虚构的权威:女性作家与叙述声音(新叙事理论译丛)(FICTIONS OF AUTHOR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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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牌: 苏珊·S.兰瑟
基本信息·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
·页码：321 页
·出版日期：2002年
·ISBN：7301053800
·条形码：9787301053805
·包装版本：1版
·装帧：平装
·开本：32/0开
·正文语种：中文
·丛书名：新叙事理论译丛
·外文书名：FICTIONS OF AUTHOR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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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本书讨论的小说文本都通过文本中产生出来的叙述声音来涉及有关权威的问题。在各种情况下，叙述声音都是激烈对抗、冲突与挑战的焦点场所，这种矛盾斗争通过浸透着意识形态的形式手段得以表现，有时对立冲突得以化解，也是通过同样的形式手段得以实现的。我在书中探讨的文本都建构了这样一些叙述声音，它们力图通过写作加入总体文学，同时对其加以改造。这些叙述者们对男性文坛的权威氛围心存疑惑而避之惟恐不及，也常常对男性一统天下的局面持批判态度；但是她们都身不由己地受到社会习俗和文本常规的推动，不断复制出她们本欲加以改造重构的结构来。这样的叙述者常常对自己赞同的权威提出质疑，或者对她们质疑的权威表示赞同。也就是说，这些叙述者在致力于创造权威的虚构话语的同时也就展示了西方小说已经建构成形的虚构的权威。而巨，展示虚构的过程最终导致权威的再次确立。其中有些文本在主题意义层次上显示了这样的困境，建构了虚构的权威，亦可说建构了有关权威的虚构话语。
媒体推荐总序
“新叙事理论”指的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的后经典或后现代叙事理论。最近十多年，国内翻译出版的都是西方学者著于20世纪70至80年代的经典叙事理论，迄今为止，尚未涉足“新叙事理论”这一范畴。本译丛旨在帮助填补这一空白。
1999年秋美国俄亥俄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一本新叙事理论的代表作Narratologies，该书主编戴卫·赫尔曼采用了“叙事学的小规模复兴”这一短语，来描述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文学界，尤其是美国文学界对叙事理论研究兴趣的回归。但这绝不是简单的回归循环，而是对结构主义叙事学的反思、创新和超越。
结构主义叙事学于20世纪60年代中期产生于结构主义发展势头强劲的法国，但很快就扩展到了其他国家，成了股国际性的文学研究潮流。与传统小说批评形成对照，结构主义叙事学将注意力从文本的外部转向文本的内部，注重科学性和系统性，着力探讨叙事作品内部的结构规律和各种要素之间的关联。众多叙事学家的研究成果深化了对小说的结构形态、运作规律、表达方式或审美特征的认识，提高了欣赏和评论小说艺术的水平。诚然，作为以文本为中心的形式主义批评派别，叙事学也有其局限性，尤其是它在不同程度上隔断了作品与社会、历史、文化环境的关联。这种狭隘的批评立场无疑是不可取的，但其研究叙事作品的建构规律、形式技巧的模式和方法却大有值得借鉴之处。令人遗憾的是，西方批评界往往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不少研究小说的西方学者将注意力完全转向了意识形态研究，转向了文本外的社会历史环境，将作品视为一种政治现象，将文学批评视为政治斗争的工具。他
们反对小说的形式研究或审美研究，认为这样的研究是为维护和加强统治意识服务的。在这种“激进”的氛围下，叙事学研究受到了强烈的)中击。
