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父(纪念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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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牌: 马里奥·普佐
基本信息·出版社：译林出版社
·页码：427 页
·出版日期：2007年
·ISBN：9787544701334
·条形码：9787544701334
·包装版本：第1版
·装帧：其他
·开本：16
·正文语种：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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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教父》(纪念版)的故事提供了某种根植于美国人心中的可怕的愉悦因素，使读者近距离观察到一个令人震颤的黑暗而暴力的非法阶层，献给读者一场凶险生活方式的飨宴。 汤姆•汉克斯说：“它就是我们男人的圣经，那里面包含了所有的智慧。
作者简介马里奥·普佐_Mario Puzo 《教父》作者.
生日—1920 10 15
忌日— 1999 07 02
生于纽约 死于纽约
属于第一代意裔美国人，二战期间曾从军，退伍后供职政府机关，利用业余时间开始创作。以写西西里黑手党起家，成名。普佐对黑手党人物的刻画可谓栩栩如生、对故事情节的描写也是丝丝入扣。他具有文学的易感性，讲起故事来又口若悬河、滔滔不绝，这种特长在成名作《教父》中得以体现，以致有人怀疑普佐与黑手党有瓜葛。对此普佐断然加以否认。他说，他对黑手党的了解来自他儿时所听的故事、他的广泛阅读以及丰富的想象。 《教父》是美国文学创作中的一个转折点，1969年出版后使黑手党问题引起举国上下的普遍注意。《教父》的出版使普佐的生活也发生重大转折，他名利双收，有了自己的经纪人。此之前的作品反应冷淡。接着他又开始第二个创作生涯，写起电影剧本来。他所创作的电影剧本《教父》第一、二集先后获得奥斯卡奖，此外他还创作了包括《教父》第三集、《超人》两集、《棉花俱乐部》在内的8个电影剧本，都取得了不同程度的成功。普佐的一举成名使他得以出版他想发表的一切作品。1972年他的短篇小说和散文集《教父外传》问世。1978年又发表了《愚人之死》，其背景为拉斯维加斯、好莱坞和纽约出版界。《教父外传》仅简装本就卖了220万美元，在当时是个创纪录价格。6年后他又出版了《西西里人》，在1985年名列畅销榜榜首。不过普佐随后出版的描写肯尼迪的《第4个K》却反应平平。普佐由此得出结论：“这本书的失败使我意识到，某些规则你是无法打破的。人们把肯尼迪视为英雄，而我打破这种观念，把他描写成本来会成为独裁者的家伙。”《第4个K》差点成了普佐的最后一部作品。1991年1月该书发表时，他几乎一病不起。他身患糖尿病和心脏病，随后的两年中，中断创作，转而研究在15-16世纪出过两个教皇和许多政治及宗教领袖的博尔吉亚家族的历史，不过他最终放弃了写一部关于博尔吉亚家族的小说，开始创作另一部描写好莱坞和拉斯维加斯的作品，《末代教父》就此诞生。
编辑推荐《教父》(纪念版)”连续70周排名畅销榜，37年销量达2000万册。据小说改编的三部电影有两部获奥斯卡奖。
序言《教父》是1969年美国出版的长篇小说，是美国出版史上的头号畅销书，早在七十年代初已拍成电影，发行世界各国，受到普遍欢迎。
