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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旦校长杨玉良,对这个名字,请容许我们行一秒钟注目礼,以表敬意——为他日前向媒体陈说“中国大学精神虚脱”。
中国的一些大学,这些年很不甘寂寞,时不时在媒体上招摇。然而不幸的是,它们往往不在学术领域,却在娱乐或社会新闻版。某些教授不是在媒体上做“观点万金油”,就是如奔走在《非诚勿扰》之类征婚节目的出位“嘉宾”一般,时不时放出雷语,吸引眼球;更等而下之的,就恨不得用身体“授业”了。
中国大学其病在骨,各路抨击与分析已不鲜见,尤以钱学森之问最为醒目:为什么我们的大学总培养不出杰出人才?
然而,来自中国大学自身的反省却鲜有力度。
现在,复旦校长杨玉良也站出来了,他宣扬自己认定的大学校长根本任务的第一条:“当社会出现失范的时候,大学校长和他的教授要出来发警示之言。”
于是,含蓄地指斥教授中“才子加流氓”的可恶,明确地直陈“中国高等教育体制,说到底还是办学自主权不够”等。这番议论,肯定不少人听了如芒刺在背。比如“才子加流氓”们,比如从教育体制中攫取了本该是高校自主权利的官员们。
极有警世之效的话,还有这一段:“大学担负着培养一代代精英的责任,像北大、清华、复旦这些学校培养的人以后的素养怎么样,决定着国家的走向。对中国这样一个大国来讲,这批人的素养甚至决定着世界的安宁。”
这话有意思。从前,大家总是痛诋中国大学创新精神不强,还停留在工具层面。杨校长单挑中国大学缺失本该担当的社会责任和国家良心,没了“民族脊梁骨精神”,直指“失魂落魄”之根本,令人击节。
循着这话的逻辑,我们不妨先搁下杨校长关注的未来,看看眼下的人才走向——毕竟,按官方的《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能纳入“人才”范围的,重要标准还是大学学历之有无,尽管这被媒体诟病,却也道出了中国人才标准的约定俗成。
中国官员的年轻化、知识化的突出表征,是70、80后官员大量涌现以及本科学历占比大幅攀升。也就是说,中国大学在改革开放中后期培养的学生,已经占据要津,开始决定着中国的走向了。
他们的表现如何?至少还有相当部分不孚人意。这不是信口开河,温家宝总理连着两年在全国两会用了几乎同样的评价:政府工作与人民的期望还有较大差距。职能转变不到位,对微观经济干预过多,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比较薄弱,腐败现象易发多发。
每看到新出炉的腐败官员、渎职官员、拍脑袋决策官员拥有光鲜的学历、名校的背景,就很不是滋味儿。不说贪贿,单看各地疯狂而盲目地上马污染项目,焚琴煮鹤破坏自然与文化命脉,穷了教育富了官衙以及为了升官什么谄媚、无耻的事儿都做得出来,其中有多少是出自这些新时期大学生官员的手笔?
于是,极想把杨校长的声音再放大若干分贝:
“大学如果有所失范,对国家的毒害性非常大。真诚希望所有大学的领导,包括国家的领导人看到这一点,否则过分功利化的倾向会把大学引向歧途。”
然后,是把国家引向歧途。中国大学,该悬崖勒马了。杨校长站在悬崖边上的大声疾呼,也是雷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