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深圳国际BT领袖峰会在深圳会展中心开幕，著名的诺贝尔生理或医学奖得主杰克·绍斯塔克、美国科学院两院院士伯纳德·罗兹曼、IBM研究院迈克尔·诺兰以及华大基因董事长汪建等人进行了高端对话。下面是对话实录。
实录内容：
主持人：尊敬的高端对话的嘉宾们，请你们到台上来！请各位就座！现在我非常荣幸能够成为这次高端对话论坛的主持人，并且很荣幸邀请所有嘉宾上台跟大家进行对话，我们总共只有一个小时的时间，在这一个小时之内，我们先请各位嘉宾做一下自我介绍，而且在今天我们会谈到四个话题，每个话题大概是15分钟，接下来我也会问一下在座的观众有没有任何的提问。首先开始吧。
请专家来进行介绍。
杰克·绍斯塔克：我是基因组学的教授，我是量子化学的博士，在来自于瑞典一个大学，从事很多生物研究领域，并且在我生物当中包含了很多生物科学和技术方面的，同样包括化学等等方面，还包括基础医学和生物医学研发的研究，还包括了分子科学，还有基因组学等等，包括生物库等等的解决方案。同样我也和大量生物科技公司进行合作，并且给他们提供一些咨询等等相关工作。
胡祥：我是做生物化学方面的，回国创业十多年了，主要是在细胞治疗和癌细胞上做研发。
伯纳德·罗兹曼：我想再一次介绍一下我自己。我是来自芝加哥大学教授，同时也和美国科学院两院院士，同时我也和中国科学院2做外籍院士，所以我大部分的工作都是关于生物科学的，我是在1979年第一次来到中国，我还常常一年来好几次，我已经看到中国的发展非常快速，尤其在今天我们听到了所有的演讲，我发现中国已经在生命科学这方面做出很大突破，在这方面我作为见证人，对中国的发展我觉得非常好。
迈克尔·诺兰：早上好，我在生命科学当中有很大的工作，而且在今年我也和我们团队做出了很大的工作。在负责IBM研究院的生命科学业务发展，而且除此之外我也在研究纳米孔技术和454生命科学研发方面做了很大的工作，并且我们也帮助很多病人和病患了解，并且更好的和他们的疾病做斗争 甚至打败疾病。主要我们所关注的工作就是在这些技术的应用领域，包括了KBC，还包括了我们的测试技术，还有下一代基因的测试技术，今天我们来这里非常荣幸！
冯仑：我是跟科技民工配合的，我是万通集团董事长，做企业经营。今天因为两件事跟大家见面，一个是我们在专业不动产领域，在中国快速发展当中有很多的医疗研究和这些机构受制于一些建筑方面的发展投资，所以他们需要我们来做一些专业服务。另外一个，我们由于做了跟医疗健康相关的不动产的服务，最近国内民间医疗机构组成了一个联盟，叫中国医疗健康产业联盟，他们推举我做主席召集这个事情，主要是代表中国将近1 万家民营医疗机构，占到中国整个医疗机构数量的一半，每年接诊人数有1亿7000万人，我也是因为这件事情到这里跟大家有一个机会学习，谢谢！
主持人：那么在我们正式开始之前，给我们讲一讲你认为什么是大健康。
杰克·绍斯塔克：在过往二十年来说，我们看到了很多发生的事情，包括对这个疾病的诊疗技术等等，我们相信可以说生物技术这方面的发展对此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包括在微分子等等方向都能够让我们很好的应对疾病，这个对未来来说，从健康角度来说，正是因为对生命起源微观方面进行的研究，让我们看到了很多技术的发展，这些技术的发展带来了很多新型药物和诊疗方式。这些方案和药品对整个大健康做出了巨大贡献，我相信未来大健康的概念包括微观到宏观两个方面的概念。
约翰·韦瑟雷尔：我也很同意你的说话，对于这种大健康来说，今天我们说到大健康的基础是什么？基础我相信就是要给人们最根本的一个健康因素，包括生命各个器官的健康和生活方式的健康，这个在哪一方面来说我们都要建立良好机制，包括对于生命本身各个器官、各个系统的循环健康，还有机制的健康，能够给我们带来很好的愉悦的生活方式。另外一个就是说，我们能够提供非常低廉的成本，人们就不需要花很高的成本去获取这些绿色的药品和诊疗方案，就像我们今天说到的，几十年前研究一个基因花掉32个亿的美金，今天我们用3000元就可以研究出一组的基因组，这就是发展的道理，能够为人类提供更加价格低廉更加给力的方案和技术。我不知道中国的很多公司在做生命科学研究的时候，他们的技术水平现在是什么样，但不管怎么样，我们相信在美国来说，40年前很多大型公司开始进入了生命科学的研究，这个得益于产学研和营销方面等等的配合，可以说是把产学研销等多个生态 链的资源整合起来，使得我们可以对生命科学最根本的方面开始研究，进而到非常大的规模和高的水平。因此可以说，生命健康来说，今天我们来进行一次高端对话，我们更多是从直接和创新方面，能够更多去认知生命健康到底该做什么开创 性的工作，比如说对生命的各个循环系统，像他们的体制有更多的认知，让我们在新的研究的水平上，能够得到更多非常好的，非常绿色的诊疗方案和产品。
