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器之辨:告诉你文化的真相
点此进入淘宝搜索页搜索分類: 图书,社会科学,社会科学丛书、文集、工具书,论文集,杂著,
品牌: 陈远
基本信息·出版社：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出版社
·页码：204 页
·出版日期：2009年
·ISBN：9787811243857
·条形码：9787811243857
·包装版本：1版
·装帧：平装
·开本：16
·正文语种：中文
产品信息有问题吗？请帮我们更新产品信息。
内容简介《道器之辨:告诉你文化的真相》所涉人物多为中国近现代史上的知名人物，思想犀利，文笔活泼，有很强的可读性。内容涉及著名历史学者陈远对近年来社会科学领域内最为热门的书籍品评、对近现代人物如冯友兰、梁漱溟等先生的重新评价、对社会问题的深刻剖析，以及陈远与众多学界前辈的交往。在这些看似连贯性不强的文章中，一以贯之的是陈远对于社会沉甸甸的人文关怀。正如此书书名所揭示的一样，所有问题最为核心的是，道器之辨。
作者简介陈远，学者。1978年生于河北武强，就读于河北科技大学，毕业后一直从事报社编辑、记者职业，同时进行民国史研究。现居北京，任职于《新京报》。多年来关注中国近现代思想史、文化生态变迁、知识分子研究等题目，近年来主要从事燕京大学的史料收集以及相关研究，另外则侧重于重新构建民国史体系。文章散见于《随笔》、《温故》、“南方周末》，并数次被《新华文摘》转载，作品被多家选本选录。已出版的主要著作有：《被忽略的大师——李宗吾传》、《逝者如斯未尝往》、《逝去的大学》（编著）、《斯人不在》（编著）。
编辑推荐《道器之辨:告诉你文化的真相》讲述了：除了个人魅力，蔡元培为什么能成为民国教育史上最成功的教育家？其中秘密何在？梁漱溟为什么敢冲撞毛泽东？熊庆来为什么和潘光旦争吵？香港为什么没有公共知识分子？《论语》为什么热？翻开此书，和学者陈远一起探寻文化的真相吧。
目录
第一辑所读
当代学术史上的两种姿态
胡适的酒杯，邵建的块垒
李零的减法
李零：替人读书
娓娓道来 别开生面
两相比较读《家书》
家书中的历史
杨天石的方法
蒋介石：总统原来是常人
在学术与气节的跷跷板上
知道的和说出的
李新回忆录的一致与不一致
人间正道是沧桑
知识分子有了钱之后
学术圈是个大江湖
被错过的胡适之
人文的路径
第二辑所识
蔡元培为什么能够做成最成功的教育家新解
蒋梦麟：联合中的现实考虑
梅贻琦：西南联大的真正掌舵人
梁漱溟的骨气和底气
李泽厚：不要拿《论语》来掩盖现在所需要的最基本的东西
余英时：《论语》只能“冷读”，不能“热读”
重温李泽厚
北大几段走麦城的经历
北京大学与五四运动
北大周年校庆的反思
黄侃的性情和段子
第三辑所议
中学西学，何为体，何为用
香港为什么没有公共知识分子
重新理解启蒙
仅有理念是不够的
茉莉花与索尔仁尼琴
对“大师”和“诺贝尔文学奖”要有平常心
由燕京大学想到的
“北大是常为新的”新解
西南联大：不是最好的学校
收藏无道惟术而已
教师应该有按照自己兴趣教学生的自由
《论语》热，何处最吃紧
从儒学的内在理路谈于丹产生的必然
我说过余英时支持于丹吗
国家图书馆，你什么时候能不让读者失望？
该用什么样的心态来看待周长城事件
安居、乐业，才有和谐
第四辑所记
狂狷黄永厚
拔地苍松有远声
“只要有学泰兄在，就绝对不会冷场”
“私人遭遇如何成为公共事件”
附：谢泳先生回信
古道热肠，我于老范见之
香港遇倪匡
陈之藩的寂寞
王芝琛的心愿
……[看更多目录]
序言历史有什么用？伟大的年鉴学派历史学家马洛·布洛赫的小儿子曾经这样问他。这个问题也时常困扰我。
自大学开始，以工科的学科背景，却误入史学一途，蓦然间，已过十年。十年间思想几度转变，回首起来，不禁感慨系之。初入史学之时，思想颇受时贤影响，重理念，讲关怀，奉“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为圭臬，以“思想启蒙”为己任。虽自谓“自由思想，独立精神”，但是诚如孔庆东所言，当时的所谓“独立思想，自由精神”，不过是“当知识界相当多的人都在谈‘独立性’，都在号称‘独立思考’，以至‘独立’已经成为一个流行词、口头禅的时候，‘独立’已经异化，已经成为随俗。”而“真正的独立有一个简单的标志，就是你的周围的人不赞同你，包括你的导师、学生。”
文摘第一辑所读
当代学术史上的两种姿态
《万古江河》刚出版的时候，和许倬云先生聊天，许先生说那本书“不是当一个研究工作”，而是为“把年轻人的注意力和志向拉起来”，以图史学的繁荣，《从历史看管理》、《从历史看组织》、《从历史看领导》以及这本《从历史看时代转移》，都可以看做是许先生“普及历史工作”的一部分。所不同者，许先生的普及并非历史知识的普及，而是凝集他一生治学经验的学术思考成果。语言一如以前许先生的著作深入浅出，读来让人受益。
在《时代转移的诸种因素》这一章中，许先生谈到韦伯，说：“韦伯与马克思几乎是同时代的人。他也重视经济，但是由于它探讨的范围很广，所以我们很难将他归类为经济学家或是社会学家、历史学家……他所提出来的每个课题都不容我们忽视……”。这句话之所以引起我的注意，是因为我认为在这句话中包含了许先生的“夫子自道”。1950年代，许先生曾经在芝加哥大学求学，当时韦伯理论正好在那里传播开来，匹兹堡大学也因此迅速成为韦伯理论传播的大本营。许先生身处其中，必然受到这种风潮影响。体现在治学上，则形成了“拿历史当材料，拿别的学科当工具”的局面。所以有的时候读许先生的著作，也拿不准他到底是什么家，历史学家、经济学家抑或社会学家？不好说。然而，正如许先生评价韦伯那样：“他所提出来的每个课题都不容我们忽视”。
与许先生可资比较的是许先生的老朋友余英时，虽然余英时先生在著作中也涉及韦伯，也涉商人精神，但是我还是要说余先生是位历史本位的历史学家，因为他的方法都是历史的。在《戴东原与清代考证学风》中，余先生先是指出一代考据大师戴震存有“义理的偏爱”，继而指出戴震存有“考证的压力”，经过这一番铺垫之后，余先生提出了问题：“思想家戴东原和考证家戴东原有没有紧张以至冲突的情形存在？”余先生得出结论，这种紧张是存在的。因为18世纪的学术风气正是重考据而轻义理的时代，考据学家对思想家非但不同情，而且还十分敌视。与戴震同时代的思想家章学诚一开始就是以思想家示人，在当时可谓是一种勇气。而一开始以考据家进入学术界并且被视为学术界考据家领袖的戴震，则不能不存在紧张和冲突。我同样把余先生的这段论述视为一种“夫子自道”。论述这个题目，非短篇所能为之，仅在此提出，以便有心人留意。
我更感兴趣的则是，许余这两位老朋友，一位跨越了历史的疆界，却不妨碍他是一位历史主义者；一位是史学界领军式人物，固守着历史的
……[看更多书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