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大利亚华侨华人史/澳大利亚研究丛书(A history of the Chinese emigrants to Australla)
分類: 图书,政治,中国政治,国家行政管理,侨务工作,
品牌: 张秋生
基本信息·出版社：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页码：254 页
·出版日期：1998年
·ISBN：7560015395
·条形码：9787560015392
·包装版本：1版
·装帧：平装
·开本：32
·正文语种：中文
·外文书名：A history of the Chinese emigrants to Austral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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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推荐序
改革开放以前，我国对外研究的重点基本上放在两极上，即第一世界的苏美和第三世界的亚非拉，研究前者主要是为了与之对抗。探讨后者是要建立反对世界霸权主义的统一战线。明确的政治目的也使研究本身偏重于政治、军事和国际关系方面，对文化、经济和贸易的探究则退居次要地位。
澳大利亚属于第二世界，当时与中国的关系又不密切，所以理所当然地落到了研究的聚焦点之外。出现的研究成果多属编译一类，停留于浅层次的概况介绍，且又零打碎敲，没有系统。研究力量分散单薄，难成气候。平民百姓对澳大利亚则更少关注。尽管就地理位置而言，澳洲比欧美更靠近中国，但对大多数中国人来说，澳大利亚是一个带有某种神秘色彩的遥远国度。
对澳大利亚较为深入全面的研究始于改革开放以后，并由急剧的双向变化所引发。一方面中国敞开了经济开放的大门，派遣了经过精心挑选的学人，深入澳大利亚高等学府，苦心孤诣地钻研澳大利亚的社会、文化、经济和政治，全方位地对有关知识领域进行了科班式的修炼。这批学者回国之后，犹如当年取经回国的玄奘，纷纷建立研究中心，集结队伍，营造气氛，脚踏实地开始了对澳大利亚的研究，并有多种成果问世。与此同时，澳大利亚对自身在国际事务中的归属也作了重新调整，把目光从欧美移向亚洲，越来越多地介入亚洲事务，甚至公开声称把自己的，未来寄托于亚洲。而中华大地经济勃发所透出的魅力，更吸引了曾一度观望的澳大利亚投资者，以前所未有的热情，融入中国的经济大潮，在工业、农业、科技和教育等方面与中国携手合作。澳大利亚需要了解中国，中国也需要了解澳大利亚。人们已不再满足于光知道袋鼠和悉尼歌剧院，不希望止步于“骑在羊背上的国家”那种原始印象。现实的需求进一步推动了我国的澳大利亚研究，尤其是把探究的领域从前期的社会和文化研究扩展到对经济、贸易、科技和国家关系的审视，由务虚到务实，乃至虚实结合，使研究更为深入，也更具力度。最能说明问题的是，自1988年始每两年一次的中国—澳大利亚研究国际讨论会内容所发生的变化。1988年的第一届会议上宣读的文学论文之多，使人误以为这是一次澳大利亚文学研讨会。两年后的第二届会议的侧重点仍是文学，自1992年的第三届会议起才开始显出各个领域研究的平衡态势。以研究的深度而言，首届会议上尚可见到称不上论文的肤浅的介绍性文章，到了后来，不但此类东西渐次销声匿迹，而且还出现了不少为中外学者所称道的见解独特、颇有深度的论文。中国的澳大利亚研究正在向广度和深度发展；这是研究走向成熟的一个标志。
几年来，华东师范大学澳大利亚研究中心一方面担任本科生和研究生的澳大利亚课程教学，另一方面积极从事研究活动，举办了国内首次怀特作品讨论会、第三届中国——澳大利亚研究国际讨论会、澳中经济国际讨论会和澳大利亚书籍出版国际会议。此外，还出版了《澳大利亚文学史》、《澳大利亚文学论》、《澳大利亚文学选读》、《澳大利亚文化简论》、《澳大利亚历史》、《澳大利亚经济》、《当代澳大利亚社会》、《澳大利亚教育》等多部著作，撰写了有关论文五十余篇；现在我们又向广大读者推出这套“澳大利亚研究丛书”，内中包括《澳大利亚政治》、《澳大利亚贸易》、《澳中关系史》、《澳大利亚华侨华人史》等著作。我们感谢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的大力支持，正是这种热情与慷慨，使这样一些不易出版的著作虽历尽波折，最后终于与读者见面了。
（中国澳大利亚研究会副会长、华东师大澳研中心主任）
黄源深
1997年2月于华东师范大学
目录
第一章 渊源久远的中澳关系
第一节 远古至魏亚南北朝时期中国与大洋州的关系
第二节 唐宋以前中国人对澳洲的认识与交往
第二章 鸦片战争至1949年间的中澳交往与中澳关系
第一节 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对澳洲了解的增多
第二节 清政府在澳设领与早期中澳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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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摘书摘
在这一时期，华工入澳是比较自由的，入澳后也受到了比较平等的对待。澳洲各殖民区政府对华移民政策相比较宽松，对华人入境是默许、支持的，没有制定限制华人的法律条例。采取这种对华移民政策的主要原因有三；一是华人刚开始进入澳洲，人数还很有限，没和白人移民产生竞争。二是澳洲处于早期开发时期，劳动力紧张，雇工寻找工作非常容易。三是白人移民多为欧洲下层人，不少人刚从贫团中挣扎出来，还保持着劳动者的同情心和助人品质。
长期以来，由于清政府的闭关锁国，中国朝野上下对“外国之情，一概茫然”；更谈不上对地处甫半球的澳洲的认识了。清人真正了解澳洲可以说是鸦片战争以后的事。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以后，西方列强用炮舰打开了中国的大门，清政府被推上了世界外交舞台，中国对外关系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自19世纪40年代起，随着清政府开放五口通商，广东、福建等沿海省份的华工去澳洲谋生者日增，国内外知识分子介绍澳洲的书籍日多，逐渐打开了国人的眼界。
当然，此前刊行的利玛窦的《坤舆万国全图》、艾儒略的《职方外纪》和汤若望绘制的地球图对清人知晓澳洲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如陈伦炯的《海国闻见录》、李明彻的《地球正背面图说》，都沿袭了利玛窦等人的叙述。1842年刊行的魏源的《海国图志》所记载的有关澳洲的情况，材料亦基本录自《职方外纪》。
中国人最早使用澳大利亚一名，并介绍澳洲地名由来和地理移民情况的著作当推清人梁廷枏的《海国四说》。该书成书于1846年(清道光二十六年)，其序中曰：“万历以后，西人遵海远求荒僻，又得亚墨利之北，移人实之；既又沿沂而得其南，终更 冒险以抵极南生火之地。虽不可居，而墨瓦蜡泥加之名，缘是起焉。”
滚书《兰*偶说·卷四》又曰：“澳大利亚洲，即西人所称天下第五洲者。即墨瓦蜡泥加州， 自古不通人踪之处，兽蹄鸟爪，地野人稀，无君长、城廓、宫室、伦理者，亦听民驾舶徙家于洲之东、南、西三方。凡愿迁者，官资其费，而径其界焉。”
两年后，即1848年， 原福建巡抚徐继畲又利用翻译的国外资料，撰成《瀛环志略》，概要介绍了澳洲的舆地、民俗和移民情势，并引用了西班牙人和荷兰人的叫法，将澳大利亚“名之曰墨瓦蜡泥加”和“澳大利亚”与“新荷兰”。
其书曰：“前明时，西班牙遣使臣墨瓦兰由亚墨利加以南，西驶再寻新地。舟行数月，忽见大地以为另一乾坤，地荒秽、无人踪，入夜磷火乱飞，命名曰火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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