因此这样我们才能够为社会，为所有的人群的一个健康做出更多的贡献，我们相信放眼全球来说，很多大学都在开生命健康的研究室，很多研究室的产出是非常可观的，他们在这里面做了很多投入，包括对于很多的小型的微观分子的研究，都投入了超出了50万到100万美元的投入，但这些投入都带来丰厚的回报。今天我们看到很多技术的推广，是因为他们有很好的投入，再加上整个美国来说，生命健康这个产业的转化是非常好的，研究的结果很好的转化到了市场当中。
主持人：我延续 前面两位的嘉宾，生命健康产业在中国研究方面是非常好的，作为企业家来说，很多企业都希望能够去把产学研和销的领域结合起来，把所有资源综合起来，您对此有什么样的看法呢？
胡祥：首先为什么是大健康，实际上健康是大家共同需求，这个需求是巨大的，因为我们有很多很多的疾病的病人需要得到治疗，这是一个大的需求。我们的健康也是希望我们生活品质更好，活的更长，这也是一个大的需求，需求巨大，我们能不能满足需求，今天之所以这个话题被拿出来说，因为我们是学生物学的，是因为今天的这个技术发展到今天，能够很大程度上满足这种需求，解决我们过去传统医学解决不了的很多问题。我举一个例子，就是去年十大科学排第一位的，它针对晚期的白血病可以做到把90%以上的晚期病人放疗、化疗无效的病人做到了治愈不复发，用这个技术以后都可以得到诊断，这是一个巨大的需求。
另外在我们健康人身上每个人都能够受益，今天杂志有报道，我们把两个基因修饰以后，我们可以把动物的寿命延长5倍，这个在技术上已经做到了。所以这些技术的应用，会推动整个大的市场的形成，所以这是大健康。从生物技术上来说，今天我们还有一个对整个大健康非常重要的引擎，另外一个引擎实际上是我们的信息技术和互联网，大大改变了社会效率，渗透到我们每一个领域，同样在健康领域这个IT、大数据也会发挥很大作用，因为以前我是学预防医学的，我们真正很难做到的，是因为我们的医疗资源不够，今天医生和护士如果把病人能够照顾好已经很不容易了，单单靠医护人员要广泛关注到预防，是很难的。但是我认为，未来大数据，更方便更精确的数据采集，包括基因检测，包括各种各样的可穿戴设备的数据采集，以及一些医学知识库的建立能够帮助我们收集数据，更好的反馈，这样帮助我们预防。所以这样的话，我认为未来的整个市场是巨大的，所以我觉得预防和数据的话，我觉得将来是叫大健康，我是这样理解的。
谢谢！
伯纳德·罗兹曼：我觉得想说几点。我们都知道大健康很重要，对于生命技术来说，都是很重要的，那么到底我们如何去发现更多的一个生命技术，这个应该得益于我们很多的这种创新，应该在这方面有创新，有很多的技术今天来说已经走到一定的阶段，如何在现在的水平上做出更大的一种创新。我代表芝加哥大学的研究院，几十年前我们芝加哥大学研究院已经开始做这方面的努力，但是还有一个很大的挑战，我们目前要在发现和研发新药方面还有很大的挑战，大概在15年前的时候，我们就想很好的去控制癌症细胞上做一些努力，但是在这方面遇到了非常大的挑战，但我们是在临床的角度上去测试这些病毒。我们可以看到，在有17000例的病例在美国是由于这样的病毒引起的，而这个病毒它确实能够很好的杀死癌细胞的，所以当时我们采用了这样的技术，我们进行了大量投资和进一步去研究，而且能够在这方面帮助了很多患者。
所以这对我们来讲，我们很幸运的是，我们现在目前还在继续研究这样的病毒，我们希望能够把这个好的，或者不能叫病毒，这个菌能够在中国也能够帮助大家很好应对癌细胞。我觉得我们的技术如果做的很好，也可以推向市场化。
迈克尔·诺兰：说到大健康的概念，会想到有几点：比如我要强调的就是我可以把它分成几个最基本的部分，首先就是最基本的合作，大健康需要很多行业的共同合作，当我和我的团队共同努力去进行一项技术的时候，我们也尝到了大健康的概念。对我们来讲最关键的是四个点：首先是信息，我们如何得到更多所需要的信息，还有我们所拥有的所有技术能够让我们获得很大的信息，我们还需要专家，专业的人士，专业人士是相当重要的，我们说了专业的知识要能够很好的去应用，而且很好的去掌控我们所获得的信息，使这个信息能够更加妥善的进行使用。并且是能够很好的为患者进行治疗，还有诊断，我们的诊断必须要是准确的，而且当治疗要选择最佳的方式，还有我刚才讲到的合作，合作也是一个关键词，因为对我们来讲，这就包括了很多的跨行业的合作，或者是跨专业的合作。最重要的是我们说三个臭皮匠，赛过诸葛亮，所以这方面肯定需要大家的共同努力。