作者马里奥·普佐是土生土长的美国人，而且是长期生活在资本主义现代文明的心脏——纽约的美国人。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曾在美军中服役。复员后，先在哥伦比亚大学研究文艺创作，后来又在社会调查学院专门研究美国社会的各个方面。他的第一部小说《明争暗斗》被认为是描写战后被占领的德国的最佳小说；他的第二部小说《幸运的香客》被《纽约时报》称之为“小经典作品”。《教父》是作者的第三部小说。这部小说一出版就轰动了整个美国，引起了广泛的评论和赞扬。美国当代著名文学评论家霍尔·伯登在《星期六评论报》上对这部小说作了深刻的分析和精辟的评价。他是这样写的：
“马里奥·普佐的新小说是一种对准顽固堡垒猛烈攻击的攻城锤，其主旨在于振聋发聩。这是一部内容充实的家史，记录的是一个家庭不惜用枪、用斧、用绞刑具、用攻心战来实现自己对整个美国地下势力集团体系的独霸控制的详细过程……
“这部作品的故事情节波澜起伏。普佐的表现技巧颇见功力：在他的笔下，一个本来令人感到义愤的情节都十分入情入理。一切感情冲动，一切杀戮，一切粗鄙的两性关系，都同他所刻画的人物所处的情境协调一致。但同时他又能把他所塑造的人物的令人不寒而栗的气质烘托得具有人情味，真实可信。
“《教父》是一部令人拍案叫绝的成功之作……是揭露阴险的犯罪集团的权威性的小说。”
普佐之所以能写出这样的成功之作，主要是因为他熟悉美国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和各个阶层的秘密，也熟悉各种各样人物的生活隐秘。对美国社会的本质，他洞见症结，因而最有发言权。
无论在美国国内或在美国以外的其他国家，都有不少人在考虑这样的问题：美国社会究竟怎么样？它是不是理想社会？这部小说继承批判现实主义的优良传统，对这类人们普遍关心的问题提供了一个极其生动、形象、具有说服力的回答。作者忠于艺术规律，既不抽象地肯定，也不概括地否定，而只是客观地把美国社会最隐蔽的本质赤裸裸地揭示了出来。作品是通过引人入胜的场面和扣人心弦的情节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的。剥开富丽堂皇、令人眼花缭乱的遮羞布，人们不难看出：这里绝不是无忧无虑的人间天堂，而是地地道道的尔虞我诈的冒险家的乐园；这里处处布满了陷阱、明枪、暗箭；这里人人自危；这里，除了表面文章以外，骨子里根本没有什么“自由、平等与博爱”。
作者以艺术家的手法让我们看到的，不是美国社会生活中漂浮于表面的璀璨夺目的现象，而是隐匿于深层的阴森恐怖的本质或本质的某些方面：以维持社会治安为己任的警官、警察；以维护法律尊严为己任的法官、律师，以及身为合法民意代表的议员；以“公正、客观”自诩的报刊编辑、记者，尽管有时在同自己或自己的集团无关的问题上也能信誓旦旦地履行自己的职责，但因为他们大都暗中隶属于各个地下势力集团，所以背地里却干着同自己的公开职责大相径庭的见不得人的勾当。从小说的字里行间，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就社会组织关系来说，美国人大都有双重身份：一种是公开的社会成员身份，例如警官、警察、法官、律师、议员、报刊编辑、记者，以及演员、店主、工会头目等等，办起事来“公事公办、铁面无私”，各人按照自己对社会的贡献领取合法报酬，这一面实在无可指责；另一种是秘密的集团成员身份，他们暗中分属于各个地下势力集团，各人又必须以公开的身份、合法的形式，为自己所属的地下势力集团效忠，从而定期获得额外报酬，这一面是绝对“保密”的，甚至对自己的妻子儿女也是要守口如瓶的。