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居台湾的九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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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牌: 师永刚
基本信息·出版社：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页码：220 页
·出版日期：2008年
·ISBN：9787807423768
·包装版本：1版
·装帧：其他
·开本：16
·正文语种：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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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移居台湾的九大师》作者通过多年收集和地域之利，第一次全面解读胡适、钱穆、梁实秋、林语堂等九位大师移居台湾的前因后果，以及他们之后在台湾的境遇，其中有不少情节属于首次在大陆披露。随着两岸关系的回暖，文化界的开放，一些文化大师1949年前后移居台湾的台湾档案终于得以解密，
作者简介师永刚，著名出版策划人，主要作品有《宋美龄画传》、《蒋介石图传》、《切·格瓦拉画传》等，在中国掀起画传热潮，发行总量达上百万套。现为香港凤凰周刊杂志社执行主编。
媒体推荐政治变局中的生命离歌与文化乡愁
——读《移居台湾的九大师》
在政治的巨变中，一批知名学人身不由己地漂移到了台湾。胡适、傅斯年、梁实秋、罗家伦、钱穆、蒋梦麟、殷海光、叶公超、雷震、王世杰……对于普通人来说，这只是一次地理意义上的故园别离，或至多是一次政治意义上的利弊抉择；而对于知识分子来说，这还是一种人文意义上的文化飘流，一种精神家园的无奈迁移。他们此后经历了怎样的悲喜？中国的文心学脉，在无奈的政治纷争中又遭遇着怎样的改变？……
编辑推荐《移居台湾的九大师》：全面解读移居台湾的前因后果。1949年，中国发生了重要的变化。国家发生了变化，政治发生了变化，人情发生了变化，事物发生了变化，文化发生了变化。这一年，在中国的文化领域，发生了两件大事：从人文上来讲，很多文化大师都去了台湾；从物质上来讲，故宫的大多数国宝被转移到了海峡对岸。
梁实秋、钱穆、罗家伦、林语堂、蒋梦麟、殷海光、雷震、傅斯年、胡适……这些文化大师，当年的知识精英分子，现在我们已习惯于称呼为文化大师，他们的命运在我们的记忆中是不连贯的，在这个时候来重读他们，寻找他们留在台湾的故事，重新修复我们的文化史上的断层。
目录
1，梁实秋：将西风带进台湾的浪漫干将
早年以文学批评的笔锋闻名 随国民党迁台 文学创作 《莎士比亚全集》问世 程季淑意外过世 浪漫性格如火 从鸿雁往来到互结秦晋 最后的岁月
2，钱穆：为故国招魂的史学大师
自幼苦读 北大任教时期成一家之言 投身香江教育 创办新亚书院 赴台演讲意外 造就一段姻缘 从新亚书院迈向创设中文大学 一代鸿儒离港赴台 素书楼讲学著作等身 数度到港探亲 与亲属团聚 中国人不要忘记了中国 晚年凄凉 遭政治批判清算 哲人西辞 政治纷扰却依旧不断 正视历史 胸怀中国
3，罗家伦：被政治消磨去了五四光芒
被政治消磨了五四光芒
起草五四宣言 性格惹争议·追随蒋介石 开办大学教育事业·国民党迁台 印度外交生涯告终·提倡简体字 遭各方围剿·“文坛祭酒”配合国民党“文化清洁运动”·国民党五四运动样板·精神透支过世 书画珍品捐赠台北“故宫博物院”·“五四”成名光芒 让政治消磨殆尽
4，林语堂：中西以及两岸的人生哲学
享誉西方文坛 奠定大师地位·1949年未随国民党去台·南洋大学争议促使态度转变·国民党全力拉拢 赴台定居·著作等身 论战不断·晚年曾因《京华烟云》获诺贝尔文学奖提名·年近八十才戒烟成功·因心脏病突发过世·孔子之外最广为西方认识的中国文人
5，蒋梦麟：经世济国与晚年孽婚
孙中山文胆 三度代理北大校长·由学转政 出掌农业·推动土地改革 实践均富理念科学增产 培育人才·为了人口节育不惜被杀头再婚婚变 拖垮了健康与精力·黯然病逝·和光同尘 择善固执
6，殷海光：“五四之子”的自由悲歌