但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意识到了一味进行政治批评和文化批评的局限性，这种完全忽略作品艺术规律和特征的做法必将给文学研究带来灾难性后果。他们开始再度重视对叙事形式和结构的研究，认为小说的形式审美研究和小说与社会历史环境之关系的研究不应当互相排斥，而应当互为补充，从而出现了对叙事理论研究兴趣的回归。近年来叙事理论研究的复兴，有以下三个特点：其一，目前叙事学家们在分析文本时，一般较为注重读者和社会历史语境的作
用。其二，重新审视或者解构经典叙事学的一些理论概念，例如“故事与话语的区分”、“叙事性”、“叙事者的不可靠性”、“隐含作者”、“受述者”等等。其三，注重叙事学的跨学科研究，越来越多的叙事理论家有意识地从其他派别吸取有益的理论概念、批评视角和分析模式，以求扩展研究范畴。克服自身的局限性。
西方叙事理论的“盛一衰一盛”发展史从一个侧面表明，尽管西方每一个时期几乎都有一个占据主导地位的理论流派，但并不是一个简单的“你方唱罢我登台”的替代史。当今，西方的文学批评理论呈现出一种多元共存的势态。其实，任何一种理论和批评模式都有其合理性和局限性，尤其在关注面上，都有其重点和盲点，各个批评理论派别之间往往呈现一种互为补充的关系。美国的《文体》杂志第34卷第2期(2000年夏季刊)发表了以“叙事概念”为主题的专刊，布赖恩·理查森为该专刊撰写了导论，该文最后的结论是：“叙事理论正在达到一个更为重要、更为复杂和更为全面的层次。由于后结构主义已经开始消退，而一个新的(至少是不同的)批评范式正在努力占据前台，叙事理论很可能会在文学批评研究中处于越来越中心的地位。”但在我们看来，取代并非理想，是否占据中心也并非重要。文学研究的发展呼唤宽容开放和多元互补。希望在新的世纪里。叙事理论在文学研究的百花园里，会更加茁壮地成长，更加绚丽地开放。
中国的文学研究界在经历了多年政治批评之后，改革开放以来。欢迎客观性和科学性，重视形式审美研究，为新批评、文体学、叙事学等各种形式批评学派提供了理想的发展土壤。……
编辑推荐“新叙事理论”指的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的后经典或后现代叙事理论，是对结构主义叙事学的反思、创新和超越。最近十多年，国内翻译出版的都是西方学者著于20世纪70至80年代的经典叙事理论，迄今为止，尚未涉足“新叙事理论”这一范畴。该译丛旨在帮助填补这一空白。首批五本译著集新叙事理论之精华，代表了其不同研究派别，视角新颖、富有深度，很有特色。这套译丛是对我国引进的西方经典叙事理论重要补充和发展，为拓展思路、深化研究提供了极好的参照。
目录
总序
绪论
第一章建构叙述声音的女性主义理论
第二章小说的兴起，声音的衰落：朱丽埃特·盖兹比的沉默
第一部分作者型叙述声音
第三章独处阶级之中：里柯博尼小说《蜜蜂》中的自我缄默
第四章理智与节制：简·奥斯丁的“间接法”
第五章格言女性：乔治·艾略特和现实主义原则
第六章缺席的虚构：女性主义、现代主义、弗吉尼亚、吴尔夫
第七章无又言说的声音：托尼·莫里森的后现代叙事权威
第二部分个人叙述声音
第八章为大众而死：《亨利夫人》的自我缄默
第九章浪漫之声：男主人公的文本
第十章简·爱的遗产：单一性的权力和危险
第十一章美国黑人作家个人化声音：“她最大的缺憾”
第三部分集体型叙述声音
第十二章团结与静寂：《千年圣殿》与《女人之冤》
第十三章孤立的抵抗：盖斯凯尔、朱伊特和奥多斯小说里的集体型声音“我”
第十四章散与合：现代小说与集体叙述形式
第十五章完整的圆：《女游击队员们》
译后记
……[看更多目录]
序言“新叙事理论”指的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的后经典或后现代叙事理论。最近十多年，国内翻译出版的都是西方学者著于20世纪70至80年代的经典叙事理论，迄今为止，尚未涉足“新叙事理论”这一范畴。本译丛旨在帮助填补这一空白。
1999年秋美国俄亥俄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一本新叙事理论的代表作Narratologies，该书主编戴卫·赫尔曼采用了“叙事学的小规模复兴”这一短语，来描述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文学界，尤其是美国文学界对叙事理论研究兴趣的回归。但这绝不是简单的回归循环。而是对结构主义叙事学的反思、创新和超越。
