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禾刀
喜迎80大寿的“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称：“我这个‘80后’还有个愿望，如果身体条件允许，依然有信心继续工作下去，等我90岁的时候，还要争取实现超级杂交稻第四期目标，达到亩产1000公斤，更多地造福人民！”耄耋之年的袁院士雄心依旧，让在座的每一个人深为感动。(《新京报》9月8日)
这让人不由得想起国学大师季羡林。季老生前，虽然年事已高，但仍不知疲倦地醉心于超越民族的“大国学”研究。随着季老仙逝，其未竟事业，尤其是吐火罗语的研究，国内能胜任者寥寥。虽然袁隆平雄心不减，但随着时间的流逝，袁老百岁后，其杂交稻研究事业，会否步季老事业后尘，不免让人颇感悲凉。
有论者艾瑞予曾如此慨叹，“曾照亮了中国学术天空的那批大学者，竟然都是民国时期的‘出产’，而随着岁月的滚滚向前，他们已经渐次凋零。令今人难堪的是，他们所留下的位置，竟然找不出有谁可以代替，甚至稍稍与之比肩”。虽然袁隆平奋发的年代比“那批大学者”稍晚，但也是国家历经磨难之时，无论比什么条件，他们远不及今天的专家学者群体，但他们努力进取所取得的那些成就，已然撑起了一个令人骄傲的时代。
而今，如果仅从数字来看，中国已经“人才辈出”。比如，2009年，高校毕业生人数突破600万，同年全国提交7946项专利申请，增长29.7%，位列世界第五。与之相伴的，是人才的外流。清华和北大已经成为美国大学博士生来源最多的两所院校。由于将近九成的中国高科技专业博士会选择留下，美国有媒体把清华、北大比作“最肥沃的美国博士培养基地”。而截至2008年，我国留学人员总数大约139万人，绝大部分都分布在发达国家和地区，其中归国留学人员只有39万人，回国总比例为28%。(《羊城晚报》8月16日)
与之形成强烈反差的是，艾瑞予所描述的“那批大学者”，当年历尽千辛万苦，回到祖国的怀抱，在一贫如洗、百废待兴的艰难困境中，却创造出卓越成就。
老一代学者身上的精神，在今天的一些学者身上已荡然无存。他们为了利益不惜放弃学术原则，俨然已无知识分子的风骨。一项针对专家公信力的调查显示，79.6%的人觉得“部分专家缺乏社会责任感，为利益群体代言”；72.3%的人认为“大量‘伪专家’充斥专家队伍，素质良莠不齐”(《中国青年报》6月25日)。这还不谈频频出现的论文和学术成果抄袭之类的丑闻。如此学术环境之中，我们又如何期待大家？
毫无疑问，今天的学者群体与前辈们的未竟事业出现了明显断茬，这种断茬表现在理念、抱负、成果，尤其是学术精神的寂寞坚守上。没有什么比学术精神的坍塌更令人沮丧。我们祝愿包括袁隆平在内的“那批大学者”们身体健康，有生之年为国家为人类作出更大贡献，但我们更应扪心自问，“那批大学者”擎起的那片历史天空，以及现有的机制和环境，是否能激励后来者沿着前辈们铺平的道路，竭力前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