由热血青年到国民党文胆·《自由中国》的全面批判·惨遭封杀与各界批判·被逼离台大 含恨而终·“五四之子”的光芒
7，雷震：与国民党恩怨斗争的一生
中华革命党出身 党政资历完整·效忠蒋介石成党政红人·迁台首创《自由中国》·关系质变 遭两蒋指责为共宣传·屡提批判建言 遭国民党围剿·提倡反对党 种下祸根·蒋介石违宪三连任酿风波 中国民主党成形·蒋介石下令 雷震冤狱十年·莫须有罪名·胡适无可奈何 在精神上与雷震一同坐牢·雷震案与后续的整肃·四十年后冤狱始得平反·不屈的人格高贵的灵魂
8，傅斯年：治学与办事能力兼具的教育家
五四健将 开创史料学派·自由派学者 却与国民党关系千丝万缕·从北大到台大 献身教育·草创台大 为台湾奠立最高学府·四六事件·贡献这所大学于宇宙的精神·天下英雄独使君·百代之下望见其人，仍光芒万丈
9，胡适：文化大师最后的腥风血雨
在美国的《自由中国》发行人·赴台出任“中央研究院院长”·两边都倾心两边不讨好·猝然去世·是是非非留与后人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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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1962年，胡适在台湾的一个酒会上突发心脏病去世。他在宝岛度过了人生最后的四年，静静地躺在台北近郊的墓园中，“不少过境台湾的学人会在这里献上一束鲜花，脑中彷佛滑过一世纪来中国知识分子的沉浮。”
随之云散的是一些慧星般的名字或者浮突在书册上的脚迹。1976年，林语堂病逝于香港，随后移灵台北。雷震1979年病逝，由于他生前要求不声望，丧礼稍嫌冷清。1987年，梁实秋病逝台北，留下了后人难忘的学术典范。钱穆，傅斯年、罗家伦，蒋梦鳞……斯人独去时，身后留下怅然一片。他们当年渡海赴台，身负在学术与政治两岸间不得自拔，但如同一篇推定胡适先生身后的断论所称：
“可以认同的一点是：胡适是个学者，甚至是很著名的学者，然伟大与否则各有认识。胡适一生既有在中国推行民主的大志愿，又遭遇了国共双方不待见的尴尬，直至国民党败退台湾，胡适受蒋介石之邀任中央研究院院长职务，胡适的自由、民主实践也只是纸上之梦。不过，1962年在台以院长身份去世，多少使国民党政府博了个尊重文化人的名声，这对胡适来说，是幸与不幸，都难以盖棺定论。”而这些逝去经年的名字，又何曾有几个脱离出政治的评价与学术的功成。当年钱穆曾被毛泽东点名批评为“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所能控制的极少数人”。为了对抗1966年中国内地的文化大革命，蒋介石发动“中华文化复兴运动”，73岁的钱穆在此时受邀移居台湾。学术终难脱逃政治使用的尴尬。而多年后的今日，他的著作开始大面积地登陆，人们已忘记了他身上的那些政治的痕迹，甚至忘记了他在台湾，更多的人记住的不过他是中国的一位学术大家而已。而那位雷震先生，所推行的主义则成为后人追认他的方式。这些从一九四九年后就与故国大陆脱离开文化传承的学界大师，则在今日再渡大海，被大陆学界追认与传承。
历史的吊诡与传承启合总会有自己的迷样通道，他们不过是符号或者是传奇部分的音符。更多的政治的外表退去，在今天，对于中国一代，我们看到的仍然是他们迷样的背影。年代不过是背景。
文化断层，在中国已经日益成为沉重并且隆重的话题。从“五四”的文化断层开始，中国近代文化史上出现过多次断代。对过去的文化精髓的淡忘或无视，已是大多数人的第一反应。这种文化知觉麻木的现象并非是新知识爆炸的副产品，而是更多地因为了知识屏蔽的结果。
1949年，中国发生了重要的变化。国家发生了变化，政治发生了变化，人情发生了变化，事物发生了变化，文化发生了变化。这一年，在中国的文化领域，发生了两件大事：从人文上来讲， 很多文化大师都去了台湾；从物质上来讲，故宫的大多数国宝被转移到了海峡对岸。
这一个地理与政治意义上的文化断代，不期然地也给国人的心理造成了文化断代。以人文为例，那些前半生对我们还如雷贯耳的文化名人，其后半生就消失在我们的视野以及文化记载之中。这种遗忘居然很清晰地就出现在我们的脑海中。
在将近一个甲子以后的2007年，当我们重新回顾这些人物的时候，会发现我们对他们的记忆与认识仍有许多的残缺。他们离开中国内地之后的行踪、作为，并不完全记载于我们的文化档案里。
