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东道西：经济学理性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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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郭梓林 著
出 版 社： 机械工业出版社
出版时间： 2009-6-1字数：版次： 1页数： 211印刷时间：开本： 16开印次： 1纸张：I S B N ： 9787111272854包装： 平装编辑推荐
著名经济学家于光远强力推荐，以企业家的思维方式来理解经济学，从经济学的独特视角来解读企业家。
内容简介
如何从经济学的独特视角解读当下企业？用企业家的思维方式来理解经济学会有什么不同？本书通过企业观察、社会视角、口说有凭三大部分，采用随笔与访谈结合的方式，给予你一个全新的思维空间，帮助你更深刻地认识社会时事、经济问题以及企业文化。
本书适合关心社会时事、经济问题、企业文化的人士阅读。
作者简介
郭梓林，1957年生于福建，1962年迁居江西，1974年上山下乡，1976年入伍，1979年退伍，1980年当建筑工人，1982年大学读书，1985年担任国有企业团委书记，1989年担任国有企业总经理；1992年辞职“下海”，合伙创办科瑞集团，现任科瑞集团副董事长、北京瑞泽集团董事长；2005年至今，受聘北京大学产业与文化研究所研究员、常务副所长。社会兼职：北京民营科技实业家协会常务副会长，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特邀商事调解员。曾担任：企业文化师国家职业标准首席终审专家。自2000年开始，在北京三联书店、经济管理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当代中国出版社、朝华出版社、海南出版社、山西人民出版社、文化艺术出版社、百花洲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文联出版社出版了《企业游戏》、《思想统治企业》、《王朝投影》、《乔致庸的经济学》、《一位民企经理人的思与说》、《潜海观潮》、《隐规则：企业中的真实对局》、《经济学：掀开生活的红盖头》、《真实世界：打开天窗说亮话》《企业游戏隐规则》、《企业家话中有画》、《解读合作》、《图解合作》、《解读麻烦》、《图解麻烦》、《歪着脖子说事儿》、《企业常道》、《商海拾贝》等二十多本专著。
目录
序儒商和商儒
前言
第—部分企业观察
人文思想与企业家的幸福
中国企业的问题与出路
中小企业如何应对金融危机
遗憾是对生命的理解
合作的底线与底线的合作
诚信、预期与监督——兼谈企业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经济学意义
一个平台与四个方向
奴役之路与制度创新
浅海战略与深海战略
创新与降低成本
创新与无中生有
创新与概念变钱
太上皇与甩手掌柜
儿子与痒处
什么“力”能让“人”成为资源
窥视茶座兴隆秘籍
时间里的冬天
折腾与识才
颠覆了传统战略思维吗
了解锦囊是必须的，也是不够的
想《赢》吗
用故事来说事儿
我们是历史的宠儿
第二部分社会视点
何谓和谐如何和谐
选择：消费与环境
贷款危机，谁为谁买单
理论的意义及其数学表述
不要叶公好龙
应重视伦理教育与人格培养
出版、图书与读书成本
经济学家什么时候容易犯错
“小民”的经济学读物
幸福说到底是寻找本身
做自己喜欢做的事
春生夏长秋收冬藏
“成本”的经济学随想
白发英雄看青山
第三部分口说有凭
让世界到处都充满幸福
帝王思想与企业管理
企业文化的未来
跋儒商之美
媒体评论
梓林不是顶尖的经济学家，也不是顶尖的企业家，但他的文章所传递的思想，给经济学家和企业家以全新的思维空间，并提供了创新的素材。
——著名经济学家、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理事长茅于轼
梓林借助在企业界和学术界的双重身份，形成了自己在两界边缘上特有的比较优势。他的文章，既有鲜活生动的案例，又不乏理论的高度和深度。
——北京大学校长助理、经济学院院长、著名经济学家刘 伟
对生活中习以为常的现象，做深入的思考，再以浅白的话语表达出来，这是一枚硬币的两个面，即“思”与“说”。生活，其实是由“思”与“说”撑开来的，叫做“知识过程与人生体悟”。在这个过程里，生命得以升华，虽然言说与思想，终归消散。
——著名经济学家，北京大学、浙江大学教授汪丁丁
艺术源于生活，真知来自实践，这在任何时候都是一条颠扑不破的真理。梓林具有丰富的人生阅历，从事过多种职业角色：上山下乡当农民、应征入伍当兵、退伍后当建筑工人、上大学，既在国有企业做过团委书记、总经理，又下海创办民营企业，长期居于最高决策层并担任重要行政职务，这些丰富的经历为他提供了极其丰厚的营养。厚积薄发，深入浅出，直接决定了这本书具有的水平——无论是理论水平还是其对于实践的指导意义。
——著名经济学家、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魏杰
