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7月3日，杭州盈开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的法人代表项建标和杭州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创业投资引导基金(简称开发区创投)签约，发起成立了一期金额达1亿元人民币的杭州盈开创投基金。
这是他个人由“草根投资者”转型做职业投资管理人的一个里程碑事件。某种意义上，也是浙江民间创投在摸索试错中走向规范化和职业化的一个缩影。
在签约仪式结束之后，项建标悬着的心才终于踏实稳定，吐出了一句百感交集的感叹：“过去2个月如同20年！”
2个月前的5月4日，有“天使大哥”、“民间风投第一人”之称的红鼎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创始人刘晓人，因无法偿还高达2亿元的民间集资款，到浙江德清县公安局经侦大队自首。而刘晓人，正是项建标曾经的老板，他转行做基金投资的领路人。
由于和刘晓人的这层历史关系，在刘晓人案发后，项建标很自然地成为舆论关注的焦点，而在这种关注中，更多的是疑虑的目光。项建标感受到了沉重的压力。
据内幕人士估计，刘晓人民间集资的实际金额可能高达8亿元。“刘晓人神话”的瞬间崩落，在浙江的民间创投业产生了巨大的心理冲击。在某种程度上，过去这些年刘晓人出色的自我品牌经营和媒体不惜力的跟风炒作，已使得他符号化为浙江民间创投的标志性人物。他那种带点江湖气的仗义和夸夸其谈的口才相结合，让公众一度以为民间创投就是他所描述的这样。如今，“刘晓人案”突发，这究竟是一个孤立的个案，还是只是浙江民间创投深埋的巨大隐患下显露的冰山一角？它会引发一系列的多米诺骨牌效应吗？
整个浙江的民间资本为此蒙上一层阴影，大家都有点惊慌失措。“创投这个行业还能做吗？怎样才能保证资本的安全？”类似的疑惑盘踞在众多投资人甚至投资管理人的心上。
事实上，浙江的民间创投虽然活跃，却因为脱胎于民间借贷，总有些四不象：从融资方式上说，它总是游走在非法集资和私募的红线边缘；从心态上看，大家多抱有投机和一夜暴富的心态；从管理上讲，管理者似乎永远也难以抗拒股东意志。这导致浙江的民间创投多少都掺杂着些许灰色。
也许，浙江民间创投的灰色性质，注定了“刘晓人事件”迟早都会发生，不是他也会有别人。这是浙江民间创投从草根走向职业和规范过程中不可跨越的必然事件，是民间资本蜕化所必然要经历的磨难，只不过，这场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把这个事件的发生时间提前了。
从这个意义上说，这场危机对浙江的民间创投不一定是坏事——它促使投资人更加冷静和理性地审视创投业，恐慌中，大家开始留意到原先很不以为然的风险因素，灰色地带也开始为大家所正视，自觉地走上规范和职业化的道路。同时，“刘晓人事件”的提前曝光，也避免了民间资本的更大损失。阻止了更多的民间资本卷入这种尚不成型的灰色机构中去。
特别是在眼下经济开始回暖，国内A股市场重启IPO，创业板即将推出，非理性的投机行为又蠢蠢欲动的大背景下，“刘晓人事件”对中国的民间创投业，更是一针及时的清醒剂。
“天使”的裂变
红鼎的两位创业伙伴 ，对创投业的不同理解和做事方式，最终造就了两个人截然不同的命运。
叶丽雅/文
自从刘晓人自首后，他就一直被关在浙江省德清县公安局的拘留所里，除了司法部门的调查人员外 ，再也没有任何人能够见到他。