还有产业，我们需要整个行业的努力，帮助我们去进行信息、人才还有信息掌控，和技术的协调。除此之外，也必须让产业，让我们能够获得这些信息，并且让我们能够很好的去采用正确的程序，在最后把这些治疗也好，临床也好，医学也好做出来。最重要的，还有帮助患者提升他们的健康，还有整个人群的基因，还有整个人群的遗传学本身的提升。所以在这一方面，我们也是需要日常的合作，包括基因遗传学的信息，包括信息技术，包括政府监管等等，每一方面都需要共同合作。而且在我们进行这样的工作的时候，我们肯定要很好的把我们所做的技术能够在临床上进行应用，让它能够在临床上有它的价值，所以这对我们来讲，就是我们如何提供健康，而且从经济角度上来讲怎么样能够很好的把我们的技术应用，这都是我们要考虑的。
所以这就是四个最重要的要点：信息，专业人士，合作和基础设施，能够让我们获得信息的基础设施，所以这对我们来讲非常重要，能够给我们带很好的思想和视野，去帮助我们提升，帮助社会，帮助整个世界。
主持人：我就问冯仑，因为我们刚刚讲到了技术，还有包括我们说的法律、企业等等不同的角度。所以我想在这方面，我们希望能够通过一种新的方式，为社会的健康做出帮助，希望提供给社会一种可承受的医疗保障系统，医院也好，在这么多科学家、教授所做贡献的基础上，你非常简单的在你刚才的介绍比较关键的几点，未来你希望如何利用科学的进步，无论是我们的测试、细胞治疗，能够在你的商业计划中实现一些。
冯仑：这个我讲两个方面，一个方面就是说，关于大健康我们作为投资不动产，包括投资来看，我们是从人的消费结构还有经济支出角度来看，我们是从这个角度来看的，因为我们不是从技术角度来看。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支出上有一个规律，就是大家把大健康叫的越来越多的时候，看病支出比例越来越小，以前特别贫困的时候，可能90%费用支出都在看病上，但是随着人均 收入的增长，可能这个比例越来越低，而在非病的状态下支出越来越大，大概最终的结果就是看病三分之一，病之前预防和保健这部分占三分之一，病之后康复调养这部分又占三分之一。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的业务发展实际上从做房子这个角度来说，医院只是我们很小的一个业务，而医院以外，比如说刚才汪建展示的这些房子，这些都是大健康，都是跟房子有关的事情。
另外说的更宽一点，修庙也是大健康的事情，精神、心灵，他在生病之前怎么保证心灵的平衡，这些都是大健康，这些都是我们要研究的。所以我们研究方面，除了看病以外，两头是我们作为投资不动产来服务的看的一件事情，这是我们理解的大健康。
第二，我们要改变在这个健康行业发展的价值链的配置过程。专家刚才讲的部分都属于我们关注，但不属于我们的行业，我们的行业非常简单，比如说做一个医院，以往政府要通过财政免费拨款，然后拿去做一个医院，做医院以后又给所有人服务，最后看病、医保也不完全健康，所以政府每天补大量的钱。我们现在做的工作，我们在做一些理想城市的实验，就是这个房子首先不是政府出资的，比如说跟保险公司合作，保险公司来投资这样一个房子，同时在这个城市里住的所有人要买这个保险公司的产品，而这些买保险公司产品的这些人，就在指定的医院看病，这样就变成了一个循环，而这个房子在专业上我们提供的，我们提供房间里面的空气和水，包括机电、照明这些，我们来做这些硬体，所以这样一个改变，实际上就使这个健康行业的发展提速，我们只是在扮演这样一个小角色。
主持人：非常感谢！说的非常好，但是我有一个问题想问一下，这两位先生可以说是在中国经济发展中，可以说是一个先锋，他们也是非常厉害的生命科学的科学家，但是他们也面临着非常多的挑战，包括了比如说政府的政策，或者说是监管等等，那么监管体制方面带来的挑战，现在我想让你们跟我们分享一下你在这方面的观点，不能说是令人沮丧 ，但是你认为我们如何能够鼓励中国政策制定的人，帮助我们企业，使我们能够采用创新的理念来帮助患者？
汪建：政府的期望和影响，我觉得过去这么多年是非常大的。首先我刚才讲了，我们在任何最关键困难的时候，其实都是中国的高层领导对我们特别关注，让我们度过了。像我个人就是三进中国科学院，最早我们到科学院去，希望把人类基因组这个项目能够在科学院做起来，最后大家有争议，我们就出来了。出来以后，胡锦涛总书记到我们那去了，说我们这个团队想中央之所想，急人们之所急，那我们是好人，好人又回中国科学院了，在新的技术发展的时候，我们希望进一步的在往前推的时候又有争议，我们又离开了。前年我们又回科学院，把教育又继续下去了。