梓林走了一条独特的理论研究之路。其成果就是：他作为创始人之一并担任副董事长的科瑞集团在稳步发展，他的文章不断发表在报刊上，文集不断的在出版。
——著名经济学家，曼昆《经济学原理》译者梁小民
梓林的书是在“知难”与“恨少”时写出来的，说的是真东西。
——著名学者，《潜规则》、《血酬定律》作者吴思
用经验故事来解说教条，还是用我们继承的假定知识来梳理具体的经验世界，由于两者都与经验世界相关，其中的差异是被人们忽略的。梓林的思想方向是后者，他的经验不是杜撰的，他的思想天空是开放的，他有更多的机会遭遇意外。
——著名经济学家，《经济学消息报》总编 高小勇
梓林是企业家群体中一位善于思考的智者，也是一位乐于把自己深刻思想奉献出来的言者，他的著作则是让充满激情成就事业的企业家们驻足思考的师者。
——北京时代集团公司总裁，北京民营科技实业家协
会会长，中关村科技园区协会联席会主席 王小兰
书摘插图
人文思想与企业家的幸福
（一）
人活在这个世界上，需要处理三大关系：人与自然，人与人，身与心。
我们通常所说的“科学”，主要关注的是人与自然的关系。为了能够更好地利用自然资源，创造物质文明，满足无止境的欲望，人类不断地认识自然规律，并试图运用所掌握的自然规律改造自然。正是在商业需求和军事需求这两大主要力量的推动下，近300年来，尤其是近50年来，科学取得了长足的进步。然而，在科学取得伟大成就的同时，人类也步入了科学带来的困局：对地球生态的破坏以及核武器造成的潜在风险。20世纪末，人类对自然界的破坏力不断增大，已经成为一个严重的现实问题，人类在这个星球的生存已经受到科学发展带来的威胁，与大自然建立和谐关系终于成为人类的一大共识，因为，只有一个地球，在我们已经知道的所有星球中，只有地球适合人类居住。
当“人”也被当做一种资源（美其名曰：人力资源）来看待时，“人”便成为“管理科学”研究和实验的对象，人与人的关系在管理科学的范畴中是利益之间的函数关系。管理科学试图告诉我们，只要对人进行科学的组织管理和精心安排，就能够使人力这样一种资源，创造出更多的我们需要的经济价值。人与人的关系是合作的竞争关系，或竞争的合作关系。有趣的是，绝大多数管理学家在教导他人如何进行科学管理时，并没有把自己装入自己设计的管理体系之中，他们以及他们培养出来的管理者，全都高高在上俯视着那些被管理者。难怪杰克•韦尔奇说：我不喜欢“管理”这个词，我们GE公司倡导的是“领导”。
至于身与心的问题，人们常常也把它看做是科学研究的对象，把它作为医学和心理学这两门科学解决的专业问题。医院和心理咨询机构，就是解决这类问题的科学机构。在这些机构里，是科学，而不是哲学决定着从业人员的工作程序。而“身”或者“心”有问题的人，在这些机构里，之所以得到尊重，得到关爱，得到护理，除了经济上的市场交易关系之外，主要依赖于从业人员的职业道德，而不是从业人员给予的人文意义上的终极关怀。
（二）
对于人来说，所有的问题都可以归结到一点：我们如何才能寻找到自己生命的意义！我们这个星球，有生物的历史是30亿年，在这个漫长的历史中，我们从前并未来过，我们今后也不会再来，而且，我们生命的唯一性还附加了一个短暂性，我们绝大多数人活不过百岁。更有甚者，每个生命的发生本身，都具有偶然性：我们所有的人，都可能因为一个很小的原因，而失去曾经的那次生命组合的机会，从而失去来到这个世界的唯一可能。唯一陛、短暂性、偶然性，构成了我们生命的无价。当然，换一个角度来看人的生命，我们也可以提出这样的问题：究竟是我们在繁衍自己的子孙，还是生物基因在借助我们的躯壳，完成自己的延续？关于这个问题的答案，恐怕不是在两者之间任选其一那么简单。
从这个意义上说，当我们确定要讨论人文思想的时候，就应该暂时放下已经被科学解构的“人”的自然属性，至少要回到哲学的层面来讨论“人”的问题。我们需要这样的高度，需要这样的境界，并以此来超越功利、超越科学地讨论“人生的意义”问题，这大概就是人文思想的核心问题。因为，不管我们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我们每个人都可以代表这个星球上的其他人作出一个肯定的回答：追求现世的幸福与快乐，是人生的第一要义。然而，由物质带来的幸福有两个重要的参照系：一是与自己的欲望相比。同样的物质享受，其幸福感与欲望成反比，欲望越低幸福感越强，反之越弱。二是横向比较。获得某一水平的物质生活享受，其幸福感与他人的物质生活享受也成反比，他人的物质生活享受水平低，幸福感就强，反之就弱。
因此，追求什么样的幸福，如何去追求幸福，才不会背离追求幸福的初衷？这是现代人，尤其是企业家无法回避的问题，因为他们不但要说服自己，更要说服他人。在中国社会经过了30年的改革开放之后，市场经济已经是不可逆转的潮流。然而，市场经济只是解决资源优化配置的一种效率较高的经济制度，它并不必然地会给人带来增长的幸福。所以，身处市场经济大潮中的中国企业家，如何才能找到并带领自己的团队走向幸福的通道，说到底不是钱的问题，而是人文思想的问题。
（三）