譬如，并非很多人都知道：那个被鲁迅痛骂的梁实秋，他后来对台湾的英文教育影响甚大；而被毛泽东点名批评的钱穆，受到蒋介石的高度礼遇，晚年又被卷入民进党对国民党的政治斗争之中；罗家伦，曾经的清华大学校长，他在台湾曾经努力推广过简体字，最后落寞地成为一个国民党党史研究家；1967年，从海外被邀至台湾定居的林语堂，在岛内掀起一场“红学”大辩论，他以客卿身分与蒋介石相处在台北阳明山上；蒋梦麟，当年的北大校长，晚年居然成为了“台湾现代农业之父”，他还坚持推动了台湾的人口节育政策；而上世纪40年代毕业于西南联大哲学心理学系的湖北黄冈人殷海光，在台湾经历了从追随蒋介石到反对蒋介石的巨大转变，最终成为台湾自由知识分子的领袖；还有雷震，1950年他成为蒋介石的智囊，却最终反对蒋而成为台湾著名的政治迫害案件主角……
这些当年的知识精英分子，现在我们已习惯于称呼为文化大师，他们的命运在我们的记忆中是不连贯的。在这个时候来重读他们，寻找他们留在台湾的故事，给予你的将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意味？
梁实秋、钱穆、罗家伦、林语堂、蒋梦麟、殷海光、雷震、傅斯年、胡适，这九个个案是我们多年的研究心得。这些经验不是史家的，也不是学术的，而是人文的，甚至是报告体的，甚至是他们的一些生活要件，或者是细节，或者是他们的一些野史，更或者是报道中的传说。所以这不是他们严格的历史传记，而只是我们作为旁观者的记录。
而更为重要的是，从现在开始，将如何去修复我们被损坏的文化硬盘。这才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而这也是我们编着这本书的初衷。
文摘傅斯年：从北大校长到台大校长
摘自《移居台湾的九大师》一书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2008年8月 师永刚 等著
代理北大校长?1949年赴台接任台大校长?“恐我的命要断送在台大了”?振兴台大?“胡适比我伟大，但我比胡适能干”?是真性情自风流?偷偷去打牙祭?“被郭国基气死”?永远的“傅园”?敲21响的“傅钟”?百代之下望见其人，仍光芒万丈
1945年，抗战胜利，西南联大解散，北大、清大、南开等校纷纷复校，必须再次大规模迁徙；此时兼任北大校长的胡适出任国民政府驻美大使，因公滞美未归，面临大学复员回北京的难题，然而抗战期间，由日本傀儡政权扶植的伪北大，也有教职员安置问题，酿成伪北大教职员街头抗议事件。胡适与蒋介石属意改由傅斯年出任北大代理校长，挑起复员迁校回北京与接收重任。
傅斯年代理北大校长后多次声明，北大决不录用伪北大教职员，指大学须在“礼义廉耻”四字上做不折不扣的榜样，给后代青年们看看，让青年正是非、辨忠奸，否则“下一代的青年不知所取，今天负教育责任的人将成国家的罪人”。甚至痛斥为接收日据时期伪校产与伪北大教授打过招呼的陈雪屏，“汉贼不两立，连握手也不应该”。
燕京大学对参加伪北大的教授一律解聘，傅斯年说，如果北大做不到，“真没脸见燕京的朋友了”。他又直指舍不得离开的人如果不受谴责，对不起那些长途跋涉到大后方，拋家别子，坚持国家民族大义的教授与学生。强硬手腕终于敲定北大复员难题。在开除依附日军的伪北大教职员，并上书指责国民党政府在战后未能严审、严惩汉奸后，傅斯年说，“我知道恨我的人一定很多，但我不能作乡愿”！
傅斯年虽接手北大，化解伪北大教职员难题，却认定胡适适合当全国最高学府校长职务，始终定位自己是暂代校长。他努力不懈，为北大争取到新校地、校产，目的是为“断然不愿与别人抢东西”的胡适当开路先锋；当胡适自美返国后，他立刻辞职让胡适重返北大，毫不留恋，也不接受蒋介石慰留，依旧回历史语言研究所。
1948年12月，情势更加紧张，国民政府即将全面迁台，蒋介石决定由具学界硕儒身分的傅斯年出掌台大。拗不过蒋介石与教育部长、老长官朱家骅连番游说，傅斯年于1949年1月20日赴台接任台大校长，行前傅斯年却对朱家骅说，“你把我害了，恐我的命要断送在台大了” 。
傅斯年之所以受老蒋器重，一方面因其学术地位，也因为行政干才与魄力非比寻常，为大学校务，他可以放下身段到处奔走，上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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