直播,从接受演讲起我一直感到十分紧张。没想到面对主持者对亚洲的香气的提问,青木先生首先回答说“最香的气息是刚做好的饭菜的香味儿”。这孩子般质朴却又充满哲理的发言让会场的气氛顿时轻松下来。随后,沿着青木先生的思路,笔者也以自己的红色上装为切入点,就“红色”在中国文化中的意义作了一番发言。应该以何种心态来对待学问,又应该以何种方法来研究外国文化?这是笔者长期以来都在苦苦思索而又不得要领之处。青木先生的一句话让笔者看到了以生活的视角来研究文化,从最简单、最通俗的事例中探寻文化精髓的可能性。 令笔者没有想到的是,会议结束后几天,竟然收到了青木先生的亲笔信,邀请笔者前往其所在的政策研究大学院大学文化政策课程担任客员教授。青木先生开创该课程的初衷在于试图以文化的力量来超越战争,并为日本勾勒出能够为亚洲和平做出贡献的文化政策。青木先生认为欲完成这一事业,就必须借助于亚洲各国的智慧,尤其是需要以中国古典文化中的思想和睿智作为基轴来树立亚洲共同的价值观。在了解到青木先生的良苦用心后,笔者欣然接受了青木先生的邀请。
在此后的岁月中,通过共同工作,相互交流,笔者得以更加全面地了解到青木先生的思想。而随着对青木先生思想的深入理解和认识,笔者越来越感到有必要也有责任将青木先生的思想传播给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各国,并以此来推动亚洲各国致力于促进和平的文化政策的制定,从而一点一滴地铺垫以亚洲的和平与幸福为目标的相近相通的认知基础。
2007年4月,青木先生开始担任日本国政府文化厅长官。青木先生也成为日本历史上被任命为文化厅长官的第四位民间人士。在谈到任命青木先生为文化厅长官的理由时,时任日本文部大臣的伊吹文明认为“(青木保)是最杰出的,具有国际意识的文化人”。
近年来,青木先生致力于文化政策和文化外交的研究,是日本国内强调“异文化理解”和“多元文化主义”的代表性人物。尤其是在日本学术界大多关注欧美价值的情况下,青木先生始终保持同时注重东方和西方的观点,构筑了丰厚的学术底蕴,面向世界展示了其具有平衡感的论点,成为受到世界重视的注重包括中国文化在内的亚洲文化和亚洲问题的人类文化学者和比较文化学者。鉴此,2007年,天皇夫妇在一年一度的新年学问起始仪式上,特意请青木先生作了介绍当代亚洲文化现状的讲座。
青木先生著作等身,其中许多著作都已成为日本文化界的必读书,并被翻译为多国语言,在世界范围内受到广泛推崇。在此,笔者想向读者们介绍的是最能体现青木先生思想精髓的三部代表作。 《日本文化论的变迁》《“日本文化论”的变迁》是青木先生于1990年出版的代表著述,曾获得吉野作造奖,1999年出版文库本,是日本文化论的长期畅销书,也是日本国家交流基金推荐翻译书目。
迄今为止,从《菊与刀》到赖肖尔的《当代日本人》,再到日本学者的“间人主义”等等,日本文化论可以说是汗牛充栋。在这样的背景下,如果试图对这一论题展开新的展望,首先就必须梳理此前日本文化论的展开轨迹和抵达点,并在对此进行批判性消化的前提下,构筑起自身更新的视点。正是在这一意义上,该书为所有研究日本文化和对日本文化感兴趣的人提供了一幅贴切、实用而又极具理论价值的全景图。 该书俨然对战后日本出现的“日本文化论”描绘了一张充满平衡感的地图,追踪其变化的轨迹,并从现在的时点上考察了这些理论的可取之处和偏颇之处。由于日本战后优秀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者均对日本文化论有过重要的论述,并被一一列举在了该书中,从而使该书成了一部通过日本文化论所观察到的战后日本思想史,而对于所有想学习日本文化、社会的人来说,又不失为一部不可多得的基础教养教材。
该书的特点之一,就是把《菊与刀》作为战后日本文化论的起点,花费了大量的篇幅来加以探讨。特别是论及了《菊与刀》在美国文化人类学界的变迁中所占有的重要位置,并对日本国内学者对《菊与刀》的批判进行了再批判,对我们从更深的层次上理解《菊与刀》的文化相对主义观点提供了一个坐标。
在该书中,青木先生对战后日本文化论进行了独特的划分,比如从“否定的特殊性认识”、“历史相对性的认识”、“肯定性的特殊性认识”、“从特殊到普遍”等新鲜的角度来对日本文化论进行分期,并联系到日本社会历史的背景,探讨了其中的流变。其中潜藏着不少与此前的所谓常识大相径庭而又饶有兴味的论点,给入耳目一新的感觉。而且,细心的读者会发现,该书充满了“开放的受容性”,是足以代表当代日本文化开放性和客观性一面的范例,也能够对我们中国人超越印象式的日本文化论,摆脱情绪性的日本文化论大有裨益。
《异文化理解》
就像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中预言的那样,当东西方对立的时代结束以后,异文化的对立越来越浮出了表面。在这样的背景下,青木先生于2001年出版了《异文化理解》。