仅仅在大半年前，记者见到的刘晓人还踌躇满志。那一天，刚从上海回到杭州的刘晓人，靠在西湖凯越大酒店的沙发上，一脸倦容，但眼睛却在大堂昏黄的背景下放着光，还带着些许炫耀，“下午刚刚完成一个并购协议，和几家投资机构联合并购了一家上海公司，足足签了36份文件，光签字就花了一两个钟头，真是签到手酸。”当时，他刚从斯坦福和硅谷考察回来不久。
兴致到时，刘晓人又开始大侃他个人控股90%的茶叶连锁品牌茶易小铺，茶易小铺虽然刚成立不久，却已经在杭州一口气开了9家连锁，号称要在全国开1000家店，“以后这家公司会衍生出3家上市公司，一家负责品牌，一家专门标准化经营连锁，还有一家生产茶叶。” 说到这里，刘晓人开始激动起来，“茶叶是中国传统，凭什么老外做得比我们好？茶易小铺是要叫板联合利华的！”
一席话说得在座的都有些热血沸腾的感觉。在他的描述下，他创立的红鼎基金还将成为一个国际基金，有人民币也有美元，而红鼎作为浙江最早的基金投资机构之一，将成为中国投资界的黄埔军校，会桃李满天下，就连员工子女也会毫不犹豫地献身红鼎，继承红鼎精神。
今天看来，这都是笑话，号称“一言九鼎”的红鼎基金，如今看来不过是打着创投的幌子在从事非法集资。随着红鼎的真相被一点点地还原，我们发现，刘晓人的结局其实从一开始就已经注定。
红鼎往事
2006年7月13日，刘晓人联合几位朋友一共5个自然人，成立了红鼎创业投资有限公司，注册资本3000万元，投资方向主要是做一些初创项目的天使投资。这是浙江最早以基金形式组建的民间投资机构之一，它的成立掀开了最近一轮浙江民间投资热潮的序幕。
这之前更早一波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和创业投资基金的浪潮，则可以追溯到世纪之交的2000、2001年，属于探索性质，大都有国有背景，或者是类似万向集团等省内顶级民企背景，项目基本由政府介绍，属于国退民进背景下的产物。这些基金现在几乎都经历了一整轮投资周期，有成功退出案例，也是现今浙江各类基金的黄埔军校。
刘晓人并不是从这些“军校”里出来的。祖籍浙江昌化，出生于德清县上柏镇的刘晓人，第一桶金靠倒卖鸡血石起家。后来又开始兼做茶叶、根雕等生意。和大部分浙江人一样，手头有点闲钱后，便开始借贷给朋友开饭馆办厂子，或打个借条或给点股份，据说后来这些投资收益都超过他的主要生意。
这可能是他后来想要成立红鼎创投的初衷，与其别人揣摩着给你多少股份回报，不如跟对方谈谈价格。为此，在红鼎创投成立的5人当中，除了3位是刘晓人的亲戚或同乡之外，刘晓人还特地拉拢项建标以职业经理人的身份加入。
但在刘晓人的潜意识里，基金就是介于高利贷和股权之间的产物，只不过用个舶来的名字，这直接导致他后来在融资方式上的含混，把个人品牌和基金品牌等同起来，向被融资方承诺固定回报，越过了红线。
相比学校教育只读到初二的刘晓人，项建标接受过正规的高等教育，毕业于杭州师范大学，做过老师，后来下海经商，他对规章制度的重视和刘晓人完全不同。但他们俩都热衷读书，这是他们当初走到一起的原因。
红鼎刚起步的时候，刘晓人和项建标都不知道该怎么做基金，只知道外资基金在中国正发展得如火如荼，而这拨人大都聚集在北京。而且，北京的创业圈子也是最活跃的。于是，他们俩每周都跑北京，有时候甚至一周两趟。但京城之大、圈子之多让他们觉得很难适应，加上北京投资圈一直认为浙江传统行业并不弱于新兴的TMT行业，没有必要放弃浙江。所以不到半年时间，两人偃旗息鼓，回了杭州。
但这段经历让他们俩都各有斩获。刘晓人回来后，开始把“投资就是看人”挂在嘴上。这句话其实融合了他自己多年投资借贷的经历，投资逻辑和其他投资界同行理性地去审视项目申报人的背景、知识结构、运作能力等完全不同，他完全是凭直觉去关注人的品质、斗志和毅力。他还有一系列的“名言”，比如“不投36岁以上的创业者”，“我看团队基本先不看人家项目，我认为人的因素要占到90%，其他所有加上管理不过占到10%”等。