科学院第一个显示我们中国科学界有一定的开放和宽容心态，另一个，党和国家其实在每一个关键的时候，每一个重大争论面前都给予我们充分的肯定和支持的。
我认为最大的困难其实还不是来自于政府的，而是来自于我们生物医药界的同行间的竞争和排斥，或者是文人相亲，这可能是中国传统文化中间很不好的一部分。其实我们这些年做的成果得到了全球的和中国政治家的，和中国投资界的，乃至中国企业家的广泛认可，而我们很少得到中国学术界的认可，他们把我们当做反叛，当做麻烦制造者，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所以我从来就认为，特别是这一任的政府创新驱动要变成国家的主旋律，从习总书记到克强总理，这个观念都不变，所以他们两个人每个人三个关键词，就是创新、创新、创新，改革、改革、改革，其实对我们华大来说就是绿灯、绿灯、绿灯，但是我们走的时候就是红灯、红灯、红灯。我做了一张幻灯片，就是红灯、绿灯同时亮的时候，你到底走还是不走，红灯、绿灯都亮着，创新、创新，就是绿灯亮着，但是你具体走的时候就有地雷，而且地雷基本上是同行埋的，我就闹不明白了。
我们在全球名声大大的，我们在中国的名声臭臭的，这是我没有办法的，这是中国文化很不好的一部分。
主持人：我觉得这个讲到非常有意思的一个话题，我们希望能够问一下胡祥，你有什么美国方面的经验，包括美国做生命科学研究方面的专家们，你们又是如何创建出一种良好的科研的氛围和社区的？
胡祥：在西方有一个宗教的问题，除了伦理方面的问题，还有安全方面的问题。我以前是比较早的介入这个领域，从2001年开始我个人资助干细胞的研究，因为在那个年代基本是很难的，大家认为不太成熟，拿不到科研经费，因为这样我才接触到了临床病人，也看到了很多医学奇迹，虽然那时候大部分都是个案，但是在一些传统医学的难治性疾病上我们看到有很多很好的疗效。但是国外记者采访很多，我们做的实际上是成体干细胞，但是几乎在每一篇报道出来的时候，它一定会把它跟培育干细胞扯在一起，那时候是因为宗教限制。我们都知道，小布什两次用否决 权否决了联邦对干细胞研究的支持。
在中国我们受到的很不利的还是法律法规的问题，实际上法律法规和标准在创新领域也不是个案，因为人类社会的进步永远都是在创新上，都是老的法律法规，所谓的上层建筑是一个制约，因为知识在进步，科学在进步，但是我们的法律法规和标准是根据我们以前的认识来拟定的，所以这些都需要突破。关键是我们如何建立一个好的机制，能够更快的去更新我们的法律法规和标准，我认为我们的美国朋友在这点上都不满意，但是你要比较美国的FDA和中国的法律，我认为他们好的太多了。我们举例子，2013年美国FDA为推动整个的发展新开了三条绿色通道，6月11号我们请KASTORE来做演讲，他想把那个能救很多人命的技术来开一个通道，但是他离开深圳不到一个月美国就批准了他这个研究。也就是说他就用很少的病例，很少的时间就能在临床上去做推广。
再加上我们在美国新推出来的这个，也是一个很大的推动。在这方面我觉得中国是需要思考和学习的，如果没有好的法律法规和标准我们是没法好的发展的。如果你严格的话，可以让整个产业更规范，但是你必须有，让大家知道方向在哪，怎么做，才能符合要求，所以我认为在中国这一点是要关注的。
还有一点就是大家的观念，昨天闭门会也讨论到了，实际上转基因，本来我们从科学的角度认为转基因是很好的事情，能解决我们很多的问题，但是大家由于对这个知识的不了解，或者媒体的介入就把这个事情变得很艰难，我们昨天也聊到，我们中国整个的面积1%几，但是在世界上是10%的面积。所以在创新领域我们有很多的案例，创新更多需要社会和民众的包容，没有这种理解和包容，你创新也是非常难做的，谢谢！
主持人：我想请杰克·绍斯塔克说，您作为美国院士来说，您如何看待这个社会乃至政府去推动创新，从而形成很好的科研氛围，以及你对华大公司有什么建议？
杰克·绍斯塔克：华大做了很好的科研成果，包括从生命科学的研究，然后进行科研，到生产，到分销等等，这个公司在不断的发展当中，我们看到这种技术的转移，从科研到实际应用的转移，也是收益了非常大的一种成果。实际上来说，很多今天的病毒也在变化的非常快，而且如何去应对日益出现变异的病毒来说，这对我们的科研是很大的一个挑战。根据我们过往的经验，很多监管部门，包括美国药监局都认识到这一点，病毒也在不断变化，不断变异，因此我们不可能一成不变。因此我们的科研要跟着变，当然我们的立法也要跟着变，这样才能够让我们确保出现变异病毒的时候，不会突然让我们大家手足无措，使我们大受影响甚至丢掉生命。
