旷世大儒(二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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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牌: 徐洪兴著
基本信息·出版社：河北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年
·ISBN：7202027089
·条形码：9787202027080
·包装版本：1版
·装帧：平装
·开本：32/0开
·正文语种：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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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程颢（1032～1085） 中国北宋思想家，理学奠基者。字伯淳。学者称明道先生。河南洛阳人。嘉祐年间举进士后，任鄠县及上元县主簿、晋城令。有治绩，官至太子中允、监察御史里行。曾参与王安石变法，后因反对新法，被贬至洛阳任京西路提点刑狱。与先后被贬至洛阳的文彦博、吕公著、司马光等相互联系，继续反对新法。哲宗即位，司马光执政，荐程颢为宗正寺丞，未及行即病逝。嘉定十三年（1220），赐谥纯公。淳祐元年（1241）封河南伯，从祀孔子庙庭。程颢早年受父程珦之命，与弟程颐和周敦颐问学，由此立志于孔孟之道，又泛览诸家。由于他和程颐长期在洛阳讲学，故他们的学说亦被称为洛学。程颢提出“天者理也”的命题。他把理作为宇宙的本原。就天道的内容来说，程颢形容它是“生”，谓世界生生不已，充满生意，提出“天只是以生为道”，故“天地之大德曰生”。他认为生是天道，是天地之心，于是称天道为仁。按程颢的说法，在生生不已的天道之下，通过阴阳二气的絪缊化生，产生天地万物，人只不过是得天地中正之气。故“人与天地一物也”。因此对于人来说，要学道，首先要认识天地万物本来就与我一体的这个道理。人能明白这个道理，达到这种精神境界，即为“仁者”。故说“仁者浑然与万物同体”。他并不重视观察外物，认为人心自有“明觉”，具有良知良能，故自己可以凭直觉体会真理。程颢哲学的主要内容是关于道德修养的学说。他追求所谓浑然一体的精神境界，在方法上是通过直觉冥会，达到所谓物我合一。程颢是主观唯心主义心学（见陆王学派）的发轫者，他的“识仁”、“定性”，对后来的理学，尤其对陆王心学，影响很大。程颢的哲学专门著作不多，主要哲学代表作有他的学生吕大临所记关于“识仁”的一段语录。后人称《识仁篇》；他与张载讨论“定性”问题的《答横渠先生书》，后人称《定性书》。他的哲学思想多散见于语录、诗文中。明末徐必达将他与程颐的著作汇编为《二程全书》。
程颐（1033～1107）,字正叔，称伊川先生。宋代理学家。河南府(今河南洛阳)人。 宋仁宗赵祯末年，入太学，任学职。宋哲宗初，经司马光等引荐，历任秘书省校书郎、崇政殿说书。因参与党争，出朝为权同管勾西京国子监，后削籍，送涪州（今四川涪陵）编管。宋徽宗时，被定为“奸党”，大观元年（1107），病死。
程颢、程颐兄弟,世称“二程”。二程十五六岁时，受学于理学创始人周敦颐。宋神宗赵顼时,建立起自己的理学体系。二程的学说在某些方面有所不同，但基本内容并无二致。皆以“理”或“道”作为全部学说的基础，认为“理”是先于万物的“天理”,“万物皆只是一个天理”,“万事皆出于理”，“有理则有气”。现行社会秩序为天理所定,遵循它便合天理,否则是逆天理。提出了事物“有对”的朴素辩证法思想。强调人性本善,“性即理也”,由于气禀不同，因而人性有善有恶。所以浊气和恶性，其实都是人欲。人欲蒙蔽了本心，便会损害天理。“无人欲即皆天理”。因此教人“存天理、灭人欲”。要“存天理”，必须先“明天理”。而要“明天理”，便要即物穷理,逐日认识事物之理,积累多了,就能豁然贯通。主张“涵养须用敬，进学在致知”的修养方法。二程宣扬封建伦理道德,提倡在家庭内形成像君臣之间的关系。程颐还反对妇女改嫁,宣称“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流毒颇深。二程的著作有后人编成的《河南程氏遗书》、《河南程氏外书》、《明道先生文集》、《伊川先生文集》、《二程粹言》、《经说》等,程颐另著有《周易传》。二程的学说后来由南宋朱熹等理学家继承发展，成为“程朱”学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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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九六七年，时当宋太祖乾德五年，以干支纪年的话则为丁卯岁。这一年的三月(阴历)，金、木、水、火、土五大行星，如连珠一般地集聚于二十八宿的西方七宿(白虎)中之奎、娄之间的天区①。
“五星连珠”这一奇特天文现象的出现，自然会引起历来重视星相观察的中国人之关注。一般按中国古代的占星术来说，“五星连珠”是一个好的兆头。就这一天象出现的当时而言，正值北宋王朝建立后不久，在历经了唐末五代近百年来的内忧外患、战乱不断之后，老百姓们都盼望着能过上太太平平的日子。于是深谙“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之道的推步星历家，就把它的预兆说成是：