因此，北京回来后，刘晓人按照他原来的路数，继续混人脉、交朋友。无论是在什么场合跟别人换了名片，刘晓人事后总要给对方打一个电话问候一下。在他看来，对方身上的一切标签都可以成为是否可能信任对方的线索：他的手机是否常换，他都有哪些活动的圈子，他是10年前就开上了桑塔纳还是现在才开上宝马，等等。
由于红鼎是浙江最早以基金形式组建的民间投资机构之一，刘晓人开始受到媒体的广泛关注，直至被追捧为“天使大哥”。随着名声日渐响亮，他也开始更加频繁地在各类政府活动、大型会议上露面，也时常在自己西湖边的私人会所约人喝茶，畅谈理想。“有的项目别人都不看好，但我还是会投资，尽管我并不知道项目具体在哪一年哪一点上会成功。”红鼎刚成立时刘晓人对本刊记者这样表示。他的投资逻辑自始至终都不曾清晰过。
而作为职业经理人的项建标之前做的都是偏传统行业，1996年曾在杭州经营F1摩托艇世锦赛。刚开始的时候，他也很羡慕那些凭借直觉就能判断一个项目是否具有投资价值的人，后来发现这种单纯的羡慕太过理想。“投资首先必须基于分析，对行业的了解，对投资操作流程的了解，投资决策有一个既定的流程，很多成熟的投资公司都是这样来运作的。刚开始的时候我觉得他们这样太麻烦，后来发现，它是有内在道理的。”
所以，在北京跑了一圈之后，他尝试着把IDG标准的管理机制搬到红鼎：比如项目到手会有一个筛选、调研、评审流程，公司人员头衔和汇报流程也完全参照IDG，从投资经理、副总、资深副总到总经理，最后是股东会。然后在看每个项目的时候争取把项目嵌入流程中去观察，哪怕刚开始就觉得不行的项目也要走一遍流程，去挖掘其中的价值，“只有这样做，好项目来的时候，你才能抓住它。”
这些做法可能有点东施效颦，未必是个很标准化的流程，但至少，项建标是在有意识地朝标准化、规范化的流程去迈进。项建标也很重视混人脉，不过人脉之外，他还花了很多时间去自习，参加浙大的股权投资班，向老师请教正规VC该是什么样的模式。
后来，刘项二人一度讨论天使投资不是像他们这样的机构投资者该从事的生意，作为兴趣偶尔为之是可以的。项建标分析后认为，“红鼎应该做一个专注于初创期和成长期投资的VC，区别于国内民营资本云集的PE投资，与他们形成错位竞争。同时借助本土优势与外资VC形成联动。”但红鼎的注册资本只有3000万元，作为大股东的刘晓人也是变卖了家里的古董才凑出资本金来的，“天使”就是刘晓人给自己的封号了。甚至有他身边的朋友透露，刘晓人投资都是5万元、10万元地投，他自己很少有大项目投资。
交友网站蚂蚁网、在线零售箱包的爱尚网是项建标在红鼎时经办的项目，还依样走了下流程。但是很快，大股东的意志就超越了投资决策委员会的意志，而且由于大家都是在摸索阶段，项建标建立的这套流程运行起来并不十分顺利。加上2007年中国股市暴涨，进入投资盛世，流程对大股东而言就意味着时间成本和机会延误。尤其是到后期，随着刘晓人的名声越来越响，他也越来越不耐烦所谓的流程，很多时候就以大股东的身份直接拍板。有一次他看中一个项目，红鼎创投的其他股东全部否定。但最终刘晓人自掏腰包投资，但资金也是挪用自红鼎创投。
在一个规范化运作的基金下，这是完全不可想象的。“这是专业团队最终被迫去服从股东权利架构，专业体系最终被弱化被消灭的过程。”现在想起来，项建标还是有些义愤填膺。
2007年底，项建标和刘晓人因“理念不合”而分手，两人从此分道扬镳。项离开红鼎，独自创办了盈动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继续探索民间创投的职业化道路。