结构主义叙事学于20世纪60年代中期产生于结构主义发展势头强劲的法国，但很快就扩展到了其他国家，成了一股国际性的文学研究潮流。与传统小说批评形成对照，结构主义叙事学将注意力从文本的外部转向文本的内部，注重科学性和系统性，着力探讨叙事作品内部的结构规律和各种要素之间的关联。众多叙事学家的研究成果深化了对小说的结构形态、运作规律、表达方式或审美特征的认识。提高了欣赏和评论小说艺术的水平。诚然，作为以文本为中心的形式主义批评派别，叙事学也有其局限性，尤其是它在不同程度上隔断了作品与社会、历史、文化环境的关联。这种狭隘的批评立场无疑是不可取的，但其研究叙事作品的建构规律、形式技巧的模式和方法却大有值得借鉴之处。令人遗憾的是，西方批评界往往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不少研究小说的西方学者将注意力完全转向了意识形态研究，转向了文本外的社会历史环境，将作品视为一种政治现象，将文学批评视为政治斗争的工具。他们反对小说的形式研究或审美研究，认为这样的研究是为维护和加强统治意识服务的。
文摘第一章建构叙述声音的女性主义理论
为什么如此看重与声音的联系？
——海伦娜·西克塞丝：《墨杜莎的笑声》
Helene Cixous，“The Laugh of the Medusa”
对于当代女性主义者，没有任何哪个词比“声音”这个术语更令人觉得如雷贯耳的了。这个词出现在历史、哲学、社会学、文学和心理学中，贯通不同学科和理论的不同观念。许多书的标题宣称发出了“另外一种声音”和“不同的声音”，或者重新喊出了女性诗人和先驱者“失落的声音”；古今的虚构人物，现实中杰出的或默默无闻的女性都在齐声呐喊，令人肃然起敬。①其他一直默不作声的社会群体——比如有色人群，挺身反抗殖民统治的群体，男女同性恋者，也开始通过写作或谈论的方式表达出“应该发出声音”的紧迫性。尽管有人对“声音”这一说法提出尖锐的质疑，认为这不过是人文主义的虚妄之说，但是对于那些一直被压抑而寂然无声的群体和个人来说，这个术语已经成为身份和权力的代称。正如露丝·伊里盖蕾（Luce Irigarav）所言，有了声音（voix）便有路（voie）可走。②
在叙事诗学（即“叙事学”）里，“声音”这一术语的意义虽然更狭窄一些，却同样至关重要。它指叙事中的讲述者（teller），以区别于叙事中的作者和非叙述性人物。虽然许多批评家承认，用“声音”和“讲述者”来指代某种形成文字的东西是极不准确的，但这些词却久用不衰，甚至在结构主义话语中亦复如此：热拉尔·热奈特（Gerard Genette）就曾说过：“就是在那些最不起眼的叙事中，也有人对我说话，向我讲述故事，邀请我聆听他讲的故事。”③叙事载负着社会关系，因此它的含义远远不止那些讲故事应遵守的条条框框。
后记翻译是原作文本对译者（读者）最苛刻的暴政。翻译文学理论批评著作尤是如此。原作载负的学术文化积淀愈厚，视野愈旷达，其本文表达也就愈缜密凝重，意义愈隐蔽。此等文字令译者肃然，不敢越轨。如果说文学作品的翻译尚为译者留下些许艺术再创造的空间，那么学术论著的翻译却似乎容不得译者发挥自我的余地。著者洋洋洒洒的话语背后，始终隐藏着一个至高无上的确定意义，一个绝对的、要求等义转换的终极在场。这里拒绝形式解构，不容文字嬉戏。译者首先必须对原作涉及的学科及其背景有相当的把握，对原作文本琢磨推敲，心领神会。如此，译者方能最终在忠实原文的慰藉中蒙受原作文本确定意义的恩泽，继而慎言传达，渐入用母语自如表达的佳境。这是一个文字权逐渐丧失，却又最终失而复得的过程。
这项历时一年多的学术译著工程终于完成，译者如释重负，忍不住借译后记说上这么几句翻译甘苦其谁知之类的话，这既是译者对翻译学术著作的一点感悟和体认，也似乎表达了译者历尽译事之难、重新获得作者地位的欢娱。
严格说来，翻译这本学术著作也是译者学术生涯中的一件幸事。我首先感谢申丹教授的信任，邀约我从事这项十分有意义的工作。这使我有机会向国内学术界奉献苏珊·S．兰瑟这本女性主义叙事学力作的中译本。同时，这本书的翻译使我本人对女性主义叙事学有个较为全面的了解。学问旨归同一，治学之道殊异，有时潜心译著一本极富创见的专著，既为译者开启一扇学术之窗，更能触发新的兴趣点，为涉足新的研究领域开辟道路。我对叙事学曾有零星涉猎，浅尝辄止，不得要领，而且往往是以研究西方文学批评理论史为目的来认识叙事学，时日虽久，却仅得皮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