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明史(上下)
点此进入淘宝搜索页搜索分類: 图书,文化,中国文化,文化史,
品牌: 启良著
基本信息·出版社：花城出版社
·ISBN：753603332X
·条形码：9787536033320
·包装版本：1
·装帧：平装
·开本：0开
·套装数量：2
产品信息有问题吗？请帮我们更新产品信息。
内容简介写中国古代历史，不再以“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分期，而是将五千年文明分为远古、上古、中古、近古四个时段，而且这四个时段之间的分界亦背于常理。对一部中国历史的理解，理论之源既不在以往学界所奉行的“经济决定论”，也不是韦伯的“意识决定论”，而是二者兼而有之。但对二者又是有所侧重的，即盾重的是后者而非前者。厚古而薄今，而非你以往史家通常所做的那样-厚今而薄古。以往的历史教科书，大量的篇幅花在经济关系及农民战争方面。本书对此虽有涉及，但却不是充分的，而且立场和讲法亦大为不同。不是以中国论中国，而是将一部中国历史放在人类历史的大背景中予以考察，因而常常说到别的民族的历史上去。
作者简介启良，湖南衡阳人，1955年生，1982年毕业于湘潭大学，1988年研究生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现为湘杨尚昆大学东方文化研究所长，教授，湖南省学位委员会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东方历史研究中心客座的研究员，湖南师范大学兼职教授。主要从事文化哲学、历史哲学、中西文化比较等方面的教学和研究工作；烈军属作面宽，思想敏锐，著述丰富，已在上海三联等出版机构出版了《新儒学批判》、《马克思东方社会理论》、《神论》、《东方文明畅想录》、《西方文化概论》等著作，在学术理论界和青年学生中饶有影响，被誉为才子型学者。
媒体推荐代序
我为什么这样写中国历史
凡是读过本书的读者，不难发现拙著颇为特殊。这就是：
一，写中国古代的历史，不再以“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分期，而是将五千年文明分为远古、上古、中古、近古四个时段，而且这四个时段之间的分界亦背于常理。
二，对一部中国历史的理解，理论之源既不在以往学界所奉行的“经济决定论”，也不是韦伯的“意识决定论”，而是二者兼而有之。但对二者又是有所侧重的，即看重的是后者而非前者。
三，厚古而薄今，而非像以往史家通常所做的那样——厚今而薄古。
四，以往的历史教科书，大量的篇幅花在经济关系及农民战争方面。本书对此虽有涉及，但却不是充分的，而且立场和讲法亦大为不同。
五，不是以中国论中国，而是将一部中国历史放在人类历史的大背景中予以考察，因而常常说到别的民族的历史上去。
六，写通史性的著作，本应少议(或不议)而多叙。本书则是夹叙夹议，甚或议多而叙少，很不像人们观念中的中国通史。
我这样写中国历史，实在不是为了标新立异(至少主观上是如此)，而是觉得如此写法，既能充分表达自己对一部中国历史的理解，亦可助于读者诸君从较为深入的层次认识中国文明的特性。为方便阅读，或曰为了不使各位读者对此种写法有某种排拒心理，兹就本书的“特殊”之处，谈谈自己的具体想法。
中国人写历史多以朝代分段。二十五史绝大多数都是这样写下来的。本世纪20年代以后，虽然以朝代断限的传统依在，但由于马克思主义的传人，历史著作从根本上有了一种新的写法，即将从夏代(或商代)到鸦片战争的历史分为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两大阶段。
从思想来源看，此种历史分期法出自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特别是他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那段著名的话，基本上铸成了以后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社会形态理论框架。斯大林在《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中的《论辨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一文，更是明确指出：“历史上有五种基本类型的生产关系：原始公社制的、奴隶占有制的、封建制的、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的。”马克思也好，斯大林也好，如果将他们对历史的看法仅仅视为一家之言，倒也没有什么不好。何况马克思的历史理论，确有许多精彩的地方。然而在本世纪特殊的“东方时空”里，所谓“经典作家的语录”被看作比《圣经》还要神圣的词句。于是，“五种生产方式”说被钦定为正统的史学理论，任何国家和民族的历史都要按照这一钦定的理论模式而拼贴而附会。
很长时间里，中国是苏联“老大哥”的忠产追随者，一部中国现代史也基本上是按照马克思所设想的蓝图改写的，因而对于“五种生产方式”说，也就只能信从，不能有丝毫的怀疑。80年代以来，学术界稍有松动，学者们终于敢越此雷池，提出一些新的看法。虽然许多人仍在原有的意识形态里说话，但毕竟有了不同的声音。但是，争论中在史学理论这一领域进行，新的看示很少落实于历史著作的撰写。尤为不可的是，从中学到大学，历史教科书还是原来的老框框老调调，讲中国历史，还是讲奴隶社会，讲封建社会。
…………
目录
我为什么这样写中国历史(代序)
远古卷
(从传说时代到商代)
第一章 远古历史的理解问题
一 从顾颉刚的“层累说”说起
二 再从《山海经》说起
……[看更多目录]
文摘书摘
除司马迁的《五帝本纪》，言及尧、舜、禹禅让事迹的，还有《尚书》、《左传》、《国语》、《庄子》、《孟子》、《荀子》等古籍。综观诸多说法，如下几点最为显明：一，年老者退居二线，让年轻有为的入主持国政；二，选拔的对象必经一段时间的考察；三，先王驾崩之后，继位者都有“避让”的行动，只是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才重新回到国中继承王位。
在人类的政治史上，如此美好的“禅让”不能不让人醉心。特别在奉行家天下的中国，此种政权更替的模式更具有道德上的魅力。历代儒生对此津津乐道，原因也就在于试图以此模式规范王朝政治，并以尧、舜、禹的人格引导君王们厉行德治。唐代的韩愈的《对禹词》就说：“得其人而传之者，尧、舜也；无其人虑其患而不传者，禹也。时益以难理，传之人，则争未前定也。传之子，则不争前定也。前定虽不当贤，犹可以守法，不前定而不遇贤，则争且乱……传诸人，得大圣，然后人莫敢争。传诸子，得大恶，然后人受其乱。”按照韩愈的看法，政权的交接不外四种情况：一日传人之贤者，二日传人之恶者，三日传于之贤者，四日传子之恶者。这四者，以传人之贤者最佳，传子之贤者次之。
然而，关于尧、舜、禹禅让的传说，质疑者亦代不乏人。韩非子《说疑》篇就说：“舜偪尧，禹偪舜，汤放桀，武王伐纣，此四王者，人臣之弒其君者。”史学批判家刘知几的
“按《汲冢琐语》云：‘舜放尧于平阳’。而书云：‘某地有城，以囚尧为号’。识者凭斯异说，颇以禅授为疑。据《山海经》谓放勋之子为帝朱丹，而列君于帝者，得非舜而废尧，仍立尧子，俄又夺其帝者乎?斯则尧之授舜，其事难明，徒虚语耳!”
如此两种对立的观点，事实上是谁也难以说服谁的。因为凭其史料，既可以其为真，亦可认其为伪。关键是如何看待传说的性质。如果迂执于传说的细节，那是永远也找不到答案的。而且有的细节，即使出于同一文献，也往往是矛盾的。司马迁
因之，对于古代传说，实无必要纠缠于它的具
……[看更多书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