对美国社会的本质进行如此入木三分的剖析，是美国文学史上绝无仅有的。 人们在公开社会受到了委屈，往往得不到正义的保护。原因是：人们在公开社会受到了委屈，根据不合理的法律条文，总是显得“活该”；而徇私舞弊者总是可以利用法律的灵活性来歪曲本来就不合理的法律，而形式上仍然是在维护法律的严肃性，是在秉公办事，结果也总是显得“应该”。因此，人们为了在竞争中生存下去，为了预防有冤无处伸、有苦无处诉的悲楚，也都纷纷投靠地下势力集团，要求必要时为他们伸张正义，为此他们甘愿定期预交“保护费”。地下势力集团买通有关当局，有恃无恐地进行各种非法活动——走私、贩毒、摆赌场、开妓院等。通过这些活动，积聚了大量财富之后又可暗中串通公开的政治上的权贵势力，或者把他们自己的亲信安插到国家要害部门。这样，上面有了强大的保护伞，再加上他们所掌握的舆论工具的附和，他们不但可以为所欲为，而且能够无往而不胜。他们都有严密的组织：有核心领导班子、有单线联系的内部系统，也有层层外围组织；有自己的法律顾问，也有自己的“军队”，还有自己的情报网。一旦自己人受到了侵害、欺压、委屈，能谈判的就谈判解决，无法谈判的就采取破坏以至暗杀手段解决。甚至议员选举，最佳演员的选举，尽管表面上冠冕堂皇，无懈可击，但大都操纵在地下势力集团的手中。他们一插手，就可以出冷门，出乎意料地使某些人堂堂正正地当选。
这部小说通过对美国地下势力集团之间真刀真枪的“战争”的叙写，淋漓尽致地揭示了美国社会的表层下面的最隐蔽的本质。
作者讲故事的方法也别开生面。故事发展，当然有一条主线。但常见的是，主线发展到一定阶段，就暂停下来，分岔伸延开去，形成支线，支线发展到尽头，然后再回到主线上来，继续发展主线。根据需要，支线可多可少。整个故事的主线与支线的发展脉络，很像一棵大树的树干与树枝的关系。而《教父》中许许多多的支线都不是从主线上分岔出去的，而是各有自己的源头，自己的流程，到末了才自然而然地汇拢到主线上来。整个故事的主线与支线的发展脉络，很像一条大河的主流与支流的关系：各有源，最后聚成洪流，一泻千里。因为可以另外重新起头，所以故事继续发展可以不受前一个阶段发展的制约。作者有更大的回旋余地，海阔天空，纵横捭阖。这个方法值得借鉴。
“教父”维托·考利昂是纽约五大地下势力集团之一的头头。以他为首的考利昂地下势力集团主要经营的是从欧洲走私进口橄榄油、开设赌场等等。他的势力遍及美国东西南北各地，在政府各个要害部门也都有他的人。他神通广大，渴求保护和支持的人们虔诚地尊称他为“教父”。他对下面也有求必应，说话算数，从而赢得了人们的敬畏。随便什么事，只要他暗地或公开一插手就会按照他的意志发展变化。他是美国社会真正叱咤风云的人物。“教父”他们坚信：在公开的社会要求正义是痴心妄想，只有在黑帮内部才有正义可言。这是熟谙美国社会和一切资本主义社会的底蕴的人根据自己的切身体会所发出的肺腑之言。这既是小说中人物的看法，也是作者本人的观点。
在弱肉强食的社会里，必然有人不相信社会能给他们提供什么保护。他们不甘心把自己的命运拱手交给那些达官贵人，任其摆布，任其捉弄。那些人有什么能耐？只不过他们能够纠集一撮人为他们捧场，使他们当选之后当官而已。“教父”他们之所以不愿意进入公开的大社会，就是因为他们不甘心任人宰割。他们决心在地下世界利用一切手段发展自己，壮大自己，使自己成为强者，然后再“改邪归正”。这样，他们一进入弱肉强食的公开的大社会，就可以以强者的姿态出现，这也是一切资本主义社会，尤其是美国社会的上层实权人物带规律性的相同发展道路。哪一个大财团或亿万富翁不是从营私舞弊、投机倒把起家的？中国有句古话说：“一将成名万骨枯。”看了这部小说，我们也有理由说：“一人发财万骨哭。”因此，作者在小说第一章正文的前面摘引了法国最杰出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巴尔扎克的一句名言：“在巨大财富的背后，都隐藏着罪恶。”这句名言引用到这部小说的前面，实在贴切极了，真是画龙点睛之妙笔，点破主题之警句。