丁卯岁，五星聚奎， 自此天下太平。②
这以后，在宋真宗的景德四年（公元1007年）、宋仁宗的庆贯三年（公元1043年），五星又分别有二次会聚。这多次的五星会聚给后人提供了许多解释“天意”的可能性，尤其是那首次的“五星聚奎”，就不再仅仅是所谓“天下太平”之意了。因为，按照中国传统占星术的说法，奎星主文章，引申为主文明之运，易言之，“五星聚奎”预示着文运当行。而后来写思想学术史的人，就把北宋初年的“五星聚奎”，说成是预兆将诞生周敦颐、邵雍、张载和程颢、程颐兄弟这“北宋五子”，而他们五人，则是开启中国历史上七百余年理学思潮的北宋时期最重要的五个哲学家。清初的黄百家，在补修其父亲黄宗羲未完成的断代学术史名著《宋元学案》中，曾数次提及此事。如在《百源(邵雍)学案》中说：
周、程、张、邵五子，并时而生，又皆知交相好，聚奎之占，可谓奇验。①在《明道(程颢)学案》中他又说宋乾德五年，五星聚奎，占启文明之运。逮后景德四年、庆历三年复两聚，而周子、二程子生于其间。②在上面所提到的周、程、张、邵这“北宋五子”中，通常的观点认为程颢和程颐兄弟是其中最关键的两个人物，这也是过去学术界所公认的，旧时的说法就是“五星聚奎，伊洛锺秀”，这里的“伊洛”，是指伊河与洛河，亦即寓指由二程兄弟所开创的“洛学”，即后来朱熹所谓的“伊洛渊源”山。
当然，以我们今天的知识和视野来看的话，用“五星聚奎”这种占星术的比附，来说明北宋理学的崛起，颇有点“事后诸葛亮”的味道，因而是不足凭信的；但如果就北宋时期理学的实际奠基及形成过程而言，我们还必须承认，二程兄弟的作用确实是没有人能与之相颉颃的：他们开创了北宋的“洛学”；系统提出或阐释了宋明理学中几乎所有重要的概念、范畴或命题；在儒家哲学上确立了“理”本体论；把自先秦孔子、孟子、荀子所开创和发展起来的儒家学说，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承、发扬并光大；他们还直接开启了理学后来的“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这两大体系。所以，称二程兄弟为“旷世大儒”是毫不过分的。
目录
引 子
第一章 时代氛围
一、右文抑武
二、积贫积弱
第二章 家世生平
一、世宦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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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摘书摘
程颐在扶沟任上的时间也不太长，前后大约三年不到。和以前在地方任上一样，程颢任职扶沟期间，也有相当的政绩，这主要体现在如下方面：
一是抓治安。扶沟这个地方素来多盗，就是遇上丰收的年景，也经常出现抢劫的事件。程颢上任后，立即着手缉盗的工作。《行状》记有这么一则比较典型的例子，颇能说明他是如何
抓治安的：
广济蔡河出县境，濒河不逞之民，不复治生业，专以胁取舟人物为事，岁必焚舟十数以立威。先生（程颗）始至，捕得一人，使引其类，得数十人，不复根治旧恶，分地而处之，使以挽舟为业，且察为恶者。 自是邑境无焚舟之患。①
程颢采取的方法可谓标本兼治，首先通过抓住一个强盗，然后从其处查出一伙同党；对被捕的强盗，既往不咎，在生活上给予出路。就这样，号称“素多盗”的扶沟，在程颢的治理之下，情况有了很大的改善，“无强盗者几一年”。程颢为治，“专尚宽厚，以教化为先，虽若甚迂，而民实风动”。对此，《行状》也有记载：
有犯小盗者，先生谓曰：“汝能改行，吾薄汝罪。”盗叩首愿自新。后数月，复穿窬（穿壁逾墙，喻盗窃）。捕吏及门，盗告其妻曰： “我与大丞约，不复为盗，今何面目见之邪？”遂自经。②
此人实际上罪不当死，但由于害怕再见到程颢，居然以自杀了结，虽说有点可惜，但也从侧面说明程颢“以教化为先”的办法是见效的。
二是赈灾民。程颢在扶沟时，正好遇上发水灾，人们的粮食出现了困难，程颢就向上级申请借贷粮食赈济灾民。邻县知道了也提出要借贷。负责此事的司农对此很不高兴，就派人下来调查。邻县的县令见上面来调查了，就改口说他们不需要借贷了。但程颗坚持要求借贷，最终获得了六千石的谷子，饥民的问题得到解决。可这样一来，那个司农更加愤怒了，亲自下来视察赈贷的情况。他抓住了当时同等户而赈贷粮数不同这一点大做文章，要杖责具体管赈贷的“主吏”。程颢就站出来为之申辩，说：“济饥当以口之众寡，不当以户之高下。”并且这件事是“（县）令实为之，非吏罪”，不能责罚具体的工作人员。要责罚也应该责罚他。最后司农也没有办法，只得不了了之①。从这件事可以看出，程顥为官不仅能据理力争，同时也勇于承担责任，这是一种很难得的品质。
三是兴水利。程颢上任不久，扶沟正逢大早，他就让人们赶快凿井以应急，认为“一井不过数工，而所灌数亩”。就这样，通过凿井灌田，使得扶沟县在大旱之年“闻境赖焉”②。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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