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政革命与日本:中国(1898-1912)(海外中国研究丛书)
点此进入淘宝搜索页搜索分類: 图书,历史,中国史,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1840~1949年）,总述,
品牌: 任达
基本信息·出版社：凤凰出版传媒集团，江苏人民出版社
·页码：234 页
·出版日期：2006年
·ISBN：7214019752
·条形码：9787214019752
·包装版本：1版
·装帧：平装
·开本：32
·正文语种：中文
·丛书名：海外中国研究丛书
产品信息有问题吗？请帮我们更新产品信息。
内容简介《新政革命与日本:中国(1898-1912)》便将焦点聚集于此，对这种文化模仿、组织平移等等，都作了深入的研究。《新政革命与日本:中国(1898-1912)》作者任达教授精通中文和日文。他在占有大量资料的基础上，经过多年研究，以中日文化关系为切入点，对1898—1912年这一时期中国的主要社会思潮、流行语汇以及教育制度、军事体制、司法体制等作了细致的源流考证和“组织移植”的对比研究。这对我们了解近代中国风云变幻的历史，以及这种历史的未来向度，将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当庞大的中华帝国在甲午之战中败给“蕞尔岛国”日本后，它不得不面对现实，派遣大量留学生东渡扶桑，探求日本的富强之道；同时又聘请大量的日本专家来华，作为晚清新政的顾问。在这种社会转型、组织创新的时期，日本对中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作者简介任达（Douglas R.Reynolds）美国佐治亚州立大学历史系教授，著名的中国现代史、日本现代史专家。精通中文和日文，经常出席中国大陆、台湾、香港，以及日本、新加坡等地的各种学术会议。其研究重点是现代中日关系，特别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中曰文化交往，成果卓著。本书被提名为美国多个国家级学术奖，并于1996年被授予日本著名的To—A Dobun Shoin Memorial Prize。其另外的著作，亦分别获得两个由亚洲学会颁发的现代中日关系奖。近著有《东方遭遇西方：日本明治早期1895年的中国文化视点》。
编辑推荐《新政革命与日本:中国(1898-1912)》为海外中国研究丛书之一。
目录
中文版序
前言
序言 概念的形成
导言
第一编 日本的作用及其背景
第一章 “黄金十年”？新政革命？
“黄金十年”？
新政革命？
第二章 “黄金十年”的序曲
第三章 两面开弓的日本战略：军事的和非军事的
军事策略
非军事策略
百日维新
百日维新以后
第二编 新政思想革命：新载体，新概念
第四章 中国学生及其入读的日本学校
提倡到日本学习
在日本的中国学生人数
为中国学生在日开设的学校
中国学生在日本的生活
赴日学习的鼓吹者
对中国的贡献
第五章 在中国的日本教习和顾问
日本人在华从事教育的启端
中岛裁之领导的北京东文学社，1901-1906
在中国的“日本教习的时代”的主要教师和顾问
东京帝国大学教授
京都帝国大学教授
早稻田大学教授
编纂语言教科书及华日辞典的先驱及中国在日学生的顾问
其他
合同条款及教学条件
语言障碍及日语教学
在教育方面的中日合作
南京三江师范学堂的日本教习
在“日本教习的时代”中国新的师范学堂
为什么不是西方人？……基督教的因素
并非“失败”
第六章 翻译及现代词汇
工作的促进
教科书及百科全书
出版业与商务印书馆
翻译者：现代化的经纪人
现代词汇：从日本流入中国
第三编 新政体制革命：新的领袖，新的管理
第七章 中国的教育改革：日本的模式
训练人才
考察团的特别影响
“同文”和“体用”：保守改革的生命力
科举制度的废除
第八章 中国军事现代化与日本
中国人在日本的军事训练
在中国的日本军事教官、顾问及日本军事模式
中国军事史学家的观点
第九章 中国新的警察及监狱系统
中国新的警察系统
警察的职能
在日本受训的警察
在中国训练的警察：川岛浪速和北京警务学堂，1901—1912
