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90年代，中日两国考古学家联合组队，来到我国新疆塔克拉玛干沙漠南侧的尼雅遗址，对这座古城进行了全面的发掘。1995年10月，考古队取得了一件堪称有玄奇色彩的惊人发现——“五星出东方利中国”织锦。这块织锦出土后不久即被定为国宝，2002年列入首批64件禁止出国展览的文物，现藏于新疆考古研究所。
“五星出东方利中国”织锦
为什么说它有玄奇色彩呢？发现者齐东方教授回忆道：“这是一个令人激动的时刻，所有在场的人简直不敢相信竟会有这前所未见的文字出现。我立刻回想起进入尼雅的前一天，和田政府官员在为我们饯行时，特意赠送了一面国旗，凑巧的是一到营地，我将这面旗升了起来。难道是我的名字、我带的国旗和我升旗的巧合，才有中方考古队‘五星出东方利中国’这一发现？简直就像是谶语一样。这也许是我最值得自豪和难忘的考古经历了。”
20世纪末的中国，正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上疾速前进。这一方织锦，很快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兴趣。很多人以为，这是古人留下的惊世预言，是中华民族在五星红旗照耀下复兴的神秘征兆。2006年，电视剧《汉武大帝》热播，其中出现了“五星会聚”的情节和“五星出东方利中国”的谶语，令这一考古发现顷刻间家喻户晓。
然而，在这方织锦重现人间后不久，研究者们通过历史文献的考证，发现它并非是对未来的某种神秘预言，而是与西汉时期的讨羌史实有关。
其实，同时出土的还有另一块织锦，其上有“讨南羌”的字样。两块织锦可以连缀合一，完整的字句应是“五星出东方利中国讨南羌”。《汉书·赵充国传》恰恰就有一段在“五星出东方”之时“讨南羌”的真实史事。
羌是历史悠久、绵延至今的古老民族，在甲骨文中已有记载。汉初，匈奴强大，羌人被迫依附匈奴。后来汉朝国力日盛，部分羌人归附汉朝。到汉武帝时，设置河西四郡（酒泉、张掖、武威、敦煌），加强了对羌人的统治。《汉书·地理志》称设立河西四郡之目的正是“以通西域，隔绝匈奴、南羌”。所谓南羌，就是汉晋时活动于河西四郡、祁连山以南的各羌人部落。
公元前62年左右，以先零部为首，南羌各部出现异动，引起了西汉的警觉。当时，羌人不听汉朝郡县的号令，渡过湟水北迁；各部落之间也有放弃仇怨相联合的意向；匈奴也秘密遣使勾结羌人，试图扩大对汉朝的侵扰。羌汉战争在前61年的春天爆发了。
当时，在武帝时期反击匈奴的战争中涌现的名将赵充国已是年逾七旬的老人。当汉宣帝请他举荐出征将领时，他却壮心不已地毛遂自荐：没有人比我更合适！于是，西汉神爵元年（前61年）四月，这位76岁的老将，在人生的暮年踏上了军事生涯的最高峰，这在世界军事史上都是罕见的。
当时，汉朝官员中弥漫着速战速胜的气氛，朝廷迫不及待地在内地和边境各郡征发了六万余人的大军。有人建议：迅速分兵合击跟从先零反叛的大开、小开等部，然后在冬季总攻。
而赵充国却在渡过湟水后，坚守不出，对羌人保持威慑，等待其内部分化瓦解。朝廷的诏书严厉地责备他迟迟不肯用兵，命令他果断出击。汉宣帝并且借天象言事，说道：“今五星出东方，中国大利，蛮夷大败。太白出高，用兵深入敢战者吉，弗敢战者凶。”
赵充国再次恳切上书阐述其意图。他指出，如果先攻击其它部落，先零部一定会全力协助他们，各部都会跟从反叛，那时局势就难以收拾了。而如果先击败为首的先零，那么其余各部便会主动重新归附。这次汉宣帝采纳了他的意见。据《汉书》记载，这是神爵元年六、七月以前的事情。
赵充国击败先零部后，其余各部见汉军并不攻打他们，果然主动投降归附。