所以虽然这些研究花费巨大，可能对每一个变异的病毒都会花很多美元投入，但是我相信这些病毒的功能以及有针对性的研究我们的新药，一定是有很多帮助的，包括我们在美国、澳大利亚等等，我们看到政府和社会上的更多公司，对新药的研发都是投入巨大的，虽然有些小企业因为投入巨大，结果因为没有成功导致最后的倒闭，但是我们相信前赴后继的这个大的事业需要很多人去前赴后继的投入的。
伯纳德·罗兹曼：我们看到三十年以来都有很大的变化。但是三十年前生命科学正式开始的时候，那个时候研究水平是比较低的，以我个人的经验来说，我觉得要开发一种新的药和新的技术需要花费的时间是很长的，数年乃至几代人的努力。因此我们今天看到有些公司确实希望用短期时间，很快发言出新的结果，我们相信这个需要有一段时间的新药开发。另外一个，就是对技术上有更大的投入，我们相信可以加快这种转换，从研究到最后可以缩短这个时间，加快转换比例。
主持人：我觉得对我来说非常有意思，在美国来说，不管是美国还是中国，还是全球其它的国家和地区，目前的立法和投资环境越来越好，我们本身在美国来说很熟悉，就是对于生命健康这方面的投入，现在越来越多的公司都发现是很大的绿色商机，而且信息的互动方面、交流方面也很大。在这里我想说一点，我们目前还缺乏一个机制，这个机制就是能够很快的使所有的信息能够互相共享，比如说我们现在目前某一个研发机构可能对其它的机构是非常有帮助的，到底怎么才能建立这样一种互动机制，能够让我们很多生命科学的技术能够更多共享呢？
约翰·韦瑟雷尔：我正想说这个呢。我们美国政府通过了新的一些方案来支持生命健康技术的发展，美国的大学里面也投入了很多资金和人力去开发新的技术，政府也认识到大学的投入是需要他们的支持的，也希望政府能够去提供更多的帮助，能够去提升运作的效率，而且发展因此是鼓励更多的企业家能够投入到这里来，能够去贡献他们在经济上的一些力量。对于新的技术，政府也加快了审批的步伐，有一批新的技术都能够得到美国药监局的许可证，可以应用到临床上，像这些信息我们都能够在大的环境下进行的，那么到底所有的环节，包括生产研究和应用环节能够共享，包括分享40年、50年前非常基本的科研的结果。
我们知道50年前的时候美国已经开始对生命科学方面的研究，而且很多企业家也对此进行了投入，大学和企业的合作已经蓬勃发展，他们已经在那个时候，在大学里面都做了很多的工作，包括尽快的把这个科研成果转化为实际应用。我们看到当时的这种产和用的转换比例都达50%以上，而且在实验室的研究成果很快能够得到社会的推广，这对人类健康发展来说是非常大的贡献。其实很多的研究都是与生命健康各个方面都息息相关的。
到底我们建立怎么样的更好的转换机制和信息共享机制呢？这个里面需要政府更多的引领和协调，包括政府应该鼓励更多大学和科研机构投入到这里面来，给予他们经济上和人力上的支持。另外一个，就是比如说企业对此有一些投入的时候，政府可不可以提供一些指导和一些帮助，能够让企业家们不再操心，哪怕是一项研究投入巨大，但是在学校里面花费几年，但是都不用担心。
主持人：在立法上有什么建议？
约翰·韦瑟雷尔：在美国有一件做的很有意义，包括病人的信息以及专利上的立法。我们知道，对病人特别是不常见的疾病的护理医疗方案，这些专利是非常重要的。因此在美国来说通过了一系列的专利，比如说你获得了一个非常罕见的一个病，你的生命已经是非常短的时间了，但是如果你用一个很新的药有可能让你延长五年到十年左右的寿命，立法会允许你在临床上进行使用，而且在这样一个情况下，我们可以加快某种新药在FDA审批程序，同样能够帮助患人。所以在我看来美国有这样一个机制，但是这个机制我是觉得，它是在很好的帮助患者这方面是很理想的，尤其我们知道，我们一个病人可能只有五到十年的寿命，但是可能需要更长的时间来进行临床测验来批准新药，所以如果病人只剩下很短的寿命，我们可以加快批准以便可以用在病人身上，这也是投资人和企业家在考虑是否能够尽快 获得投资回报，如果有这样的机制他们就不需要再犹豫了。
所以在美国我们都知道，还有一种抗癌的药物，在美国卖出30亿美元，它对白血病还有其它的疾病都有很好的疗效，也能够帮助糖尿病，还有一些病毒等等，还有就是HPD病毒等等都有非常好的疗效。刚才只是给大家举了其中的例子，如果没有美国的大学还有高等学府这样的研究机构的努力，新药批准就更难了。
主持人：我们刚刚说到了其中的一个关键点，刚才讲到了合作，包括了产业的合作，还有合作伙伴的关系，如何能够在知识产权这方面互相合作，所以您看你对中国的系统体制，你也比较了解，能不能给一些建议？