在袁世凯管治下，直隶省的警务改革
有名有实
“组织性移植”对比研究的必要性
北京警务学堂与对比性研究
中国新的监狱制度
直隶一例
国家级的改革和小河滋次郎博士
第十章 中国的法律、司法和宪政改革：日本的蓝图和顾问
中国的法律改革
刑法改革与冈田朝太郎博士
民法与松冈义正
商法改革与志田钾太郎
中国的司法改革
中国的宪政改革：来源与解释
向立宪政府迈进
结束语
对晚清革命的解释
日本：缺掉的关键
今后研究的方向
附录
参考书目
译后记
……[看更多目录]
序言中国曾经遗忘过世界，但世界却并未因此而遗忘中国。令人嗟呀的是，60年代以后，就在中国越来越闭锁的同时，世界各国的中国研究却得到了越来越富于成果的发展。而到了中国门户重开的今天，这种发展就把国内学界逼到了如此的窘境：我们不仅必须放眼海外去认识世界，还必须放眼海外来重新认识中国；不仅必须向国内读者移译海外的西学，还必须向他们系统地介绍海外的中学。
这套书不可避免地会加深我们150年以来一直怀有的危机感和失落感，因为单是它的学术水准也足以提醒我们，中国文明在现时代所面对的决不再是某个粗蛮不文的、很快就将被自己同化的、马背上的战胜者，而是一个高度发展了的、必将对自己的根本价值取向大大触动的文明。可正因为这样，借别人的眼光去获得自知之明，又正是摆在我们面前的紧迫历史使命，因为只要不跳出自家的文化圈子去透过强烈的反差反观自身，中华文明就找不到进入其现代形态的入口。
当然，既是本着这样的目的，我们就不能只从各家学说中筛选那些我们可以或者乐于接受的东西，否则我们的“筛子”本身就可能使读者失去选择、挑剔和批判的广阔天地。我们的译介毕竟还只是初步的尝试，而我们所努力去做的，毕竟也只是和读者一起去反复思索这些奉献给大家的东西。
文摘插图：
日本青木外相在1899年2月17日致日本驻英公使加藤高明（1860—1926）的信中，阐明了日本所以愿意接待中国学生的观点：“我相信，在当前形势之下，迅速改善清国军备而巩固其振作基础，极其有利于维持东洋时局。根据矢野公使（前就日清间有关留学生事宜）协商的旨趣，[日本]帝国政府立即接受、训练清国派遣的武官学生。请将此意旨通知南北两通商大臣及湖广总督，立即向清国提出派遣学生。”事态发展已经清楚了，但仍需进一步作系统研究的是，中国学生涌到日本不是偶然发生的，是随着日本人反复保证、邀请和承诺而来的；是在日本接待中国学生、军事代表团时，表示了热切和真诚，迁就他们的特殊需要，只有在这以后，留学生数目才大大增加。中国人必须信服，必须被日本人说服。他们也确实是这样的。
最初他们来得小心翼翼，然后就不大在乎了。涓涓滴水成了洪流。关于在日本的中国学生人数，20世纪70年代国际学者按照当时实藤惠秀的估算，已经达成共识。但在1987—1988年间，三份不同的中国学术著作中引用的数字，却远远大于实藤的估算@。似乎有了答案的问题又再提出来。表一分列出三组数字：实藤惠秀的；二见刚史和佐藤尚子于1978年据实藤的数字修订的；李喜所于1982年调查的。不管接受哪一组数目，都清楚说明1905—1906年间，中国学生到日本是最多的。
后记十分感谢袁伟时教授的信任和具体帮助，使我能在退休后的老朽之年，仍能做点自己喜欢、也自以为有益的事，他的信任其实是极具冒险精神的。感谢作者任达教授反复细心校改译稿，甚而增删原著。感谢袁征教授多次为我借阅参考资料；小友黄颖红同学为我就一些拼音日文翻译问题向广州外语学院的教授们请教，他们并不认识我，却仍以诲人不倦的精神，尽量为我解答。袁教授告诉我，在本书排印前，近代史研究所雷颐教授又重新校改了译稿。因此，这本书不是我一个人译的，主要工作也不是我做的。
总觉得历史非常重要，尤其是近代史，窃以为不了解近代史，便无从深刻了解今天的态势。但数十年匆匆而过，竟未能对近代史增多一点确切的认识，未能摆脱一些因循的见解，也未能解开众多迷惑的疑团。从任达教授的著作中，看到从未有人提过的观点，读到前所未见的史料，也触发我思索一些从未想过的问题，于是不揣自陋，斗胆应承了这书的翻译工作。书中的若干观点，我有不同意见，也曾就此与作者讨论以至争辩。但翻译的责任只是尽可能让读者如实地读到作者说的一切，如何评价，读者自会衡量。选择这本书的读者，肯定不是人云亦云之辈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