“教父”是美国社会的灵魂，是美国社会的精神之父，他和他的精神影响是这部小说的主角，也是美国社会的主角。
整个小说出现的人物将近一百个，着重刻画的有二十多个，大都是美国那个社会里的“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他们既是美国社会的产儿，又是美国社会的缔造者，也就是说，没有美国社会，也就没有他们；没有他们，美国社会也就不成其为美国社会了。在这里对所有的人物一一加以评价是没有必要的，还是让读者一面读一面想吧。但除了主角以外，特别应该提一下的是“教父”的小儿子迈克尔的妻子恺·亚当姆斯。她心地善良，大学毕业后就去当教师，想当个奉公守法的公民，但是她同迈克尔结合了。她只知道迈克尔作为普通人是可爱的，却不知道他作为考利昂集团的成员是可怕的。等她知道迈克尔杀人不眨眼并对她撒谎的时候，她忿然离开了他。但是，当她认识到迈克尔杀人都是“情有可原”、“不得已而为之”之后，她又毅然决然地回到了迈克尔的身边。她天天祷告，祈求上帝保佑迈克尔的灵魂。恺·亚当姆斯的性格同她的遭遇是耐人寻味的，发人深省的。在美国那样的社会，即使有决心当好人，也难于出污泥而不染，也难于独善其身，除非是真正的彻底革命者。
作者最后让恺·亚当姆斯忿然离开迈克尔，不久又让她欣然回到迈克尔身边，这绝不是一般爱情纠纷的喜剧结局，这个突兀奇特的结局有其非常丰富的思想内容。它向我们提出了一个极其复杂而深刻的文艺理论问题：作家通过对人物内心世界的描写，应该把读者的注意力引向个别人物抑或整个社会？具体一点说，处于黑暗的旧社会，作家应该引导读者痛恨个别坏人抑或整个社会结构？处于光明的新社会，作家应该引导读者膜拜个别英雄人物抑或整个社会？
《教父》这部小说的不同凡响的艺术魅力就在于：尽管描写的全是坏蛋，但作者曲尽妙笔，竟然能让读者不痛恨个别坏蛋，而痛恨整个龌龊的社会结构。教父及其继承人——他的小儿子迈克尔本来都是坏透了的坏蛋，但是却并不显得令人痛恨，因为他们杀人是整个不合理的社会逼出来的，因为他们杀的也都是更坏的人。他们同那些在幕后“坐地分赃”的政客比较起来，在“坏”的程度上，可真是小巫见大巫了。
想一想吧：明明写的是坏蛋，而且还把坏蛋的“坏”写得淋漓尽致、绘声绘色，但又要设法不让读者去痛恨坏蛋，而是痛恨那个产生坏蛋的看不见、摸不着的整个社会结构。这谈何容易！这需要多么高超的艺术技巧啊！
恺·亚当姆斯能够原谅迈克尔，读者也会原谅迈克尔。要把迈克尔的灵魂从罪恶的渊薮中拯救出来，天真的恺·亚当姆斯同无知的老太婆一样，也只能乞灵于上帝。古今中外，杰出的作家在自己的作品里绝不以“教师爷”自居，绝不滔滔不绝地大讲正面道理；他们绝不蔑视读者，绝不侮辱读者；他们都非常尊重读者的判断力；他们往往只“举一隅”，而让读者自己去“三隅反”；有时，他们甚至故意指出一条走不通的路，让读者自己返回到正路上来。要挽救教父的灵魂，要挽救迈克尔的灵魂，祷告，此路不通。那么，出路在哪里？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有理由认为，过去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品，尽管有些对资本主义社会批判得很深刻，但揭露的大都是表面现象，而《教父》才真正挖掘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灵魂。
