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舍之死口述实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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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牌: 傅光明
基本信息·出版社：复旦大学出版社
·页码：429 页
·出版日期：2009年
·ISBN：9787309064445
·包装版本：第1版
·装帧：平装
·开本：16
·正文语种：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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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老舍之死口述实录》作者10多年来先后采访了40余位作家、学者和老舍亲属，与他们就老舍之死这一话题做了比较深入、细致的调查、分析和评说，其中有些材料是首次披露，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人们以前所了解的“老舍之死”，有些是否已经在某种程度上，成了按照高度程式化的形式，用固定的“特性形容词”编纂成的另一种形式的“荷马史诗”，或“关于过去的一副拼图”，里面保存了多少的“历史的真实”？
编辑推荐《老舍之死口述实录》：1966年8月的一天，人们在北京的太平湖发现了一个老者的尸体。他被静静地打捞上来，并在当天火化，然而他的名字却没有随同那疲惫瘦弱的身体一起消失。相反，许多年以后，每逢这位老人的诞辰纪念日，人们都要将不朽的光环献给他。他的谜一样的“非正常死亡”，早已在不经意间成为历史传说的一部分。为什么这个曾用笔创造了无数鲜活生命，又给无数生命带来愉快的老人会孤独地结束自己的生命？《老舍之死口述实录》就是答案！
目录
胡絜青：周总理跺着脚说:“把老舍先生弄到这步田地，叫我怎么向国际社会交待啊！”
舒乙：他的死是绝对必然。我特别可怜我父亲，他这么一个人，最后的下场是这样，实在让人无法接受。我有一种压抑不住的悲伤草明曾来我家道歉历史怎么可以这么玩弄！
杨沫：这8月23日的一日一夜，将“永载史册”
王松声：我亲耳听到老舍问我:“松声，这怎么回事？”
葛献挺：他没死在孔庙，是我下令把他赶快提前送回来的
端木蕻良：老舍之死是“文革”中一个悲哀的插曲
曹菲亚：老舍当时为什么不躲开，现在也觉得是个谜
草明：自杀的好多，不过是他有名气
林斤澜：老舍对政治完全外行，对制度的思考并不多
浩然：老舍打了红卫兵，是反革命，把他抓起来
柯兴：整个“文革”期间，我从未戴过什么红卫兵、造反派的袖标。我也压根儿就不是造反派！
马联玉：这是“文革”中给我印象最深的一件事。我当时非常恐慌
宋海波：谁叫来的红卫兵，至今是个谜
萧军：《致祭老舍（舒舍予）归来偶成二律并叙》
萧耘：我认为“8·23”事件是有组织、有计划、有预谋的
张启润：对于老舍之死，我无愧于心
马希桂：我真怕把老舍“五马分尸”了！
李牲：没有人把老舍当作主要攻击对象
周述曾：1960年市委的文化部曾经要批判老舍
田兰：“文革”这样的事情，是登峰造极的极左
陈天戈：我们始终跪在火堆边，前后有六个小时
黎丁：讲起“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他是很兴奋的样子，很激动
盛占利：一般死人是横着漂的，我看见老舍是立着漂的。好像脚底坠了东西
侯文正：关于老舍之死，我一直蒙受着不白之冤
郝希如：是我打捞老舍尸体，并处理的现场
韩文元：是我和郝希如一起把老舍打捞上来的
“她”：女八中的红卫兵是我带队去的文联。自始至终，我没有打过老舍一下
白鹤群：有人说是他捞的老舍尸体，我说是我捞的
张芳禄：老舍用红砖在太平湖北岸的乒乓球台子上写满了字
