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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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牌: 樊树志
基本信息·出版社：人民出版社
·页码：610 页
·出版日期：1997年
·ISBN：7010024936
·条形码：9787010024936
·包装版本：第1版
·装帧：精装
·开本：32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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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全书以时间为线索用实证的手法，记述了明崇祯皇帝三十几年短暂的一生。行文注重情节、对话及人物形象，叙事风格活泼生动。
作者简介樊树志，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著作有《中国封建土地关系发展史》、《明清江南市镇探微》、《乌泥泾》、《崇祯传》、《万历传》、《国史概要》、《晚明史》等，并有论文数十篇。
媒体推荐序言
俄罗斯文豪列夫·托尔斯泰在《战争与和平》这部巨著中，深有所感地说：皇帝是历史的奴隶！这种惊世骇俗的议论，令历史家们拍案叫绝。在一般人看来，皇帝是至高无上的权力无边的，不仅可以向任何人发号施令，也可以向历史发号施令。其实不然。正如托翁所说，人类有意识地为自己而生活，但却在无意之中，成为达成全人类历史目的的一种工具。皇帝也不例外。历史是人类无意识的共同集团生活，将皇帝生活的所有瞬间，当作是达成自己目的的道具。只为自己而利用这个道具。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皇帝是历史的奴隶。文学家在小说中以艺术的手法演绎历史，历史家在史著中以实证的手法展现历史，给予人们的启示，是有异曲同工之妙的。
这本崇祯皇帝的传记，写了他的一生三十几年的历史，如果要概括成一句话，那便是：一个并非亡国之君的亡国悲剧。清朝编纂《明史》的史官们，曾有“明之亡实亡于神宗(即万历)”的感叹。明清史的一代宗师孟森把这种感叹加以引伸，从一个宏观的视角议论道：熹宗（即天启），亡国之君也，而不遽亡，祖泽犹未尽也。思宗（即崇祯）而在万历以前，非亡国之君也，在天启之后，则必亡而已矣。这实在是精辟之极的见解！历史让崇祯皇帝演出了一个并非亡国之君的亡国悲剧，他成了历史的奴隶!当时他面临着内忧与外患的双重危机，内忧与外患的任何一方都有足够的力量灭亡这个具有两百多年历史的衰朽王朝，要他在攘外与安内的两难抉择中，挽救行将衰亡的王朝命运，几乎是不可能的。
崇祯在有明一代，算得上是一个励精图治有所作为的皇帝。只是时运不济，他接手的是一个内外交困的烂摊子，衰亡的征兆在他出生之前早已初见端倪。他力图挽狂澜于既倒，终于未能成功。这是一场悲剧，个中缘由错综复杂。历史，波诡云谲变幻莫测，它提供了帝王们驰骋的舞台，让他们施展才干，但时机稍纵即逝。消失了的历史，再也不可能重新作一番演绎，使后人对历史发展格局所作的任何假定，变得毫无意义。不过，人们带着这种独特的视角去审视十七世纪上半叶这段令人感慨欷欺的历史时，可能会有一些新的感受。
崇祯是一个有棱有角锋芒毕露的人物，十七年的政治生涯始终处于各种矛盾的焦点上。复杂多变的形势，层出不穷的棘手难题，需要他去面对，强大的压力使他的品格发生裂变。在他身上，机智与愚蠢，胆略与刚愎，高招与昏着，兼而有之，他励精图治，自律甚严，但求治之心太切，结果适得其反。他深知用人为第一要务，不拘一格起用人才，但用而不专，疑神疑鬼，翻脸不认人，从阁部大臣到封疆大吏，更调频繁，惩处随意，搞得臣下畏首畏尾，离心离德。他勤于理政，事必躬亲，常朝从不停辍，召对时时举行，十七年来未稍懈怠，但刚愎自用，自以为是，终于成了孤家寡人。及至魂归煤山，陪他而去的只有贴身太监一人，愿为他的社稷殉葬的也不过寥寥数人而已。一个并非亡国之君的亡国悲剧，令人感到震撼，思绪万千。
