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回国家(公共政策经典译丛)

分類: 图书,政治,政治理论,综合,
品牌: 彼得·埃文斯
基本信息·出版社: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页码:561 页
·出版日期:2009年
·ISBN:9787108030993
·条形码:9787108030993
·包装版本:1版
·装帧:平装
·开本:16
·正文语种:中文
·丛书名:公共政策经典译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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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找回国家》是一部比较公共政策分析的理论和实证论文集,由三个篇章组成:第一篇考察新兴发展巾国家的国家战略;第二篇重点分析现代欧洲早期发动战争与缔造国家的历史,以及国家与“二战”后国际经济的相关关系;第三篇则重新审视了国家如何影响政治分化和集体行动的议题。《找回国家》涉及比较政治学、比较公共政策、比较政治经济学等领域,引用率甚高。
作者简介彼得·埃文斯(Peter B.Evans)本书编者之一,布朗大学社会学教授和发展比较研究中心副主任。他(和西达?斯考克波)是社会科学研究协会的国家与社会结构研究委员会的联合主席。埃文斯已经发表了《依附性发展:多国公司、国家与地方资本在巴西的联盟》[Dependent Development:The Alliance of Multinational,State and Local Capital in Brazil(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79)],以及大量有关发展的政治经济学论文。他目前从事的研究是巴西计算机产业发展中的国家角色。
编辑推荐《找回国家》是一部比较公共政策分析的理论和实证论文集,由三个篇章组成。第一篇,“国家作为经济发展和社会再分配的促进者”,将对新兴工业化国家(尤其是拉丁美洲国家和台湾地区)的国家战略研究与对发达工业民主国的不同、凯恩斯主义范式的探索收集到一起。第二篇,“国家与跨国关系”,范围(尤其是时间跨度上)涉及甚至更广。它包括一份对现代欧洲早期发动战争与国家缔造历史的分析,以及两项对国家与“二战”后的国际经济体系(包括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工业国)之间的相关关系的讨论。最后,第三篇,“国家与社会冲突的模式”,研究对象从19世纪的美国和英格兰,一直到今天尼日利亚北部的约鲁巴以及拉丁美洲“南锥体”地区的民族国家,目标都是探索国家对政治分化和集体行动的影响。 《找回国家》不仅融汇了诸多依时间和地区而划分的不同的区域专家的关注,还试图调和一般性理论辩论和具体经验证据之间的关系,对后者来说,深度案例研究与比较能够展示出有关国家组织、公共政策及其前因后果的不同情形。
目录
总序
序
绪论
一 找回国家——当前研究的战略分析
第一篇 国家作为经济发展和社会再分配的促进者
二 国家与经济转型——一种支撑有效干预的条件分析
三 台湾地区的经济发展
四 国家结构与国家以凯恩斯主义应对大萧条的可能性——以瑞典、英国和美国为例
第二篇 国家与跨国关系
五 发动战争与缔造国家类似于有组织的犯罪
六 跨国联系与国家的经济角色——对“二战”后发展中国家与工业国家的分析
七 开放的国际经济中的小国——瑞士和奥地利国家与社会的趋同均衡
第三篇 国家与社会冲突的模式
八 工人阶级的形成与国家——从美国视角看19世纪的英格兰
九 霸权与宗教冲突——大英帝国统治与约鲁巴的政治分化
十 拉丁美洲南锥体地区的国家权力与公民社会的力量
结论
十一 迈向更加充分了解国家的大道
作者简介
索引
译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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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目标。在中国改革发展事业进入21世纪的今天,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重要任务。这项光荣的历史任务向中国研究公共政策的学者们提出了新的要求。
自20世纪80年代中国公共管理学科恢复发展以来,公共政策的研究受到了学术界和许多实际政策部门的高度重视。但时至今日,公共政策作为一个学术领域在中国还没有自己独立的学科地位。这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中国的公共政策研究仍然没有跳出传统的思维模式,没有形成自己独特的理论体系、知识框架和研究方法。 因此,当我们面对中国公共管理与公共政策实践的各种复杂问题时,难免感到力不从心。对此,我们一方面要加强对各种政策问题的深入研究,同时我们也要充分学习借鉴国外特别是西方公共政策学科的理论成果。
西方公共政策的学科化研究已经有五十多年的发展历史,其突出的特点是多学科的交叉性,其发展受到政治学、经济学、法学、社会学、哲学、伦理学以及一些自然科学等各个学科的综合影响。这些学科的许多经典著作都曾对公共政策学科理论体系的形成起到过重要的影响。近年来,国内许多同行在发展公共政策学科的过程中,非常重视国外学术著作的翻译介绍工作,使中国读者能够全面了解西方公共政策学科的发展状况,及时掌握其最新的发展动向。
文摘第一篇 国家作为经济发展和社会再分配的促进者 编者
现代民族国家所承担的功能真可谓多种多样,既发动战争又提供福利保障,还或有意或无意地重新塑造着其所在社会环境的诸多方面。然而,从亚当·斯密到当代的新马克思主义者,令现代社会科学家最为着迷的国家行为还是对经济过程的干预。一次又一次地,社会学家总在质疑,国家是怎么样地在地区、国家乃至全球层面上影响市场和阶级关系的,其影响的结果又如何呢?