迈克尔·诺兰：在学术这方面我们已经看到了很多成就，其实在过去主要是在早期这方面，进行一些相应的突破性的治疗，还有一些抗风险上的研究等等，还有在后期也包括了其中某项技术的应用等等。所以这些方面来讲，就是学术方面已经做出了很大成就，还有就是合作可以以不同的方式来进行，包括了早期、初期的合作，还有比较高风险疾病的防控上面，还有在我们技术某些场合的应用等等，这方面，技术上主要是后期的合作，而且常常我们说很多学术研究中心也会为企业进行相应支持，我们进行技术研发，找出创新突破等等，这些都是我们学术界可以提供的一些支持。
在我们做到的一些技术，已经给那些公司提供应用了，并且能够帮助他们获得更好的许可证 ，因为我们可以帮助他们做研究。所以对我们来讲，最重要的是看看我们大家有什么可以提供的，包括在现行的框架下有什么问题需要我们应对，而且需要什么信息。最重要的就是我们采用现有的技术，在临床上面如何能够进行更好的临床机制。所以对我们来讲，在开发方面最重要的就是这个是在哪些区域进行这样的合作，说到技术落地这方面，肯定需要很多的许可证，最重要的就是这个技术落地要成为产品，所以在产品上我们要研究什么样的人群会使用，我们要解决他们哪些问题，这都是产品开发层面的合作，这就包括了我们脑海里的顾客是什么，谁是顾客，再发展下去就是市场推广，从研发到产品落地再到市场推广，所以在这方面我们也需要给市场人员进行教育，让他们真的了解到我们这个产品所包含的技术和能够提供的解决方案，如何让其它人了解到我们这个产品应该用在什么地方，应该怎么适当的应用，在哪些领域进行应用。
还有比如在中国，中国肯定要进展要快一点，因为有一些传统的技术或者传统的支持，比如像美国，他们可能有一些已经走过传统最初期的步骤，所以到中国的话，这个就可以更加快速的飞跃，这些都是很重要的。还有包括我们说在抗癌这方面，选择怎么样是正确的治疗方式和诊断方式，这些都是我们可以合作的。还有市场肯定是最重要的，找到区域合作伙伴，因为这样的技术和产品已经出来了，那么在市场方面肯定要找到最正确的单地的合作伙伴，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市场没去哪，就在那，所以我们在开始进行产品生产，这方面我希望一起合作，大家一起把这个项目做的更好。
主持人：我们看看观众方面有没有想要提问的？我想很多观众对这个有很强的兴趣，就是我们在技术前沿上来讲，你认为个体上，我们到底能够在为病人权利能够提供更多的保护呢？以及让他们受益，这些方面有什么建议和看法？
杰克·绍斯塔克：我觉得对我们来说是很重要的一些话题，特别是对一个新的技术来说，我们不希望出现一些意外。我们知道，新的技术基于新的开发水平，新的投入，新的科研的水平，我们更希望能够将新的技术研发出来，能够大力的减少出现意外的比例。
约翰·韦瑟雷尔：对于美国来说整个监管系统是非常严格的，因此在新的治疗方案和药物推出之前的测试很严格，而且会有很长的时间。因此我觉得，作为政府来说，应该是在面对新药的推出和申请专利的时候，通过一段时间，3个月到半年，推广非常有代表性的病人的案例，用这个新的技术进行测试。这个测试应该是在政府的监管范畴之下来看这种治疗方案或者药物，到底是不是能够从根本上是新的创新，为病人带来良好 的治疗效果，以及在其它方面有没有好的帮助。还有我们所有的测试信息都必须是没有任何隐瞒的受到政府的监管，比如美国的药监局，药监局他们对所有的测试的过程是全程非常关注的，包括对测试过程当中病人的反应，还有整个病理机制是不是在健康进行，还有就是在这个现场的测试到底是不是符合要求，有没有尊重病人等等这些方面都是非常严格的。
胡祥：因为技术进步了以后，我们还是要做适应性的调整法律法规。因为从再生医学来说，我们今天用的治疗技术跟我们传统在化合库里面筛选化学物，和我们今天更多用人体修复机制，从这个角度我们对人体的认识不一样，所以我们对技术可以分类，不同的治疗技术，不同的细胞安全性是不一样的，我们只是用分泌的细胞因子是不一样的。从技术的角度我觉得可以做一些分类，因为我们今天的认识已经不一样了。
还有一个，因为你评价一个药品能不能用，永远是你的患者获益和风险之间平衡，所以针对不同的病人我们也可以分一分，比如说对儿童、孕妇和晚期的肿瘤病人他的风险和安全是不一样的。所以我觉得可以做进一步的细化，因为你如果用同一个标准来判断所有的事情，毫无疑问你就会有问题了，如果我们分类的话，就可以使很多患者受益。
