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袁世凯头像的银圆
有孙中山头像的银圆
“民国时期政权更迭频繁，政局错综复杂，市面上流通的货币也因此名目繁多。我家里收藏的这些钱币，看数量挺多，实际上也不过是其中的一小部分而已。”市民刘先生指着父辈留下来的各式钱币告诉记者，民国时期的市场上，流通的货币可谓是五花八门。“有外国的银元、清朝的元宝，还有各路军阀自制的钱币等等。”
这不禁引起了发现周刊记者的好奇，生活在民国时期的人们，如果需要购物，他们的手里可能会持有哪些流通货币呢？
《南京条约》中的赔款以西班牙银元计算
民国的历史开始于1912年1月1日。这是一个全新的时代，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一切从新开始。“至少在流通领域，那些从16世纪开始传入中国的外国货币仍然有着不可动摇的地位。”吉林大学专门从事金融研究的贺教授告诉记者，像荷兰“马剑洋”、葡萄牙“十字”、奥地利“双鹰”、墨西哥“鹰洋”等外国货币在民国时期仍然广泛被使用。
据介绍，最早流入中国的外国货币源自西班牙。它们从明万历年间开始流入中国，清中叶流入最多。其币面图案是两根柱子，代表着直布罗陀海峡两岸的山岩，因此又称“双柱洋”。
“双柱洋”有“双球”和“人头像’两种。神话中欧非两洲原本相连，后被大力士海格立斯拉开。直布罗陀两岸的山峰被称为海格立斯柱，这就是双柱的来历。柱上有卷轴缠绕，呈S形，据说，美元标记“$”便来自其银币背面卷轴绕着的双柱。两柱间有两个球，意为要征服全球。在双柱洋诞生之初，一块西班牙银元的购买力等同于一美元。双柱洋被欧美商人带到世界各地，包括中国，它在中国东南沿海广泛流通、势力强大。
鸦片战争后，列强与清政府签订的《南京条约》中“赔款2100万元”，指的就是西班牙银元。此后，西班牙银元大都作为赔款又流出国内，因此，到了民国时期，国内剩余不多。不过，当时经济较发达的长江沿岸和上海地区仍然在使用它们。墨西哥鹰洋一度是中国流通市场上的主币
“晚清民国年间，外国银元输入中国最多的，是墨西哥鹰洋。”贺教授介绍说，据清朝宣统二年(1910)的调查统计，当时中国所流通的外国银元约有十一亿枚，有三分之一是墨西哥鹰洋。
墨西哥鹰洋正面图案是墨西哥共和国国徽的造型：一只雄鹰，张着翅膀，嘴里叼着一条蛇，伫立在一棵从湖水岩石长出来的仙人掌上。这个造型的下边由橡树和月桂的枝叶环绕，象征着力量、忠诚及和平。
墨西哥鹰洋的成色较其他外国银元为佳，而且多年不变，所以在被南京国民政府禁用前，人们都乐于使用，几乎成为中国流通市场上的主币。在上海的外国银行发行纸币，民国八年(1919)以前都是以墨西哥鹰洋为兑换标准。
1889年，两广总督张之洞奏清在广东开铸新式银元，即龙洋。龙洋的出现本意在于抵制鹰洋，所以成色分量均仿鹰洋。鹰洋在大本营上海地位的动摇始于1918年的“盐余”之争，当时两淮、两浙盐税要经中国银行分行汇至上海转解，而汇丰银行一向非鹰洋不收，因鹰洋越来越少，迫使中国银行通过钱庄向汇丰购买，双方屡生龃龉。最后中国银行提出要汇丰从此鹰洋和中国银元并用，否则有可能停止业务往来，汇丰只得接受。借此机会，中行上海分行在当年5月发行国币兑换券，国币在沪遂与鹰洋平起平坐。
1919年五四运动期间，上海发生罢市风潮，银元缺乏，鹰洋更是如此。在爱国热情的鼓舞下，中国银行抓住机会，促请银行公会与钱业公会会商取消鹰洋，全体赞成。外国银行团亦不得不同意。这结束了鹰洋在上海的主币地位。
尽管如此，鹰洋仍在许多地方维持了一定势力。比如，1929年中国财政设计委员会调查了21个省40个以上的城市和地区银元流通状况，16个城市有鹰洋流通。
清末各省自制“光绪元宝”互相抵制
清光绪十年(1884年)，中国自铸机制银币在历经近半个世纪反复争论酝酿之后，终于由吉林机器官局铸成。光绪十二年(1886年)，张之洞于广州筹创“广东钱局”。全套造币机械由英国伯明翰喜敦造币厂购进，并进聘外籍技师。光绪十六年(1890年)四月，新版光绪元宝七钱二分银币系列铸成，后经清廷下令作为法币，成为晚清中国自铸银元的典范。
江苏省海事学院的査夏泉老师，就保存着一枚珍贵的光绪元宝银元钢模，它高3.5厘米，顶部直径3.84厘米，底部直径4.3厘米，重250克。这枚银币钢模，中央汉文“光绪元宝”，外环珠圈，上缘文字为“江南省造”，下缘文字为“库平七钱二分”，中间有甲辰字样。江苏省收藏家协会理事、江南贡院历史陈列馆馆长周道祥曾经看到过这枚钢模，他告诉记者，这是清政府于1890年首次正式委托英国喜敦造币厂雕刻的货币钢模。周道祥说，光绪元宝的购买力非常强大，发行之初，几十个便可以买到一栋四合院。
让清政府始料未及的是，光绪元宝发行后，各省竞相设厂鼓铸，迅速在全国展开。由于各省各自为政、钱法混乱，银币成色重量不一，且以省名，互相抵制，若去外省，本省的货币是用不起来的，这就造成了很大的不便。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清政府建天津户部造币总厂，欲铸大清金币、大清银币、大清铜币通行天下，将其他所有货币全部取消，未能成功。