我们在小说中所看到的男女关系，不是哈代笔下的那种以虔诚的爱慕和缠绵的柔情为基础的、受命运捉弄的爱情悲剧，而是彻底撕去了温情脉脉的面纱之后剩下来的赤裸裸的兽欲。人与人之间的高尚的爱情关系，已沦为禽兽与禽兽之间毫无感情的低级下流的兽欲关系。
美国社会的出路在哪里？这就是小说里全体人物的所作所为必然要引起读者认真思考的一个问题。
这里，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小说中所描写的人和事，尽管在我们看来有点阴阳怪气、荒诞不经，但在美国却比比皆是，屡见不鲜，也就是说，这是一部有坚实的现实基础的现实主义作品。也可以说，这是一部认识美国社会本质的理想的读物。值得我们深思的是作者在小说正文的前面特别声明说：
“这本书里面的一切人物都是虚构的，若书里的描写同现在还活着的或已经死了的真人有相似之处的话，那也纯属巧合。”
作者的这一声明，酷似“此地无银三百两”，从反面点明了这部小说的现实社会意义和社会价值。它是一部脍炙人口的文艺作品，又是一部生动形象的社会风俗史。普佐是一位严肃、庄重的现实主义作家。他的小说，不是在现代派作品里所常见的那种以扑朔迷离的荒唐的渲染作为噱头来诱使读者陶醉于虚无缥缈之中，而是以引人入胜的真实可信的素描作为楔子来启发读者认识美国社会的本质。至于现代派，这里不打算作进一步的评述，只想援引英国文学史家艾奈特·鲁宾斯坦的一段话，从中可以看出严肃的西方学者对现代派的看法：
“世纪末的美学观，在他们（按指十九世纪末以王尔德为代表的唯美派作家、艺术家，他们大都不到四十岁就死了——引者）短暂的一生中得到了昙花一现的表现。后来又在从超现实主义到存在主义之间的许许多多陷于邪门歪道的文学流派中借尸还魂了，通过这些形形色色的流派，二十世纪资产阶级文化加速衰退堕落的过程明显地表现了出来。”（见《英国文学的伟大传统：从莎士比亚到肖伯纳》英文版，1969年，美国，下册第850页）
在现代派各种光怪陆离的变种的文艺思潮泛滥成灾的美国文坛，普佐显然是一位巍然屹立的现实主义作家。因为他在社会调查学院受过熏陶，所以他的小说具有特别明显而突出的社会意义和认识价值。马克思在谈到以狄更斯为代表的英国批判现实主义小说家的辉煌成就时说：
“以他们那晓畅和令人感动的描写，向世界揭示了政治的和社会的真理，比起政治家、政论家和道德家合起来所作的还多。”（见《马克思恩格斯论艺术》中文版，第二卷第402页）
恩格斯在谈到法国作家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时也说：“我从这里，甚至在经济细节方面（如革命以后动产和不动产的重新分配）所学到的东西，也要比从当时所有职业的历史学家、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那里学到的全部东西还要多。”（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版，第四卷463页）
我们也可以说，《教父》通过生动的故事所揭示的政治和社会的真理，比起所有的政治家、政论家和一切新闻报导合起来所揭示的还要多，我们从这里所能学到的东西，也要比从所有的历史学家、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以及报刊杂志那里所能学到的全部东西还要多。这本书，对译者来说，之所以值得一译，对读者来说，之所以值得一读，其根本原因就在这里。
周汉林
1981年11月11日于花溪
