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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辉文
针对作假行为甚嚣尘上的现象，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近日通过民意中国网和搜狐网，对1365人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仅0.5%的人肯定自己没遇到过作假行为。具体来说，85.1%的人遭遇过“短信诈骗”，83.7%的人遭遇过“假货”，77.0%的人遭遇过“盗版书”。其他情形还有：虚假报道(70.4%)、盗版CD(70.3%)、街头骗术(70.2%)、假政绩(57.1%)、假发票(52.1%)、学历作假(42.0%)、学术作假(41.8%)等。(《中国青年报》9月7日)
与遭遇作假行为互相印证的，是扑面而来的各种揭假新闻。有时，同一报纸同一天就有诸多揭假的新闻。比如，刑罚执行过程中，出现“缓刑＝不服刑”、“假释＝提前释放”、“保外就医＝玩猫儿腻放人”等奇怪的等式；论文发表领域，一篇讨论“宫腔粘连”的论文，竟遭遇16个单位25人的6轮连环抄袭。还有，高校大跃进出现的真的“假高校”、不崇尚读书又不热衷于研究之真的“假研究生”……(《中国青年报》3月24日)
从假烟假酒到假证假文凭，从假官假履历到假政绩假改革，从以假作真到真亦是假，这些年不时进入我们视野的林林总总的“假现象”实在让人触目惊心，难道我们就此跌入了一个“假时代”？
按理说，如今，法制、程序、透明、公正等正在不断普及，相关制度也在不断完善，“假”的生存空间应该是越来越少，但历史的惯性、残酷的现实、人们的欲望、生存的压力、权力的挤兑、金钱的赎买，总能使制度设计变形扭曲。眼下，“假”仍然大显神通，“假时代”的诸种情形更是十分吊诡。
三聚氰胺阴魂不散，地沟油大行其道，假冒伪劣生生不息，短斤少两理直气壮，“假”之威力越大就越让人沮丧。“假时代”的例子列举太多，已没有多少积极意义。尽管方舟子打假的结果竟与做假者一样，同样没有讨到多少好处(从仕途经济看，总体上还不如造假者风光)，尽管他打假甚至还惹祸上身，但他还是坚守着知识分子的良心。似乎在局外人看来，他眼里容不得沙子，是“揭丑成癖、打假上瘾”，像堂吉诃德一样愤世嫉俗，但实际上就连他也呼唤制度打假。方舟子认为，打假的主要责任在于政府管理部门和专业机构。中国应该由政府管理部门和专业机构建立规范的打假渠道，接受举报，进行调查和处理。为了避免腐败，调查过程和处理结果应该尽量透明、公开。这意思很明显，只要制度显灵，他宁愿本人失去打假这一爱好，潜心去弄他的生物化学。
武汉大学校长顾海良教授，在谈及高校大跃进导致的“真的假高校”的出路时，使用了“破产”一词。是的，我们希望“假时代”的“破产”来得更猛烈一些，只是，少数人冒险较真儿，个别人执著打假，无力使“假时代”破产。最终，还得从制度建设上寻找解决之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