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蜀王国的艺术星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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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牌: 范小平
基本信息·出版社：巴蜀书社
·页码：279 页
·出版日期：2003年
·ISBN：7806594922
·条形码：9787806594926
·包装版本：第1版
·装帧：精装
·开本：18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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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范小平：1958年11月出生于四川射洪县。副研究员。四川省德阳市文联党组副书记、副主席，曾任德阳市博物馆馆长。
媒体推荐序
对三星堆的研究己历经半个多世纪。从戴谦和(D．S．Dye)、董宜笃(A．H．Doninithonrne)、葛维汉(D．C．Graham)、林名均等人对三星堆的研究起，三星堆文化就一直作为考古学的重要课题，经过几代人的不懈努力和探索，已经证实它是一处长江中上游考古学文化中十分重要的“古文化古城古国遗址”。这个古遗址，在中国占代文明发展进程中具有极其重要的代表意义。在目前发现的十二平方公里的遗址区内，考古工作已经证实这里有房屋宫殿遗迹和城墙遗址；有铸造铜器的泥芯和红砂石淬块；有象征着皇权的金杖、黄金面具；尤其令人感到振奋的是一、二号祭祀坑出土的几百件青铜器。这批青铜器除了一百余件人像(包括人面具、面像、兽面具、人头像、人小全身人像)艺术品外，还有三百余件的其他类型的青铜器，包括礼器、乐器、兵器、铜树及一批青铜饰件。如此重大的发现，充分展现了中国青铜时代的辉煌艺术成就。
从青铜文化艺术感染力的角度研究三星堆青铜文化，会给人一种全新的视觉。青铜器是人类进入青铜时代的重要标志之一，也是人类进入文明社会的重要标志之一。今天所谓青铜雕塑，当初并不是作为艺术品来创作，而是作为一种实用从来铸造的，无论器形成花纹部带有明确的目的性。在这些青铜器上，沉淀和凝聚了大量的古代文化内容。拨开罩在青铜雕塑上的历史迷雾，正是今天要研究它的意义所在。中国考古学的开始是很早的，并且就是因注意并研究发现商周器物——青铜器和玉器而开始的。商周雕塑从艺术手法和表现形式上来看，其特点是比较鲜明的。一是主题明确。这种明确的特点，主要通过放射(围绕一个主题纹饰来安排)、对称(以一个主体纹饰为均衡中心点)、环绕(主体坏纹状分布在器物主要装饰部分)、超越(主体纹饰或局部雕塑有一种脱离器物升腾的动势)这些方法来体现。二是最大的占有空间。这种占有，主要通过多层次镌刻，如三层花式，更多地占有三度空间，或在一个平面内将形体扭曲变形，尽可能多地占有两度空间。三是庄重停滞与轻松的互补。这种互补可体现在器物与纹饰上(庄重、威严与轻快、活泼的互补)，也可体现在主体内容与衬托内容上(沉闷、凝滞与活泼、流动的互补)等等。商周青铜雕塑艺术的这些特点，在三星堆的数百件铜器的表现形式上发挥得淋漓尽致，这些正是三星堆铜器群的魅力所在。另一方面，三星堆的铜器还摆脱了那种追求奢侈浮华的传统的铸造技术，利用夸张 、变形、突出刃线、强调雕塑的体积感等艺术形式，抓住人们的视觉效果，给人一种震撼人心的审美体验。这些特点又是传统意义的夏商周雕塑艺术所不具有的，从而显示出与众不同之处。
从美术发展史的角度研究三星堆青铜文化，会给人一种新的艺术审美观念。四川广汉三星堆青铜器的发现，有如石破天惊，改写了整个国雕塑史，同时也为巴蜀文化的确立提供了证据。传统美术理论的着点和注意力长时期停留在以殷墟为代表的中原商代青铜礼器及玉石器上大做文章。三星堆发现如此众多、精美绝伦的青铜艺术品、工艺品，尤其是青铜人像群，吸引了国内学术界的注意力，赋予了中国美术考古工作以新的课题，那就是不得不以新的视觉、新的研究方向，对以三星堆青铜文化为代表的巴蜀文化，对中国商周雕塑艺术重新评价。三星堆两
个祭祀坑出土的青铜雕塑，其中以青铜人头像、立像、跪像和面具最有巴蜀文化特点。三星堆青铜系列人像雕塑的发现和认定的重要意义，至少体现在三个方面：1．再一次印证了从原始社会到三代(夏商周)的人像雕塑作品的主要功能是用于祭祀；2第一次用形象的材料表现了不同社会身份的人物，这无疑会对认识商周时巴蜀地区社会关系有举一反三、触类旁通的作用；3．从美术史的角度来看，填补了从原始社会到秦汉的空白。在红山文化陶塑人像与秦兵马俑之间，三星堆青铜人像不仅使原始社会、夏商周，秦汉三个重要历史时期的人像雕塑艺术发展有了连贯的线索，而且对夏商周三代人像雕塑的造型能力有了全新的看法。由于这些造型能力有了确信的事实依据，对三星堆系列青铜人像雕塑大量使用分块、分面、线塑结合、写实与荒诞、大体量与微形等手法的研究，可以直接丰富对春秋战国乃至秦汉雕塑的认识和理解；同时，也使原始玉器、陶塑的表现手法有了一个承接环节。