朱军：老舍尸体是我捞的！
冰心：我总觉得他一定会跳水死
于是之等：老舍投湖是他本身灵魂的升华
曹禺：老舍先生不是自尽，是逼死的呀！
从维熙：自杀需要勇气，自杀是另外一种勇敢，老舍先生就是这样
萧乾：被逼得自尽的，与他杀有何区别！
王火：他是用死来表白并抗议
施蛰存：为了迎合政治的需要改作品，就去掉了一个作家的身份
柯灵：老舍先生的死可以看作是一个作家人格的体现
黄裳：老舍解放后一直是一帆风顺
叶辛：老舍之死不仅是他个人的悲剧，也是祖国和人民的悲剧
王元化：假设老舍活到今天，他会对自己一生有—个非常清醒的认识
苏叔阳：他热爱的文化被摧毁了，还不准讲理，只有死了
赵大年：老舍和周恩来断了线，他不理解了
张锲：老舍的死是宁死不屈
丁东：老舍这人，一辈子没受过屈辱，怎能忍受“文革”这样的屈辱
刑小群：这件事对中国教育的反思太有意义了
梅志：胡风说，“像老舍这样的人他们都容不下！”
杨义：自杀是一种抗议，沉默地活下来也是一种抗议
邵燕祥：最后他彻底绝望时，只能选择这条路
王蒙：老舍一辈子没受过这样的侮辱，他无法咽下这口气
严家炎：老舍之死我认为激愤是主要的，悲观绝望也有些
邓友梅：连老舍都这样了，除去紧跟江青的人，文化界留不下什么人
钱理群：“焚书坑儒”把老舍逼到绝路上去了
季羡林：老舍的人格是站得住的，要不，也不会去投太平湖
余秋雨：老舍之死和他天真、纯净的思维有关
附录一：老舍最后的两天（舒乙）
附录二：死的呼唤（舒乙）
附录三：再谈老舍之死（舒乙）
附录四：最后的粮票（舒乙）
附录五：情似根（舒乙）
附录六：浩然在说谎——舒乙访谈录
附录七：打屁股（端木蕻良）
附录八：“红八月”的“8·23”（林斤澜）
附录九：杀动物不是杀人呀（何长生、谭淑玉夫妇）
附录十：在杀动物这件事上我妹妹他们其实是被冤死的（金业勤）
附录十一：金志勤、高孔锵的遗书
附录十二：“文革”中萧军致中共中央有关领导信件（摘录）——1967年1月29日
附录十三：“文革”中“专政组”指令萧军写出的《我的再一次检查和自我批判》（摘录）——1972年6月16日
附录十四：关于侯文正同志“文革”初期在北京市文化局有关问题查证情况的报告
附录十五：关于“文革”初期我在北京市文联的一些情况（侯文正）
附录十六：我的几点申辩（侯文正）
附录十七：我的申辩信（侯文正）
附录十八：有关回忆文章的比较研究（侯文正）
附录十九：我的一些想法（侯文正）
附录二十：谁为老舍收尸已不重要（傅光明）
后记：重构过去的记忆（傅光明郑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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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这部书稿，在我的电脑里已经储存了几个月。傅光明先生约我为之写序，我没有犹豫就答应了。对于老舍之死，我本来就是很有些话想说。但是因为忙，我把这项工作拖延了，直到年初我来香港岭南大学讲学，才有了安静的环境，容我打开电脑细细读了全部书稿。作者在后记里已经提前感谢我“欣然作序”，但是我面对这样的历史能够“欣然”么？1966年8月23曰是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的劫难日，遭难者不仅仅有老舍，还有萧军，还有萧军的儿子萧鸣、女儿萧耘，还有艺术大师苟慧生，还有东北作家骆宾基和端木蕻良，还有许多不是文艺界人士却是无辜的官员、办事员，等等。然而老舍死了，他不是当场被打死的，而是过了一天，他穿戴得整整齐齐，随身带着纸和笔，干干净净地投进了太平湖。自沉了。
历史已经作了结论：老舍，一个真实的人，时间：1966年8月24日晚，或者25日清晨，地点：太平湖，事件：投湖自尽。自然旁人有很多猜测，但是这个结论就是历史。不可动摇。但是老舍为什么要死呢？简单地说，历史也已经提供了答案：8月23曰在红卫兵的狂热而混乱的”革命”行为中，老舍受到了侮辱和毒打，于是他就死了。
文摘胡絜青：周总理跺着脚说：“把老舍先生弄到这步田地，叫我怎么向国际社会交待啊！”