当下中国企业家阶层有两个基本的特点：一是已经拥有了相当的财富，成为新中国成立之后的第一批真正的富人；二是他们对民众的直接影响力，已经大于并且会越来越大于政府对民众的影响力。这两个特点，决定了这批人的幸福指数将会成为未来和谐社会重要的参照系。我曾经说过：“中国的企业家在充分认识了资本的魅力之后，还需进一步借助思想的力量，从人文关怀的高度，担当起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使命。因为企业家的精神追求和思想境界，不仅决定着包括企业员工在内的广大社会成员的幸福指数，也决定着他们一生的幸福总量。”
首先，我们应该看到，中国的所有富人都是1978年以后产生的。当人的劳动积极性和创造性被充分激发出来之后，财富的涌出就成为一种外在的表现形式。巨大的财富的确给广大的中国人尤其是企业家们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幸福感。然而，人们幸福指数的增长，并不像GDP的持续增长那样，保持只增不减并相对稳定的比率。幸福指数的增长与财富的增长并不成等比关系，甚至有的时候会成反比关系。人类需求的多样性和价值的多元化，使人们在物质需求得到满足之后，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对幸福指数的提升作用，出现边际效用递减。幸福指数将越来越与人们的精神生活密切相关，而作为企业领导者的企业家，他们对精神生活的诉求，总是离不扦对人文环境的创造。企业家的信仰，企业家的胸怀，企业家的心境，企业家的修养，构成了企业人文环境的基本要素，也成为他们影响这个社会的一个重要方面。
其次，企业家的财富达到一定水平之后，个人的消费在其中的比例就显得微不足道，这些财富的表现形式，只能是社会财富，他们只是这笔财富的管理者，这些个人名义下的财富，不论是表现为厂房、住宅、现金还是证券，都是生不带来死不带走的东西，拥有这些财富的本质意义，其实是一种社会责任。之所以说这是一种社会责任，理由在于：要使这些财富实现增殖，不仅需要企业家付出更艰辛的劳动，而且需要发动其他人来打理。发动众人打理的过程，也就是为社会解决就业的过程，为社会提供产品和服务的过程，为国家创造税收的过程。
最后，企业家享有的不仅是财富增殖过程的快乐，更是以手中支配资源的权力来证明自己对市场的理解和把握，并通过企业运作过程来实现自己的经营管理思想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对权力的理解和使用，不仅影响他们对人生幸福的感悟，而且影响他们能影响到的其他“人”的幸福。西方一位哲人说过：权力者的幸福最终来自于被权力者的幸福。企业家是权力者，与政治家略有不同的是，他们要让股东满意，让员工高兴，让顾客忠诚。因为集三者制约于一身，所以当企业家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当然，我们也可以说，政治家也是集三种制约于一身：要让选民、下属和其他政治家给出好的评价。
（四）
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是一个与时俱进得近乎于忘性比记性好的时代。
从相信“精神万能”到坚信“金钱万能”的转变，其实也就是一会儿的工夫。这样的转变，与当年正式场合一色的中山装，瞬间变成一色的西装一样，自然而顺畅。不着痕迹的观念变迁与不留遗存的衣着换装，充分表现出这个民族一大特点：勇于面对当下，容易忘记过去。国人告别历史总是表现得那么毅然决然，没有任何眷恋之情；那么淡忘如水，没有丝毫不舍之意。
想当年，那些抵触和畏惧市场经济的人，是有一定道理的。他们并不是因为不喜欢财富，而是知道在新的规则之下生活，自己的既得利益存在某种不可预测的风险，并且，由于他们缺乏抢占先机的充分自信，所以他们愿意维持原状，当然，他们对历史进步的抵抗，现在看来近乎于哀鸣。而那个年代的一些鼓吹市场经济的改革派们，尽管信誓旦旦，坚信市场经济能够解决一切问题，但却不知市场经济的发展，是需要道德基础和信仰基础的。
经济发展了，人文也要发展。只有通过市场经济手段，逐步实现“文明与民主，和谐与共荣”的社会和人文环境，企业家才能找到自己的幸福。于是，我们可以肯定地说，中国企业家，在完成向社会提供产品与服各．解决社会就业，照章纳税的基本社会分工之后，迫切要做的事，就是在自己影响力所能及的群体里，构建一种具有人文思想的企业文化，为他人、为社会也是为自己创造一个能够源源不断地提供幸福的生存环境。
法国哲学家伏尔泰说过：“伟人都认为，精神的力量大于物质的力量，思想统治世界。”法国著名思想家帕斯卡有一段名言：“人只不过是一根脆弱的芦苇，是自然界最脆弱的东西。但他是一根能思想的芦苇。我们的全部尊严就在于思想。”一个国家的振兴，一个企业的发展，归根结底是以思想为驱动力的。人类前进的每一步，表面上是靠脚带动的，实际上却是由思想驱动的，因为人是一种有思想的动物。因此，对于当今中国的企业来说，企业家的经营思想与管理思想中究竟能注入多少人文思想的内涵，才是影响企业基业常青的内在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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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摘与插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