三级跳
项建标和开发区创投的签约仪式在7月3日上午9：30开始，由开发区创投出资2500万元，浙江高盈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简称高盈创投)出资7500万元，组成一期1亿元人民币的杭州盈开创投基金，委托杭州盈开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盈开投资)管理。
签约仪式半个小时就结束了。作为盈开投资的法人代表、杭州盈开创投基金的普通合伙人(general partner, 简称GP)，项建标自始至终没有在台上现身，甚至连签约仪式都是由高盈创投执行合伙人方潮荣代为出席，现场分发的文字资料中，主要合伙人一档也把他的名字隐去。
“现在还是低调点好。”项建标说，但他显然还是难以抑制自己的激动，盈开创投是完全按照《合伙企业法》设立的，也就是说，在法律形式上，保证了这是一支正规的、保证投资者利益的、同时也完全由他作为职业投资管理人掌控的基金。
其实，2007年底刚创办盈动那会儿，项建标的运作模式还是有点非驴非马：盈动作为投资管理公司本身不做投资，而是把项目资源介绍给周围的朋友，看谁可能有兴趣投资或者一起投资，即所谓松散式合作。
浙江的大部分草根资本现在都还是以这种形式合作着，在传统创投机构中最重要的职业投资管理者，在这儿大都只能充当项目介绍人的工作，最多再加上行业分析一块。因为现在拿着钱想要转型做投资的，多是已经成功的第一代创业者，他们对金钱的执着和对自己的迷信是几乎任何人都不可动摇的，“我赚了一个亿了，你呢？”这句质疑往往让刚刚起步的专业资本管理者哑口无言 。
松散式合作模式的好处在于，盈动不经手项目投资，只收取项目介绍费，因此跟股东没有直接矛盾，也不承担风险。
这期间，项建标个人投资了两个项目，一个是慧达科技，定位于酒店客房信息化专家，目前已经完成两轮融资，另一个是学易网络，定位教育培训。都是他个人出资，影响力非常有限。
某种程度上，去年开始席卷全球的金融海啸倒是帮了项建标和他的同行们的忙。这时候，很多高潮时期投资的项目因为金融危机而崩溃，本来利润有数亿元的公司也随时可能倒闭，那些之前非常强势的投资人开始反过来求着职业创投公司接盘。
这种现象虽然并不普遍，但拿着钱的企业家们再也不敢轻视项建标他们。“毕竟他们是要靠管理我们的资本金收取管理费吃饭的，他们是普通合伙人，对投资承担无限责任。而他们的业绩、名声对他们下一轮的融资至关重要。”浙江宾派实业有限公司董事长方潮荣说，他同时也是高盈创投的执行合伙人。相比国际著名基金的专业人士而言，项可能还不够专业，但在浙江投资圈里，他的经历已经算是难得，而项对所投资行业、对投资圈的熟悉可以帮股东解决很大部分问题，“我们毕竟还有自己的企业要照料，尤其是在这个时候。” 方潮荣说，浙江宾派实业是一家义乌的企业，主营中高档针织内衣和各种档次花边的研发、生产和销售。
有趣的是，在盈开创投正式签约前20天，也就是刘晓人事件刚刚曝光的时候，方潮荣还对基金非常敏感，一方面因为是政府极力支持的产业，合伙企业无需缴纳所得税，税赋低，投资基金颇具诱惑力；另一方面又因为刘晓人事件，对怎样的结构才是安全的非常的疑惑、担忧。去年他曾经和刘晓人一起去斯坦福学习如何做VC，一个看起来如此自信、说起来头头是道的人突然间就陨落了，让他格外的心有余悸。
其实参与这期基金的投资者中，有好几个都是刘晓人的同学，去年夏天他们曾经一起去斯坦福学习，去硅谷调研当地创投生态，还有好几个是浙大、清华EMBA班的学生，也有项建标本人的同学。他们中有些人几乎天天听他唐僧般唠叨投资之道，对他的为人处世已是相当的了解和信任。