“其实在南京，二十世纪初的时候，曾经有一家准银行性质的钱局，叫做裕宁官银钱局，就设在江宁。它曾经发行了银元票和制钱票。”杭州市钱币学会的陈老师介绍说，裕宁官银钱局是在张之洞调任两江总督后，于光绪二十九年奏请朝廷开办。“裕宁官银钱局具有准银行性质，发行过‘当十铜元壹百枚票’。它在各地设有分行，所发钞票由官府担保，中外商民可一体通用，因此，官商百姓就很放心地使用起来。”
裕宁官银钱局在开办初始，业务蒸蒸日上，每年获利皆在白银十万两之上。可惜好景不长，辛亥革命爆发后，钱局各地分局的现款被当地军政府提取一空，商民也争先取兑存款，钱局被迫停业。1927年后，“孙小头”取代“袁大头”
1912年1月，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南京成立。民国政府将原江南造币厂改为财政部管理，开始铸行有孙中山先生侧面肖像，面值分为壹元、贰角、壹角之“中华民国开国纪念币”。
袁世凯谋取政权之后，1914年推出国币条例，定国币“壹圆”，又定十分之一元为角，十分之一角为分。国币的壹元被铸成九成银、一成铜的硬币，上有袁世凯头像，即俗称的“袁大头”，在全中国流通，其刚刚发行时的购买力，“以买米为例，一块银元相当于现在的人民币50元左右。”杭州钱币学会的陈老师说。
其实，在袁世凯之前，黎元洪已在武昌发行过戴帽和光头的两种纪念币。袁世凯死后，各地军阀更是群起仿效。北洋军阀中的曹锟、徐世昌、段祺瑞等人，先后将自己的头像铸进了纪念币。此外，各地军阀如张作霖、李景林，还有直隶军务督办褚玉璞，广西的陆荣廷、谭浩明，安徽的倪嗣冲，云南的唐继尧等，也争先恐后地将自己的肖像铸进纪念币。
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停铸“袁大头”，改以民国元年版孙中山先生像开国纪念币旧模，略改英文币铭等，由南京、天津、浙江、四川等造币厂鼓铸，暂为替代。这种银元比“袁大头”略小，因为上有孙中山头像，被称为“孙小头”。“‘孙小头’刚发行时，其购买力相当于今天人民币35元左右。”
民国时期，那些外国货币，还有印有各地军阀肖像的货币泛滥成灾，使得货币流通市场混乱。为此，1933年3月，国民政府正式下令施行“废两改元”，规定“所有征收税款，自用银两交纳者，一律改用银本位币”，即由国家统一规定白银为货币金属，并统一铸成币值为壹元之新版银本位币，其正面有孙中山侧面像及纪年，背面是中国双桅帆船图案和币值，俗称“船洋”。
“法币”也曾经很值钱，两块钱能办一桌酒席
1935年11月3日，财政部发布公告，宣布在全国范围内推行法币制度，宣布废止银本位。1936年国民政府派员与美国财政部长摩根生商谈货币问题，双方于5月签订《中美白银协定》，法币和美元实现挂钩，100法币=30美元。“此时的法币，购买力非常高，我父亲告诉过我，在当时一桌酒席四荤四素只需2元。”87岁的老南京魏全德告诉记者。
然而，日本的入侵打乱了中国经济发展的步伐。随着战局不利，国民政府的主要税源地相继陷落，当局财政开支日趋紧张，再加上军费开支巨大，只得依靠发行货币补充。1937年6月，南京国民政府法币发行额度为14.1亿元，到1945年8月抗日战争结束时货币发行量已经增加到5569亿元，比战争爆发前增长了394.5倍。日本投降后，为筹措内战军费，南京政府进一步增加了货币发行量，最终导致了恶性通货膨胀。
1948年8月国民政府发行“金圆券”，下令民间以300万元法币兑换1元金圆券的比值到银行换取新币金圆券，法币的使命终结了。
商家自制代价券受到市民欢迎
日本发动侵华战争后，为了破坏上海、南京等地的经济，日伪派人在上海和南京等地大量收购铜元，到了1939年，铜元的严重缺乏导致零钞紧缺。“那个时候，商店没有零钱找给客人，以前作为零钱的铜元都被收走了。所以，商店就用针线、火柴、糖果等小商品代充零钱。时间长了后，许多人家中堆积了大量使用不完或根本不需要的小商品。这种找零办法就遭到否定。有的商家便购进大量小面值的邮票作为零钱找给别人，但很多人根本用不上它们，而且邮票还容易损坏，于是市民联合起来抵制商家以邮票找零的办法。”老南京魏全德回忆说，面对这种情况，1939年后，有些公司联合起来统一印制和发行小额代价券，代替辅币找零，小的商店则自行印制代价券，而更小的店需找零的额很小，不肯出钱印制代价币，干脆找一些废纸，刻几枚有一分、二分的图章，再盖上商店或店主的私章，就充当代价券使用。一些代价券的背面还印有说明文字：“近因市上铜元缺乏，对于惠顾诸君购货零找深感不便，本号为便利零找起见，特出临时代价券”
据不完全估算，1939年至1942年的3年时间中，仅上海一地，其商家印制、发行的代价券在2万种以上。这些起初以找零方式投放的代价券，具备了流通货币的功能。国民政府财政部虽严令禁止，但仍照常流通，一直到南京国民政府垮台。（快报记者 张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