伯纳德·罗兹曼：我觉得我们开发一个新的药物来说必须性在哪里，我想跟大家提醒一点，就是其实对新药开发的成功来说，很多的是得益于我们可以对于这个病理的问题，第一有细致的研究，第二是有针对性的药物产出，第三是良好的应用。所以如果说是当我们的科研已经到了一定的水平的时候，到底我们几方面的配合有没有到了一定的水平。我们现在就叫中国资源整合的水平，有没有到我们相应的阶段，这样才能够让我们这个严格立法能够做出一个清晰的定义，包括病理的定义，包括药的功能和分类等等，还有测试，像这些都要做出清晰的分类标准。这样才能建立起良好的法律氛围，能够保护病人的利益和权利。
迈克尔·诺兰：我觉得对我来说，或者对生命科学的科学家，就是我们就像很多公司在投入做研究的时候，都是希望有所产出的，可以说是我们今天在做这方面的生命科学、健康产业方面的研究来说是跟市场息息相关的。因此我们相信，对产学研、销售等等这个领域协同作战是非常重要，到底我们怎么样才能够做到良好，比如说我们对于病人的护理的程度、护理流程，还有对于这个病人出现问题的时候这种分析，还有就是我们到底用什么样的方式来使用我们新的药物或者是实施我们新的治疗方案。对病人的这种关心程度有多高，比如说对于癌症和肿瘤的这种研究，对于癌症、肿瘤所产生的起始的位置，像这些它本身是非常复杂的。像这个复杂的过程，我们做了很多的项目去研究它，在这个病人身上提取的很多癌症细胞进行研究，包括对于出现癌症细胞的系统以及其它的系统出现的作用，我们都做了更多的研究，像这些我们都要更多的投入。
汪建：在我们那里讨论天条和条例是讨论的非常的卧底，我们做的事情到底是符合天理大，还是要遵守王法重要。有一个重大的考验，就是我们自己是不是有罪窝的心理，我们在华大基因做任何事情就是从我做起，就像刚才我说的出生缺陷，先从华大基因员工自己做起，预防肿瘤从我们中年以上职工做起，我们种的地从我们自己吃起，所以这样我们内心是好的，我就不太在乎法律那些东西，因为它是滞后的，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现在对未来华大基因的发展，就是从我做起，从我们做起，别人信不信不重要，我这几千人，可能明年就上万人，我们信了，我们得福了，我们就做，凭着良心做事，什么叫天理，符合科学发展规律，符合民生和民心需求，我们就做了，但是我们不要去碰王法，不要去惹高压线，所以我们从我们自己做起，这是一个不太一样的逻辑关系。
冯仑：我简单说两句。在中国比较特别的就是这些涉及到公共政策方面的问题，实际上现在是两件事情，一个是我们在政策出笼的制度的过程跟西方非常不一样，我们有很多是部门自己制定立法，而不是一个独立的部门制定立法，所以有一些专业的意见，包括来自市场和公众的意见不太容易被吸收，这也是我们下一步政治体制改革，国家治理当中需要解决的问题。在这些事没有解决之前，其实医疗健康方面跟很多其它方面一样，我们法律越多，部门权利越大，抑制了更多的创新，所以这牵扯到公共政策的制定过程和什么样的人在制定，我相信在四中全会之后我们关于这个问题会有很清晰的路径和答案。
主持人：最后我想问一下，现在因为时间的关系，现在我们有三个问题，观众如果有问题可以提一下，就三个问题。
提问：（翻译听不见，无法翻译问题）
汪建：好。我们知道，这个问题就是相关准确性的问题，对于准确性的问题，我们想说在西方社会来说，所有测试过程都要符合很高的，99%是没有问题的，一定要达到这个准确度，这个是对病人的一种保护，这个测试结果都要延续多年包括我们多年以后都要回顾，我们这样的研究准确度有多高。还有我们每一次这样的测试都要前后进行对比，比较我们对于这个测试技术，我们知道这个技术是很重要的，这个测试技术因此可以说是对于我们整个生命健康产业来说，它是非常关键的。这个测试技术的准确度能够帮助我们对于疾病的病理分的认知，数以百计的一个新的技术研发出来的，像这些都为人类健康带来很多新的治疗方案，已经成为人类对抗疾病的一个非常好的工具。正是因为我们对一项测试技术的开发，使得我们能够保护病人，能够为病人的权利保护提供更多的帮助。
对于渠道方面来说，我们可以说是希望能够在这个渠道的拓展方面会有更多的自由度。过往来说我们知道在中国是实施了家庭计划生育的政策，因此一个家庭可以说只有一个孩子，一家人的关注点都会在孩子上。这个时候孩子的健康会更加重要，因此可以说很多的人会更加关注孩童的健康，像现在很多新的研究包括对单一的孩子，他们在心理方面等等都做了很多的研究，像这些都是很重要的。
提问：今天的主题是大健康，我想请教一下在座的美国来的嘉宾，这个大健康跟人类的基因学模式转型有什么转型？我们现在讲大对抗 ，在当下这个时代，就是以后人类对健康这种趋势，还有解决健康的手段，包括对健康和疾病的定义，这些是一些非常重要的问题，有没有一些新的认识跟说法？
主持人：我想像今天这个技术上，如何能够使未来有一个新的治疗的模式或者等等，是这个问题吗？