文摘也许因为战局僵持，桑儿·考利昂才踏上以他自己的死亡为终结的消耗战的血路。也许因为他那狂暴的性格失去了约束，他才落到了这个地步。总之，那年春夏，他向敌方附属人员发动了毫无意义的袭击。哈莱姆地区为塔塔格里亚家族摇旗呐喊的人一个个给打死了。破坏码头工人罢工的暴徒给成批地屠杀了。五大家族的工会官员受到了警告：要他们保持中立。当考利昂派的赌注登记庄家和放债者仍然被禁止进入码头区的时候，桑儿派遣克莱门扎率领他的部队在狭长的沿岸地区杀得鸡飞狗跳。这种乱砍乱杀是毫无意义的，因为这种做法不能影响战争的结局。桑儿是个出色的战术家，也赢得了一个个出色的胜利。但是他却缺少考利昂老头子所具有的那种战略天才，整个局势陷于一场你死我活的游击战，双方都感到得不偿失，也觉得这样下去毫无意义。考利昂家族最后被迫关闭了自己的一些最赚钱的赌注登记站，包括送给女婿卡罗·瑞泽的那个赌注登记站。卡罗从此沉湎于酒色，整天同歌舞合唱队的女郎们跑来跑去，弄得康妮的日子很不好过。自从他遭到桑儿的一顿毒打之后，他再也不敢打老婆了，但也不同她睡觉了。康妮甘拜下风，跪倒在他的脚下；而他呢，按他的想法，就像一个古罗马大人物，竟一脚把她踢开了。他轻蔑地讥笑她说：“去，回去喊你哥哥去，你就告诉他说，我不愿意要你。也许他会来打我，一直打得我的这个家伙硬起来。”但是，他怕桑儿真怕得要命，尽管他俩在表面上冷冰冰地以礼相待。卡罗头脑是清醒的，他明白，桑儿会干掉他。桑儿这个人在杀人时，就像猫抓老鼠那样自然，而他要谋杀别人的话，就得把全部勇气鼓起来，把全部意志振奋起来。卡罗从来都不认为，因为这一点，他就比桑儿·考利昂好一些，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他其实很羡慕桑儿那种令人生畏的野蛮作风。汤姆·黑根作为参谋，并不同意桑儿的战术，然而他没有向老头子反映，因为这种战术在某种程度上还起了点好作用。五大家族似乎给吓倒了。随着消耗越来越大，他们的反击也软弱无力了，最终彻底停止反击。黑根认为，敌人这种表面的平静一定有鬼，但桑儿却兴奋得忘乎所以。“我豁出去了，”他对黑根说，“这样，那些王八蛋就会来求饶。”桑儿却有另一些烦恼的事情。他老婆在家里造反，使他不得安宁，原因是她已经听到风声，说璐西·曼琪妮把她丈夫迷住了。虽然她在公开场合笑话过她的桑儿的房事技巧，但是当他晚上不同她在一起的日子太久了之后，她也会想念他，白天故意唠唠叨叨地找他的岔子，使他感到很痛苦。
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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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初识马里奥·普佐,正是他一生中的困难时期。那时他刚刚完成《教父》的前一百页,又花光了出版商预付的微薄的五千美金。四十五岁的普佐已经欠亲戚和书商两千美金,他的恐慌可想而知。当时我正是派拉蒙影业涉世未深的制片副总裁,因此我们和对方打交道时都比较小心。我感兴趣的是他的小说可能成为电影素材,他感兴趣的是我究竟能付他多少版权费。不过,普佐急于卖出电影版权,所以谈到正在创作的小说时也颇为直接和坦率。“我想靠这本书来赚钱,”他直截了当地说,“这可不是什么《战争与和平》。”在我的催促下,他也只是略带感情地谈起书中的主题和主要人物,还是为了证明自己以前说过的话,并重申:“瞧,我并不想误导你——我这么做都是为了钱。”他告诉我,他的前两部小说《黑暗的竞技场》(1966)和《幸运的朝圣客》(1965),都是真正的好作品的代表。“我甚至狂妄地认为它们是艺术。”普佐说。那两本书得到了好评,却并无任何经济收益。所以,是时候办办养家糊口的正事了。