但这次盈开创投的结构是完全按照法律的规定设立的：分别成立有限合伙制基金公司高盈创投和基金管理公司盈开投资，开发区创投和高盈创投的钱全部放入杭州盈开创投，交由工商银行经开支行托管，然后委托盈开投资管理。所有的投资决策由盈开投资的投资经理、副总裁、合伙人到最后投资决策委员会层层上报，合伙人都通过之后，投委会有最终决策权。而投委会的设置，7人中有2位是机动人选，根据所要投资的行业决定，1位是泰邦创投总经理，泰邦是杭州市财政局下面政府引导基金的管理机构，代表政府列席监督参与决策，方潮荣因为是高盈创投的普通合伙人，对基金承担无限责任，因此也列席投委会，还有3位就是盈开投资的合伙人。
“开发区政府还有明文规定，引导基金有50%必须投资于开发区内，单个项目投资额不得超过本企业设立时实缴出资总额的20%。”方潮荣一一细数合同法律细则。“这是完全按照法律来制订的模式，如果还有问题，那也不是我们的问题了。”项建标补充道。
巧的是，项建标进入浙江创投圈这三年，从最初的天使投资，到后来和投资者松散式的合作，再到刚刚成立的、完全按照《合伙企业法》标准成立的基金，正是浙江创投开始起步的三年。而他所经历的这三种组织模式是目前几乎所有浙江的创投公司已经经历过或者正在经历的模式，从最不规范到逐渐规范，一步步往前走。
如果把浙江民间创投根据其成熟度不同，划分成一个金字塔形状的话，那最上一层还有省风投、天堂硅谷、通联创投等寥寥几家本世纪初甚至上世纪九十年代就已经创立，经历了从投资到退出一个完整周期的创投企业。而盈开创投之所以能够在刘晓人事件尚满城风雨的时候，就在一个月内完成一期融资，资本到位，这或许是浙江资本去草根化，正规的投资文化开始兴起的一种标志。民间创投的职业化道路
在浙江从制造业向金融投资业转型的过程中，这块土地还缺乏一种尊敬专业化管理的文化。
叶丽雅/文
今年6月，胡云耿离开云杉投资，开始休长假，每日回家吃太太亲手做的羹汤了。
他觉得自己再也忍受不了浙江民间创投的“不职业”，“投资人不把自己当投资人，而是当投资兼投资管理人，还动不动要求职业经理人也拿出相当数量的钱跟他一起去投。”
这几乎是浙江所有民间创投的核心问题，在浙江从制造业向金融投资业转型的过程中，这块土地还缺乏一种尊敬专业化管理的文化。
但眼下这场金融危机反倒有可能成为投资管理人的福音。危机让投资人更加意识到风险的存在、专业化管理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呼唤投资人文化
胡云耿作为浙江电气业巨头正泰2007年高调引进的人才，组织筹建了云杉投资管理公司做私募股权投资基金，他担任总裁，首期融资5亿元。基金最初的定位是做PE，但经不起股东们的强烈要求，最后转型做了产业创业投资基金，就这个案子来说，即电气相关产业风险投资。投资决策委员会的成员最初全部来自云杉，到最后只剩胡云耿一人是来自云杉管理的，其他的都是股东。胡一看形势不对，一度考虑把云杉收购下来，他自己做管理公司老板，代正泰股东管理基金。但在正泰股东看来，这是胡云耿作为职业经理人蓄谋收购投资方，是典型的“忘恩负义”。
罢罢罢，胡云耿心想，他是财务出身，财务模型、数据分析才是他的长项，做个PE还行，做产业创投基金，正泰大小股东都是那么多年摸爬滚打出来的，他们对电气行业拍脑袋都可能比他做研究来得更到位些，不如挂冠回家。