杰克·绍斯塔克：你问的问题非常大，我就小小的说一下。因为对我们来讲，在目前来说我们要考虑的就是开发出一个新的治疗方案，需要很长一段时间，而且每个人都需要新的技术加快新药研发流程，为更多人带来福音，但是在这方面我们需要解决监管的问题还需要解决很多相应的事情，可能要花费很长时间。但是对我们来说，有好的新的技术能够减少新药带来的风险，这点是非常重要的，尤其我们看到新药的时候我们进行测试，并且采用更好的模式进行新药测试，采用生物技术能够使新药变得更加健康，这样就能够帮助我们加快新药研发的流程。
约翰·韦瑟雷尔：我想要说的就是很开心我不是在FDA工作的，因为这个新药流入市场太慢，人们肯定都骂是FDA干的事情，但如果新药推出很快，如果测试的不好，有一些负作用人们还是骂FDA。所以我们说到基因组学这方面，我觉得最最重要的，对我们来说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说的采用一个反复的诊疗或者诊断，并且进行很好的临床测试，所以这对我们来讲，我们在基因测试的时候要去看看这个病人的反应。在之后采用这样一个测试，能够在最后我们把我们这样一个药，它可能只治疗10%的某种特定的癌症，那么你发现了这其中有一部分的患者采用这样的新药反应非常好了，我们可能就再进行好的改进，然后再努力的去测试使它变得更加可靠。所以两点，一点它必须安全，第二它必须有效。
还有因为我们的人群非常大，所以我们就说，90%的人如果这个药只有10%的人有效，90%的人没有任何的反应，这些数据都是在新药进行申请和审批流程的时候需要考虑的。所以一点就是我们要看到接受这个药的测试人体是不是有不良反应，另外对他们所有的病情是否有好的疗效，这个也是很重要的，我们要选择好病人当中的一个子群体进行周到测试。
主持人：我想大家应该都很饿了吧，但是怎么讲，要不然我们再讲一下。
胡祥：从我们历史经验来看，我们科学进步都会解决很多问题。今天我认为科学的进步会越来越快，呈加速的形式，我们要看一看汪老师他们做的基因测试就是一个例子，今天只有一台机器很短时间就完成了，我们的手机也是一样，我们如果要做今天这样一个手机，如果是电子管时代，我们要用整个建筑都装不下的原材料，现在一点点就可以完成。所以我们几万的基因都贴上标签，知道功能，知道细胞怎么分化，把所有都弄清楚以后，从健康的角度来说科学会帮我们解决很多我们困扰的问题。所以我个人是觉得比较乐观的，是加速发展的趋势。
伯纳德·罗兹曼：我想加两点。首先定制化的医疗也是未来的趋势，特别说到基因这方面，我们说到基因化的治疗更适合定制化医疗，所以未来很多今天存在的问题都会被我们通过技术来解决掉，而且在治疗和诊断这方面，有的时候可能这个药是否能够在某个特定病人身上取得很好的疗效，所以我们需要去测试。所以对我们来讲，我们的底线就是我们需要很好的看看这个患者在使用这个药物的时候有什么样的反应，这也需要所有医疗界共同努力。
迈克尔·诺兰：我讲一点。讲大健康，包括诊断等等方面，我们今天反复说的就是药品公司，他们也是希望能够加快更多的流程，而且药品公司他们也在传统上来讲，只是做药品或者等等的，但是这对我们来讲，也包含了很多商业上的风险，因为新药在出现的时候他们需要更多的测试，而且他们需要更好的实验室帮助他们做，而且要有很良好的区域合作伙伴。如果这个产品做的好，也通过了审批，也需要在当地投入商业应用，所以这需要很多方面的努力。还有包括在癌症这方面，有很多不同的基因我们都能够在临床上进行检测和测试，而且有针对性的提供治疗方案等等。
所以在药品公司来讲，我们希望如果有新药我们能够更快的通过审批流程，而且更快投入市场，这样我们也能够帮助病患能够更好的获得健康。所以我们讲到测试等等，有的时候我们必须要考虑如何能够更好的采用临床，加速临床检测，而且到投入市场更快等等这方面的工作。所以对我们来讲，我们说药品公司不仅仅是关注其中一部分，而且要关注更广泛的一部分，而且通过他们的责任，帮助病患在治疗中获得帮助。这些就需要我们这些人的努力，我们在应用的时候要做的更好。
主持人：很抱歉，因为时间有限，我们必须要停止了。如果我们有问题，我们可以接下来跟我们的嘉宾进行电子邮件的沟通！我们其实有不同的系统，有不同的一个环境，有不同的氛围，但是不管怎么样，不管立法环境怎么样，不管研究水平怎么样，但是我们相信，共同的目标是一样的，就是我们大家有共同的健康的追求。正因为有这样的健康追求，所以我们所有的政府、社区还有协会，我们都可以更多的合作，感谢所有的演讲嘉宾，感谢你们的分享，谢谢各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