三星堆的青铜人像与青铜面具，真正是用雕塑的体积语言向人们表现了它们的魅力。它们以其巨大的体量和众多的数量，强烈地撞击着人的心扉，使观者心绪难平，浮想联翩。其次，在东方文化圈内，艺术史家不得不回过头来，重新审视中国雕塑艺术。因为三星堆铜像群未披露以前，仅有世界最早进入青铜时代的美索不达米亚地区有过在公元前3000年—前2000年左右发现铜像群的记载。在旧大陆文明圈内：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古埃及文明、印度河文明、黄河文明等文明体系中，还没有成批青铜人像雕塑艺术品实物的出现。传统的美术理论体系，已经将青铜雕塑艺术的源定位于西亚地区。1986年三星堆的重大考古发现，令学术界震撼，在曾经被视为“蛮夷之域”、“不毛之地”的中国西部地区，在“不与秦塞通人烟”的蜀地发现了类似于古埃及十八王朝图坦哈蒙王金棺上的黄金面罩，发现了类似于迈锡尼文化中阿迦门农(Agamemnon)王戴在脸上的黄金面具；发现了类似于美索不达米亚乌尔遗址出土的青铜跪神像、乌尔纳木为尼普尔的恩神庙出土的青铜立人像、海法吉遗址出土的祭师立人像。尽管三星堆发现的青铜器群，在表现形式、艺术风格、铸造技术等方面与西亚早期雕塑艺术有诸多不同之处，但它的发现为世界美术史研究及美术考古工作提出一个新的研究课题，那就是，必须面对现实，对东方艺术的发展史重新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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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一个古老的帝国被发现了，一个古老的谜团被解开了，但历史却又留下了新的谜团，人们在钦佩古人的成就时，又在思索三星堆这个文明的来踪去迹。本书，讲述了一段辉煌灿烂的古代文明，一部朴朔迷离的远古传奇，一批震惊世界的国宝重器，一座神奇梦幻的艺术殿堂。
目录
序 顾森
第一章 三星堆遗址
第一节 三星堆遗址的发现与发掘
第二节 半个多世纪的三得堆研究
第三节 三星堆考古的科学意义
第二章 三星堆青铜文化与殷商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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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摘书摘
从三星堆出土的整个青铜礼器及青铜饰件的装饰艺术纹饰来看，均受中原殷商文化的影响。这些影响表明该类型器物的时代应相当于商末周初。前面介绍过三星堆出土的容器礼器中，一些器物的肩部立有雕牛、羊首。牛，羊首上一般又铸有立鸟。这些器物上多饰双层花纹和三层复合花纹。所谓“三层花”，是指型复层纹饰，一般以云雷纹衬底，突出主体双夔龙组合成的饕餮纹，这类纹饰常见于商代中晚期墓葬出土的青铜礼器之中。在饕餮纹的上方，有些还饰有目云纹，主体花纹带上还饰有圆涡纹，其间还有乳钉纹、蝉纹等。有些青铜器上饰有三角云纹、环带纹饰等，这些纹饰也是商文化中常见的纹饰。二号坑内出土的大量铜鸟，其头部都有冠，钩喙，尾上翘，这和殷商文化同类器物相类似。就罍。尊、盘。瑗、戚形方孔璧、戈等器型及纹饰特征来看，均与晚商文化特征相同，一号坑器物约相当于殷墟一期，二号坑器物约相当于殷墟二、三期。不过，应该看到，三星堆文化中有中原文化的成分，但也有中原文化没有的成分，换句话说，还有中华其他文化，如巴蜀文化的因素，这是学术界不得不认真考虑的问题。仅就青铜器，如青铜大小立人像、青铜大小面具、青铜神树等来说，诸如此类的文化现象，在中原文化中还得不到圆满的解释。
以三星堆文化为代表的巴蜀文化树立了四川盆地青铜时代的标尺，它以成都平原为中心，覆盖了四川盆地并且发展到鄂西地区。比较成都地区(三星堆遗址为代表)、重庆地区(哨棚嘴遗址为代表)、鄂西地区(荆南寺遗址为代表)三地青铜时代的器物类型、工艺技术，可以发现
这三地的状况是十分接近的。另一方面，三星堆文化基本上具有了成都地区、重庆地区、鄂西地区青铜时代的文化类型，同时，还可以发现三星堆青铜文化与众不同的独到之处。
从考古学意义的时代分期来看，将以三星堆文化为代表的巴蜀文化与长江中上游——西陵峡以西的青铜时代的文化现象进行比较，可以得出两种与三星堆文化有着密切关系的文化类型。
第一种类型以三星堆文化一，二期为代表。该类型原主要分布在三星堆遗址月亮湾一带，其年代在新石器时代末期或铜石并用时代。第一期中泥质灰陶占大多数，占整个比例的65％以上，此外，还有部分夹砂陶。遗址调查报告称出土陶器种类极为单调，主要有镂空圈足豆、翻口高领广肩罐、灰陶盆、侈口深腹缸等器物。第二期分布在三星堆遗址的广大区域，陶质以夹砂陶为主，泥质次之。第二期出现的新器型有喇叭形大口罐、小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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