中国一向有“以古喻今”的传统。笔者以为，历史与现实固然不能割断，但历史是历史，现实是现实，两者不可混为一谈。在一个正常的政治氛围中，人们原本大可不必借历史来影射现实。史论与时评，毕竟是两个截然不同的范畴。历史学家大可秉笔直书，不必提心吊胆地提防人们的联想，而束手束脚，三缄其口，把原来简单明了的史事写得闪烁其辞，扑朔迷离。这是我的出发点。我想以尽可能客观冷静公正的心态为崇祯立传，其间可能有些见解有悖于以往流行的传统观点，那是对历史理解的视角有所不同，乃百家争鸣的题中应有之义。否则的话，本书也就没有问世的必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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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在我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历史上，皇帝一直是至高无上的最高权利的代表，了解皇帝的生平事迹对于熟悉和研究封建历史有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崇祯算得上是一个励精图治，有所作为的皇帝，但他时运不济，接受的是一个内外交困的烂摊子，终于上演了一出一个并非亡国之君的亡国悲剧。《崇祯传》真实再现了这一历史过程。
目录
序言
第一章 受命于危难之际
第二章 刻意营求中兴之治
第三章 忧勤惕厉，殚心治理
第四章 “诸臣但知党同逐异，便己肥家！”
第五章 举旗不定的抚与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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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摘书摘
《三朝要典》是魏忠贤得势后，为迫害忠良、擅权乱政而作的。此书重新评判万历、泰昌、天启三朝发生的梃击、红丸、移宫三案，编造了种种诬陷不实之词。因为在这三案中受到非议的人，现时大多投奔到魏忠贤门下，他们竭力想翻案，以洗刷污点；同时要借移宫案惩处当时主持此事的杨涟、左光斗、惠世扬、周朝瑞、周嘉谟、高攀龙等正直人士。首先由御史杨维垣出马，推翻梃击案的结论，导致当年主持此案审查、现任刑部侍郎的王之案革职为民。尔后由给事中霍维华全盘推翻梃击、红丸、移宫三案的结论。霍维华的奏疏洋洋洒洒几千字，攻击了刘一璟、韩炉、孙慎行、张问达、周嘉谟、王之棠、杨涟、左光斗、周朝瑞、袁化中、魏大中、顾大章等人。因此当时人评论说：“此疏乃一部三朝要典也”。那意思是说，霍维华的奏疏实际是《三朝要典》的雏形。无怪乎魏忠贤看了要大声喝采：“这本条议一字不差!”在魏忠贤的授意下，于天启六年(1626年)正月开馆纂修，经过几个月的炮制，二十四卷的《三朝要
典》出笼了。参与总裁此书的有内阁辅臣顾秉谦、李绍轼、黄立极、冯铨，副总裁有礼部侍郎施凤来、杨景辰、詹事姜逢元等。内阁首辅顾秉谦代熹宗拟写的“御制序”冠于其首，企图以这种“钦定”的方式来箝制天下舆论。
如何看待先帝“钦定”的这部著作，这在当时无疑是敏感的政治问题。就其内容而言，这部书与当前政治形势已格格不入，必须予以否定；然而要否定它，又碍于先帝的“御制序”，谈何容易!如果绕开它，或者搁而不议，那么清查阉党逆案势必虎头蛇尾，不了了之。
诚然，毛文龙飞扬跋扈、不听节制、虚报冒饷，犹如割据一方的军阀。夏允彝的评论还是比较客观公正的：“文龙当辽事破坏之后，从岛中收召辽人，牵制金、复、海、盖(按：指辽东半岛金州、复州、海州、盖州四卫之地)，时时袭东，有所斩获，颇有功。但渐骄恣，所上
事多浮夸，索饷又过多，朝论多疑而厌之者，以其握重兵，又居海岛中，莫能难也”。袁崇焕之杀毛文龙反映了朝论的这种倾向。但是，从全局看，毛文龙作为平辽将军的存在，毫无疑问对后金是一大威慑力量，有着不可忽视的牵制对方军事力量的战略意义，即所谓“奴离窥关，则乘机捣袭，以断其后”。这是后金当局进关骚扰的最大后顾之忧。即使袁崇焕本人也不得不承认这点，他在给思宗的奏疏中说：“东江一镇，乃牵制之必资也”。所以后金将毛文龙视为眼中钉，每欲派兵征讨，又试图招降，都没有收到什么效果。皇太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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