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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为做课题实为圈钱：科研经费“黑洞”有多深？朱慧卿/CFP
“在中国，为了获得重大项目，一个公开的秘密是：作好的研究不如与官员和他们赏识的专家拉关系重要。”在2010年9月3日出版的顶尖学术期刊《科学》上，一篇讨论中国科研基金分配体制及科研文化问题的社论在国内引起了广泛关注。有评论认为，这一社论“具有里程碑意义”。
这篇社论是由清华大学生命科学院院长施一公教授和北京大学生命科学院院长饶毅教授联合撰写的。两人都是从美国归国的科研人员。2007年，时年45岁的饶毅从美国西北大学归国，他曾任该校讲席教授、神经科学研究所副所长。结构生物学家施一公在2008年回国时年届不惑，已是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讲席教授，并获得了霍华德休斯医学研究所授予的1000万美元研究经费。两人的回国在当时都引起了不小的反响，并被认为是中国科技界吸引力增强的标志之一。
饶毅在全职回国前，就多次对中国的教育科技问题提出直言不讳的批评，在国内形成了一定的影响力。在施一公回国后，两人开始联合发表文章，直陈中国教育科技领域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诸多建议。
与个别官员和少数强势科学家搞好关系最重要
在这篇发表于《科学》的社论中，两位作者表示，虽然我国的研究经费以每年超过20%%的比例增加，但“研究经费分配的严重问题却减缓了中国潜在的创新步伐”。
作者认为，问题主要存在于政府各部门的大型项目上。这些项目的经费从几亿元到几十亿元人民币，但学术优劣与能否获得经费的相关性相对而言较小，“关键问题在于每年针对特定研究领域和项目颁发的申请指南。表面上，这些指南的目的是勾画‘国家重大需求’；然而，项目的申请指南却常常被具体而狭隘地描述，人们基本上可以毫无悬念地意识到这些‘需求’并非国家真正所需，经费预定给谁基本一目了然”。
文章还揭露了一个中国科技界的“潜规则”：“每个人都很清楚：与个别官员和少数强势科学家搞好关系才最重要，因为他们主宰了经费申请指南制定的全过程。”
文章还称：“在中国，相当比率的研究人员花了过多精力拉关系，却没有足够时间参加学术会议、讨论学术问题、作研究或培养学生。很多人因为太忙而在原单位不见其踪影。”
该文表示，面对这种现状，要作出改变并非易事，科技界内部有代表性的想法分为三类：现行体制的既得利益者拒绝真正意义上的改革；部分反对不健康文化的人，因为害怕失去未来获得基金的机会，选择了沉默；其他希望有所改变的人们则持“等待和观望”的态度，而不愿承担改革可能失败的风险。
值得注意的是，这篇社论只展示了中国科技界存在的问题，并概括性地提出这些问题已造成“浪费资源、腐蚀精神、阻碍创新”等危害，文章并没有给出任何建议和解决问题的思路。
饶毅说，《科学》社论中之所以没有提建议，是因为要“集中在一篇字数有限制的文章中，讲清楚一件事情，而且要考虑到英文读者对此类事情是否熟悉”。
各部委中下层管理人员有过度权力
对于这篇文章发表的背景，施一公因出国访问没有接受记者采访，饶毅在写给中国青年报记者简短的邮件中称：“我们的意见并非新观点，也非独创”。
他称，科研经费管理问题，是个影响很大的问题。
值得注意的是，这一问题在过去一些年已备受诟病。记者了解到，很多科学家认为在这一问题上需要较多人提出具体可行的建议。
早在2004年，当时还在美国西北大学任教的饶毅，就与时任美国国立健康研究院实验室主任、当时的中国科技部科学顾问鲁白博士，以及2006年故去的中国科学院院士、著名生物化学家邹承鲁一起，合写了《中国科技需要的根本转变：从传统人治到竞争优胜体制》一文。文中提出，科技经费的分配体制是“国家对科技管理的一个关键环节”。