在青木先生看来,世界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不是用意识形态,而是以文化作为切入口来理解世界,即文化的政治化变得越来越重要了。全球化增加了异文化的相互接触,迫使人们不能不意识到文化的差异。如何与异文化接触,业已成为现代人不可或缺的修养。在该书中,青木先生以自己所体验的丰富事例为基础,试图浅显易懂地向读者破解这一现代难题。
青木先生以自己在泰国修行托钵的体验为原点,指出:世界的文化是在某个地方相互影响着而形成的,异文化理解存在着两条道路,其一是从理解异文化抵达对自己文化的理解,其二是从知晓自己的文化到对异文化的理解。
该书还充满了对当今世界热点话题的思索。在青木先生看来,文化已成为纷争的导火索,偏见、简单的类型化很容易遮蔽人们的眼睛。因此青木先生认为,近代日本一直缺乏把近邻中国和韩国作为异文化理解的对象来加以正面审视的视点,而在中韩两国,似乎也有一种轻视日本文化的氛围。而或许正是这些妨碍了对相互文化的理解,并被政治化了。 该书依旧贯穿着青木先生惯有的宽容和开放的态度,对于我们中国人如何把日本文化作为一种异文化来理解,具有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多文化世界》
《多文化世界》是青木先生继《异文化理解》之后,于2003年出版的又一力作,也是对同一论题的扩展和深度阐述。在该书中,青木先生再次强调了“文化的力量”,认为所谓“文化的力量”并不是施加压力,强迫同一化的力量,而是一种以自我向他人开放为前提,呼吁人们追求各自文化魅力的概念。
守卫“文化的多样性”将直接关系保持真正的“协调”,并影响到人们在现实世界和日常生活中对事物的看法。而坚持文化的多元性,将有助于减少文化摩擦,消除误会,促进世界的多元发展和和平繁荣。其观点已被各种世界现象及中日间的交流经验所证明。
青木先生的这三部著作既独立成册,又不无关联,既富有理论性,又并不艰深晦涩,不光对学者研究日本文化,也对一般读者理解日本文化,并理解世界上所有的异文化不乏启迪。它像一面镜子映出了自身,又提示读者以此方法去体察他人,开启了知己知彼互为一体的认知窗口。如果说中国的赵启正先生在展示和传播新思维方面贡献卓著,他的大作《向世界说明中国》《江边对话》与《在同一世界》是引导中国国民拓深科学的发展观的参照,那么青木先生则在异文化交融方面为日本和亚洲提供了宝贵的智慧,为世界对崭新的亚洲观的确立提供了重要的参考和方法。
因此,笔者与日本研究学家杨伟等合作,将青木先生的上述三部著作译为中文,在中国青年出版总社副社长胡守文、副总编李师东、社科编辑中心主任王钦仁、责任编辑庄志霞、画家马骁和江皓等先生的鼎力支持下呈献给中国读者,并以此纪念《日中和平条约》缔结30周年,祝愿中日两国人民世代友好。
文摘在日本,近代国家的建设是从19世纪后半叶开始的。自1945年8月,日本向同盟国投降,在太平洋战争中惨遭败北以后,以根本性的反省为前提,近代国家的建设再次变得大有必要了。从“脱亚入欧”发展为“富国强兵”的国家建设,以及成为与欧美匹敌的亚洲发达工业国家、实现近代化等国家目标,都因为战败而大受挫折。在战前和战争中皆为军事大国的日本形象逐渐暗化,摆脱了军事独裁与皇国史观的支配,国家目标也发生了重大的变更,旨在实现由民主主义国家和天皇凡人宣言所表征的近代市民社会。没有军队的和平国家、奉行和平宪法及象征天皇制的民主主义社会、自由主义体制下的经济社会——在这些崭新的国家目标的指引下,战败后的日本又整装出发了。但从战败所带来的物资匮乏与精神挫折中重新出发之际,我们所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就是追究日本以及日本人在世界上的位置,并探索其可能性。
无论是日本人自身,还是外国人,都提出了“何谓日本人”、“日本社会的特性究竟存在于何处”、“日本文化的意义与价值是什么”等问题,从各种角度进行了探讨,并提出了多种看法。这样的疑问在其后的四十多年中仍然不间断地持续着,在日本国内外都引发了诸多议论。
后记拙作乃是对“日本文化论”的变迁所进行的考察,其完成过程经历了几个准备阶段,在各阶段上都得到了许多有助于展开这一主题的宝贵意见。原本之所以会尝试着对这一主题进行总结,也是因为被赐予了这种机会的缘故。在对这些机会(阶段)表示感谢的同时,请允许我写下这些文字。
第一,1988年3月在外务省举行了题为“日本研究之现状”的国际研讨会,在会上我发表了名为“Cultural Relativism andAnti-relativism-Cuhure and Identity in Postwar Japan”的英语小论文(此会议由国际文化论坛主办)。研讨会采取了如下的形式,即由六位日本的研究者提交用英语撰写的论文,然后由六位外国的研究者进行点评。这是我试着对“日本文化论”的变迁进行考察的最初机会。
第二,这篇英语论文的日语版发表在杂志《国际文化论坛通讯》上(《战后日本对文化与身份的诉求》第5期,1988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