然而,对“国家”与“经济”的相关关系的探讨,时常会绕开对历史的和跨国的差异进行解释这一艰难的任务。这种局面是通过下面一种或两种路径形成的。首先,大量关于现代国家的研究都是规范性的,探讨的是国家应该做什么或者不应该做什么的问题——总之,就是在“自由市场中”应该做什么或不应该做什么,或者是应该或不应该“对”“自由市场”做什么的问题。后来,当分析性的而非规范性的研究出现之后,学者们又反复沉迷于非常抽象的理论模型,从“市场”或“资本积累”所需的必要功能条件中提炼出关于国家干预的超历史的逻辑或约束条件。
尽管如此,还是有一些学者在从事分析性的而非主要是规范性的研究,在他们之中,又有部分学者在历史的基础上考察了国家在经济发展中的角色,对不同的制度形式和社会后果保持着高度敏感。这类研究主要聚焦于国家对欧洲和北美原始资本主义工业化的贡献。《找回国家》在本篇中选取的文章提出了许多概念性的洞察,其灵感则来自亚历山大·格申克龙(Alexander Gerschenkron)、小巴灵顿·摩尔(Barrington Moore,Jr.)以及卡尔·波兰尼(Karl Polanyi)这些巨匠们的工作;但这些文章所关注的则是比欧洲工业化更具当代现实意义的重大问题。它们反思了近年来社会科学界对第三世界的经济发展与对发达的工业民主国施行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管理模式之动因的研究兴趣的不断升温。
迪特里希·鲁施迈耶和彼得·埃文斯的文章以及艾丽丝·阿姆斯登(Alice Amsden)的研究关注的都是在通常所谓20世纪第三世界“新兴工业化国家”中国家促进农业发展和工业化的干预行为。在《国家与经济转型》一文中,鲁施迈耶和埃文斯提出了有关为进一步深化经济转型所需的有利于或不利于“国家自主性”与“国家能力”的条件的许多假设和前瞻性的问题。为了将注意力从国家行为损害市场功能这一问题丛生的议题,即国家研究中主流的规范性分析和抽象的理论研究所经常关注的议题——上转移出来,鲁施迈耶和埃文斯集中探讨了国家的官僚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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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英文版《找回国家》于1985年就已面世。它以"二战"后流行的多元主义和新马克思主义等以社会为中心的研究范式为批判方向,变革了过去国家研究学者只关注国家政权机器和不同政治体制架构等形式主义和法律主义研究模式,开始重视现实中的国家运作机制,试图用国家来解释政治、经济和社会现象。本书集政治经济学、社会学、历史学以及比较公共政策等多个学科数名优秀学者之重要研究于一身,从多个角度、多个领域折射出这一研究范式的主要特点:即接纳韦伯等社会科学先驱的整体国家观,强调国家可能作为一个行为主体或者一种制度组织的身份,充分重视国家的作用,重视用历史的和比较的分析方法来研究国家与社会的关系。
事实上,本书更重要的价值在于,它标志着一种新的研究视角——"国家中心主义"研究范式的确立。以本书为代表的国家中心主义研究,把国家(state)看作一种超越于具体某个政府(government)之上的持续性的行政、立法、官僚和强制系统,同时认为它具有作为一种制度组织(托克维尔国家观)或者作为一个独立行为主体(韦伯式国家观)两种潜在身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