普佐最终筹到了供他完成书稿的钱。他卖掉小说的平装本版权,而且派拉蒙公司也付了他版权费。这部小说后来为他赚了几百万。它盘踞《纽约时报》畅销书榜达六十七周,并成为全球的头号畅销书,把普佐从一个一文不名的作家变成了世界名人。一夜之间他开始和影星结交,签署高额的剧本写作合同,并在马利布拥有了一幢富丽堂皇的消夏别墅。尽管如此,他还像从前那样,保持着一个寡言而朴实的艺术家风格。他很高兴全世界的读者都欢迎书中的那些角色,不过他始终不认为这是一部好小说。
他真的相信这一切吗?普佐和许多作家一样,爱给复合信号。一方面,作为一名专业作家,他知道《教父》是商业小说的一个里程碑,但我并不认为普佐可以不去理会那驱策他创作出这本小说的可怕的绝望感。他是个胖乎乎的乐天派,喜欢赌博,喜欢聊天,也得为生存而写作。所以,《教父》与其说代表了他的梦想,不如说是他的救命稻草。他知道自己还需要一年来为自己的书做些研究——找出他所描写的人物的原型,并了解他们身处的环境。由于时间有限,他的研究只局限在图书馆里。在主要摄影的开头几天,他就向我承认了这一点。当时,我和制片人艾伯特·拉迪召集了三四个真正的黑手党头目,把他们带到现场来,想要引见给马龙·白兰度,因为他从没见过真正的“黑手党头目”,很想模仿他们的言行举止。聚会的时候,普佐好奇地睁大了眼睛。他一直梦想碰上一批真正的“歹徒团伙”,可始终没有时间或途径。《教父》中的黑手党是他出色想象力的产物。而马龙·白兰度所演绎的教父,出自一个天才影星(或许有些羞怯)对现实的精彩模仿。
如果说普佐对教父的阴谋没有第一手的知识,但他对教父的社会角色却有他的看法。普佐认为,美国生活的各个面都镶嵌着这样或那样的犯罪,无论它代表的是政府官僚中琐碎的腐败,还是黑手党人更加复杂的阴谋。它和其他活动一样,都为经济做出贡献。“犯罪对美国有好处,”普佐曾写道,“生产中的犯罪或许正为我们那些从沼泽地中拔地而起的复式住宅,甚至是那些对年轻人敞开大门的大学做过贡献。”普佐是个天生愤世嫉俗的人,他总喜欢引用《江湖异人传》里一个角色的话,“如果你没贪赃枉法过,那么在政治中就只能充当低等角色。”他指出,多数公司的高级执行官在追逐利益时,都会习惯性地违法或舞弊。
普佐认为,那个叫“黑手党”的组织先后在意大利和美国所达到的目的,不过是将这些惯例制度化,使之为另一个相似的社会服务。这并不意味着普佐在任何方面都赞成这些惯例。实际上,他对某些评论家攻击他颂扬黑手党的批评非常愤怒。普佐认为,他们恰恰曲解了他的意思。“大多数批评家都没看出我书中的讽刺成分,让我很恼火。”他在1972年的回忆录《教父报告》中写道:“有时候我觉得作为一个作家,是我错了。但我讨厌依靠某一种观念。我讨厌在我的小说里用些知识上的概念,来掩盖人物的空洞和叙述的贫乏。” 尽管如此,那些认为《教父》颂扬犯罪的歪曲事实的观点,仍继续困扰着电影和小说。普佐的作品还在手稿阶段,我就使一个当时初出茅庐的制片人对此产生兴趣,他叫弗朗西斯·福特·科波拉。科波拉刚开始很犹豫,害怕它又会成为一部老套的好莱坞土匪片。但是,当他仔细阅读小说,并跟普佐交谈以后,他开始产生更广阔的视野。他意识到,《教父》不仅仅又是一部黑手党书,而是一个富有家族的传奇,也象征着成长中的“美利坚公司”。它既是关于罪恶的故事,也是关于资本主义的故事。
虽然科波拉已经开始和普佐一起操作蕴含这些主题的电影剧本,但小说出版所引起的轩然大波还是让他们的努力中断了。没人料到这本书会突然受到那样的赞誉。派拉蒙影业的高层们和母公司Gulf & Western现在都把注意力转移到他们未曾料到的“炙手可热的财产”上。现在,既然世界顶级的导演和巨星都会被这部国际畅销书吸引,干嘛还去找名不见经传的弗朗西斯·福特·科波拉呢?