该文列举的很多现象跟《科学》杂志社论中的表述并无多少差异，比如，该文当时即指出，各部委中下层管理人员有过度的权力。“司局长、处长、甚至一般处员对科技经费分配有相当大的权力，包括设立项目、选择评审专家、影响评审讨论、个人邀人提申请。行政人员常按自己的意愿来选择专家，可以操纵或影响决策过程……中国科技人员一般很看重和科技部官员的关系，认为这样的关系对获得大量经费起很重要的作用。”
文章还认为，专家被推到方便于搞学术政治、但不方便专业评审的场合。“比如化学家可以被邀请到一个20个人左右的专家评审委员会，从一堆包括等离子物理到植物发育的申请中挑选资助课题。因为整个委员会没有任何专家可以判断这些竞争课题的相对优势，‘专家’的评估也就很难依据于课题的专业优劣。这样，由部委组织的大课题评审，科技界的人际政治就常常代替专业的标准。”
该文比社论长，也提出了一些改革建议。比如就科技经费管理，该文就建议，要明确政治和科技的界限，将行政和科技分界，“一般行政人员应该退出科技的决策和影响”。同时，要建设“竞争优胜的科技体制”，将由某些部委控制的科学经费分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这样有合理体制的基金管理机构，和中国科学院、教育部等直接进行科学研究的部门，技术经费则依据专业分到专门部委等。
问题丝毫没有解决
在今年1月6日的一篇发表于《科学网》的博客文章中，饶毅就谈到了科研经费管理问题，并失望地表示，“经费分配这个问题，可以说近年丝毫没有解决”。
他说，他和鲁白、邹承鲁发表于2004年的文章，没有过时。
“在目前，不走后门正常申请经费，会屡遭闷棍。而搞拉帮结派得到后台支持的、科学记录并不很好的人，却不难得到支持。”目前的问题不是好科学家没有经费，而是差的科研人员，如果会拉关系，也能得到很多经费。
在一次经费申请过程中，饶毅被刷了下来：“一个组的间接反馈是说我没有联系他们，不尊重他们”。
在这次经历中饶毅还发现，在国内成长起来的科研人员比海归科学家更按国际标准行事。在支持他的组里面，有几个专家是国内成长起来的。不支持他的两个组里的专家，基本都是海归。“评审的和被评审事先联系、事后一道吃饭，这明显违规，不符国际惯例。但在中国却成了标准，而且奉行这样标准的多数是海归”。
所以他们在社论中写道：“无须陈述科学研究和经费管理中的伦理规章，因为绝大多数中国研究界的权势人物都在工业化国家接受过教育。”“这种潜规则文化甚至渗透到那些刚从海外回国学者的意识中：他们很快适应局部环境，并传承和发扬不健康的文化。”所以，在饶毅看来，如果目前状况没有改变，越来越多的留学生回国后会努力争取改善我国科技体制的猜想是不成立的。
饶毅告诉本报记者，社论发表后，目前没有感到压力，而且好像获得了较多支持。有关领导也非常重视，并要求有关部门拿出具体措施解决问题。
然而，这不代表他的处境一切都很好。他说，国内极力排斥他们的机构不少：官员觉得不好操纵我们，学界权威觉得不好对付我们。“除了给我们闷棍，最常见的是冷处理”。
他在给本报记者的邮件中谈到，他在国外时，除了参加国外评审，还被国内邀请做评审。但回国后，国内基本排斥他参加各种评审会。
他在博客中表示，只要看到现状还很有问题，我们就不会停止呼吁改革。只要有支点，我们就要争取改革，而且不断努力。“我非常不信二十年后中国科技经费还会用目前的分配机制。一定会有新的体制和机制出现，替代和改造不良体制、机制和方法……相信良性机制终将在中国稳固地建立，阴云终将被驱散”。
本报北京10月7日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