傅光明：您记得老舍先生当时是以一种什么心情来参加“文化大革命”的？
胡絜青：老舍觉得“文化大革命”是沾着“文化”两字。最先的时候一直也没有找他，然后在对过儿——全国文联，他打了两次电话，人家都没给他回信。到后来他就给北京文联打。文联那时已经进入解放军，知道解放军吗？解放军那时候就是一种误会，“啊，你出来了，我们欢迎你”。这样呢，第二天来车接他，就去了。去了之后，正斗萧军，没完没了地斗萧军，他就在旁边听着，听回来我就问，这是斗什么？他跟我说，不是按照文艺，竟说他家里头的婚姻事务、爱情，唉呀，没完没了，都是小事情。天又特热，后来解放军就说：你呀，改天来听，下午他们都要写大字报，你也甭写，就回去得了。没想到回来之后呢，自己吐血，吐了一痰桶血，我就害怕了，就直接给送到北京医院去了。我去看他，他问我现在怎么样了，我说形势越来越扩大，把“四条汉子”已经揪出来了，让他们穿上大坎肩儿，上头呢是白字。老舍听见就一直皱着眉头，没等着我让他回来，大夫也没答应他回来，他自己就在7月31日回来了，他说在这期间正开国务会议，国务会议时还是要去。
傅光明：老舍先生回家以后，跟您说过些什么吗？
胡絜青：说为什么写话剧呢？因为不管认识字不认识字，对新社会、新事物，他一目了然，完全立体地看。所以就拼命来写现在的东西，我想我没有什么问题。因为那时候已经知道了，在清河已经把学校的教授和中央直系的700多人拉到清河，没有老舍。在北京饭店圈着五六百人，也没有老舍。老舍说没有我，我也有必要参加，完了之后，我知道“文化大革命”怎么回事，我好写。后来，他也没听我的话，二十几号他又去了，正赶上文联有坏分子挑拨说，把牛鬼蛇神都戴上牌子，上国子监去烧戏行头。因为他是算陪绑的，他在紧后面这一排，前一排是戏剧武把子这一班，正在后院住，他们整个出来，就拿十八般武器呀，把人打了，紧后头一个女孩拿了一把宝剑在后面，把老舍脑袋劈了，就流血了。之后，还要继续带到文联去，牛鬼蛇神都得斗。到了中午，他已经回不来了，就打电话告诉我，现在还有事情没完，不能回来吃饭了。到了晚上，说要继续开会，我不能回来了。等到夜里11点多钟，一个不认识的人给我打电话，说你尽快来吧，把老舍接回去。我问去哪接？上西单牌楼。他也不说西单牌楼在哪儿。
我一看情形非常不好，公共汽车也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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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1966年8月的一天，人们在北京的太平湖发现了一个老者的尸体。他被静静地打捞上来，并在当天火化，然而他的名字却没有随同那疲惫瘦弱的身体一起消失。相反，许多年以后，每逢这位老人的诞辰纪念日，人们都要将不朽的光环献给他。他的谜一样的“非正常死亡”，早已在不经意间成为历史传说的一部分。为什么这个曾用笔创造了无数鲜活生命，又给无数生命带来愉快的老人会孤独地结束自己的生命？
30多年以后，曾经对他的死有所了解的人们，大多已步入老年，他们隐没在城市嘈杂的楼群人迹中，过着相对平静的生活。直到有一天，两个年轻人出现在门前，迫切地追问起那段逝去的岁月。回忆显然不是愉快的，当“8。23事件”这个已显得有些陌生但又无法从记忆里抹去的词汇，被用来概括那个混杂着暴力、耻辱和狂热的悲剧劫难时，从他们复杂的表情和语气中透露出，他们的内心不平静。
幸运的是，我们的采访只遭到过一次婉拒，除此之外，所有的亲历者或知情人，都十分愿意向我们这对年轻的晚辈进行历史的叙说，甚至还有前辈善意地规劝说，那些事情宜粗不宜细，何必对过去了的事情抓住不放呢？
1966年，傅光明一岁，郑实还没有出生。
被称之为“文革”的事件几乎在我们有准确的记忆之前便宣告结束了，它对我们来说已不是生活中的客观现实。然而，事实上，我们又无时无刻不感到自己依然生活在历史的阴影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