带着上百万美元的酬劳诱惑,小说被分送到这些顶级天才手中,引起了惊人的反响。巨星们对书很着迷,但又因为普佐曾预料的那个原因而恐惧。不去颂扬一个犯罪组织的话,电影还怎么拍呢?如果普通的影迷没有广泛谴责电影,那么一些自发的监督者会不会呢?顶级导演们一个接一个地放弃了这个项目,包括《巴顿将军》的导演弗兰克林·夏夫纳和《邦妮和克莱德》的导演阿瑟·佩恩。顶级的演员也纷纷退却,除了白兰度。可派拉蒙的许多高层却反对给白兰度这么个美差,因为他最近的几部片子票房很糟糕。
最终,公司的“专家”们退让了。我原来的计划——科波拉——再次成为无疑之选。现在,制片当中遇到的难题已经很清楚了——预算紧张、制作前的计划时间不充裕、关于角色分配的争执,等等。然而奇怪的是,所有的这些争端仿佛都成为对他有利的因素。科波拉不知用了什么法子把现场的紧张状态变为一股能激发创造力的狂热。阿尔·帕西诺的表现出众,因为这个青年演员觉得自己任何时候都可能被解雇。而科波拉决心最大限度地利用每一天,因为他也感到,每一天或许都是他的最后一天。实际上,在制片进程的开头,制片公司因为害怕摄制会失控而开始会见其他导演。科波拉的组里有两个难缠的人,认为他那种貌似无序的制片手法是缺乏修炼的信号。这加重了科波拉的麻烦。实际上,科波拉正在摸索中前行,却伴着十足的才气。
最终,制片公司重新支持他,很大程度是为了让普佐满意。普佐从一开始就喜欢科波拉,其实是喜欢科波拉和其他人在好莱坞对待他的方式。然而,当科波拉开始改写剧本,影片继续拍摄的时候,普佐就像多数作家那样,开始产生排斥感。“事实就是,一个小说家如果去好莱坞操作他的书,就必须接受现实,那电影不是他的。”他说,“就是这样。实际上,如果我是制片老板,我一定会毁了这部片子。”
总的来说,普佐对最终的成片不仅满意,而且很欣慰,同时,他也给自己上了一堂好莱坞方式的速成课。有一次,他的偶像法兰克·辛纳屈在一家拥挤的餐馆里对他破口大骂,他伤心极了。辛纳屈非常恼恨普佐在书中对约翰昵·方檀的描写,他骂普佐是男妓,并威胁要把他和他家人都废了。普佐猛然间意识到,自己小说中的人物正在进入他的日常生活。
普佐还伤过一次心。那是在接受对影片的赞誉时,科波拉告诉记者,《教父》的成功终于让他可以去拍他“真正想拍”的片子了。几年来,普佐一直声称自己写小说是为了钱,现在他也不得不面对一个抱着相同论调的导演了。
这些事发生后不久,我和普佐聊过天。他的态度明显很烦躁。“这个三十二岁的小子突然认识到我四十五岁时认识的事。”普佐告诉我,“比如,我们俩都得牢牢抓住《教父》,好去争取做任何我们想做的事情的自由。”同时,就连普佐自己也得承认,他所创造的东西——准确地说是他们所创造的东西——已经拥有了自己的生命力。不仅是小说成为一个神话,许多人都会承认,就连电影也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五部电影之一。无论如何漫不经心,这两个人都获得了一种不朽。这种不朽正是来源于他们迫切希望放下的工作,仿佛他们拒绝承受自己的成功所带来的分量一样。
实际上,无论是普佐还是科波拉都无法超越,甚至再达到这部作品的高度了。《教父》的小说和电影所取得的成就,标志着他们事业的巅峰。普佐的后半生享受着他创造的人物带给他的荣耀:给年轻作家和制片人提建议,传授理念、点评社会弊端和生活的嘲弄。和多数作家一样,他仍然感到自己不被欣赏,并被误解。他反复提出,自己早期作品的文学价值依然未得到应有的重视,而他那些高利润的小说却被过度吹捧了。“写作,就像赌博,一直占据着我生活中的重要地位。”他曾说道,“二者都给了我逃避现实的庇护所。你真的不必去杀人才能得到自己想要的。你只需去击败命运。”
而这正是马里奥·普佐所努力达到的。
彼得·巴特1989年起担任《综艺》杂志的主编至今。加入影像工业之前,他在《华尔街日报》和《纽约时报》做了十年记者。1976年他加入派拉蒙影业公司。在开发和监管一系列富有影响力的影片,如《教父》、《纸月亮》、《邦妮和克莱德》、《大地惊雷》和《魔鬼怪婴》中,巴特起到了关键作用。1977年他成为Lorimar电影娱乐公司的总裁,培育了《在那边》和《邮差总按两次铃》。他还出版过五部书,最近的一本是《谁杀了好莱坞?》(Who Killed Hollywood﹖)。
巴特曾就读于斯沃特穆尔学院和伦敦经济学院。目前他和妻子莱斯莉·巴特居住在洛杉矶。
姚 燚 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