此后，赵充国反复上书，力主尽快结束战争，改行屯田招降，认为这才是妥善镇抚诸羌的长治久安之策。朝堂上支持赵充国的大臣越来越多，汉宣帝也意识到了屯田的利处，接受了这一主张。前60年，在赵充国等努力下，汉军取得了政治上和军事上的全面胜利，班师回朝。再后来，诸羌主动斩杀了先零部的首领，纷纷归降。大家都认为这一胜利，赵充国当居首功。
“五星出东方利中国”和“讨南羌”织锦，可谓是当年天象和史事的真实记述。然而有人将尼雅出土的织锦与“五星会聚”联系起来，其实不然。
五星又称“五纬”或“五曜”，在中国古代天文学中的正式名称分别是太白、岁星、辰星、荧惑和填星（镇星）。阴阳五行学说兴起后，它们与五行相配，故而又称之为金星、木星、水星、火星、土星。从《天官书》、《开元占经》等星占著作，特别是马王堆帛书来看，五星占在先秦和汉代主要是用于军事。
五大行星运行速度不一，往往分布在太阳两侧，是水星和金星距太阳最近，因此随日升落，只在晨昏出现，所以五星同时现身于夜空中的机会并不常见；倘若出现，就可以宣之于史册。如《明史·天文志》记载，“（洪武）二十年二月壬午朔，五星俱见”，“永乐元年五月甲辰，五星俱见东方”。如果五星运行到了同一天区，相互之间距离很近，则称为“五星会聚”。这就更为罕见了。
从战国时期开始，中国历法从观象授时进步到了推步授时，可以较为准确地预报日月食、五星运动等天象。在汉宣帝指出“今五星出东方”的五月至七月期间，其实并未发生这一天象。而到了当年的公历11月中下旬，入夜后至黎明，土星、火星、木星、金星、水星依次从东方升起。从长安观测，日出时水星地平高度超过15°，金星近30°，完全符合“五星出东方”和“太白出高”的描述。但是，这并非严格的五星会聚，水星东升时，土星已经接近西沉；而且，从时间上也可以看出，诏书中描述的天象，并非实际观测，而是天文官预推所得。
《史记·天官书》等星占著作对于这种天象的看法是：“五星分天之中，积于东方，中国利；积于西方，外国用兵者利。”在古代天文中，对于四方，可有两种理解：一是如常人所见的四方，五星只会东升西落，不会到达南北两极；二则是将二十八宿划分为四方（四象），它们基本上沿黄道排列，东方即所谓苍龙七宿，西方即白虎七宿，日月五星的轨道就在二十八宿之中。在这里，古书中并未论及五星积于南方、北方是什么征兆，所以应认为这就是前一种意义上的东方、西方。
前述西汉神爵元年冬的天象，金水二星晨见于东方，故而附会谓其吉。其实并不满足“积于东方”（会聚）的要求，不过入夜后依次东升，黎明时全部可见罢了。
在汉代，有过一次著名的五星会聚，即《汉书》所述的“汉元年（前206年）十月，五星聚于东井”。早有学者指出，这是为了神化刘邦称帝之事，汉代学者所附会篡改的记录。实际上，次年5、6月间，倒确实有“五星聚于东井”的天象。而且，回推当时天象，可知那时候五星恰恰是黄昏时见于西方，按照占书的说法，于中国大不利。两汉史家，肯定都清楚刘邦称帝实际上在前202年，在汉元年之后。那么他们为何还要将此天象提前几个月呢？有可能是历法水平不够，算错了。《汉书》就明白承认，这一天象记录是以历法回推复验过的。但更大的可能，或许是为了将此天象附会于汉代纪年的元年元月。因为在汉武帝改历之前，秦汉历法是以十月为岁首的。
“五星出东方利中国讨南羌”织锦，反映了西汉时期赵充国等人维护祖国统一、边境安定的功绩。它出土于远离河西四郡的新疆民丰县，由此可见在汉代赵充国功绩的影响之大，汉文化对西域地区的影响之深。它是我国古代王朝有效统治西域的历史见证。
今天的炎黄子孙，当然希望在五星红旗引领下中华民族迅速崛起。但这方织锦上的文字，只是一个巧合罢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