一直以来在投资银行、金融咨询、基金管理等领域工作的胡云耿是1998年回国的，算得上是第一批金融海归。这一次短暂的不成功经历，让胡云耿对浙江资本有了刻骨铭心的认识，在他看来，浙江的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只能有两种形式，一种是纯个人的PE，不贷款、没负债也不融资，只靠个人资本积累去慢慢滚动，这时候投资人和投资管理人是合二为一的，而且没有其他股东干扰，所以能够成功，他在浙江投资圈内碰到好几个这样的神人，从几百万元做到几亿元；还有一种，就是纯粹的外资的标准模式。而“一切标榜所谓‘本土化’或‘中国特色’的基金最终都无法生存下去，尤其是在投委会的变革上。”
这句话多少带些偏激，但其实也不无道理。
最近雅戈尔董事长李如成重新回到服装主业，继续开店卖衬衫的举措或许可以为胡云耿的激愤之辞提供些佐证。
2007年，在股市上赚到盆满钵溢的雅戈尔董事长李如成宣布利润比2006年成长259.87%，成为当年股权投资市场上的风云人物。开心得不知道怎么是好的李如成旋即把纺织服装的业务交给了兄弟李如刚，房地产业务交给了总经理蒋群，自己带着女儿李寒穷开始专注于股权投资。这个一向低调的掌门人也放出“拿着100亿元找项目”的豪言来。
今年年初，李如成携女儿铩羽而回，把基金交给职业投资管理人，回去开店卖衬衫去了。
原因其实也简单，2008年，随着股市暴跌，雅戈尔资产缩水了100多亿元。2007年11月买入海通证券(600837.SH)2亿股，初始投资金额35.88亿元，持股成本高达17.89元，去年最低时一度跌至8元多，经历大半年的反弹，最近才刚刚回到他们买入时的水平。雅戈尔亦持有金马股份(000980.SZ)4300万股，初始投资金额3.01亿元，投资成本每股7元，去年11月份，一度跌破3元，7月7日最高价也才6.22元，2008年初时出资1.332亿元买下宁波金田铜业3.0453%的股权，如今金田铜业因为金融危机陷入大幅亏损几至破产境地。
如果自己不能做得比职业投资人好，为什么要费这个心思且损伤自己的名誉呢？他的强项还是在于做衬衫和卖衬衫。
的确，做得最好的本土基金品牌也不过弘毅、联想等寥寥几个而已。联想之所以能够做得好弘毅和联想投资两个品牌，就在于其完全按照国际标准来执行，联想在这些基金里的股份从来没有超过30%，既不是一股独大，也不是几家企业拼起来投资，而是完全交由职业投资管理团队来打理。
“创投这个行业在浙江才刚刚开始，在投资人文化还没有形成之前，或许，产业投资资本会是一个更好的解决方案。”浙商研究会执行会长杨轶清曾表示。
确实，现在浙江做得相对成功的基金，如万向旗下的通联创投和盾安旗下的如山创投等，都是某家企业出资或者出面融资，他们作为大股东虽然有最终决策权，但项目的前期筛选、调研全部聘用职业化团队来操作。这样的体系下，股东之间没有矛盾，执行部门服从唯一一个决策机构，也就是董事长，所有的问题集中在投或者不投上，相对来说最为简单可行。
但是，这种模式的局限在于，只有相对来说规模比较大的企业才有这样的实力。
更多的草根资本其实也希望通过投资来突破自己的产业升级瓶颈。毕竟，每个人能力有限，能做到今天的份上他们或许已经到顶了，他们只能寄希望于其他能够和他互补或者帮他实现产业提升的企业家，投资他们，实现资本的价值；而且资金必须流动才能生利。
有此类投资需求的企业家太多了。万向当年设立通联投资，一方面是因为政府鼓励，另一方面，则是因为作为行业内的第一把交椅，他们的转型其实也面临极大压力：想要往高端汽车电子走，高端品牌大众、奥迪等的采购都是垄断的，从来不会考虑他们新生的品牌，如果去给吉利、奇瑞做供应，此二者只跟你讨论价格，很难长久合作下去，只有做基金投资还能给他们带来些许机会。
而2007年开始的宏观调控加经济危机，企业的效益锐减，这正是浙江的资金集中变身资本的时刻。杭州市创业投资服务中心的数据显示，去年9月份，他们才租赁19楼一个楼面，38家注册单位中仅20家创投机构，到今年6月底注册单位已经攀升至102家，其中69家创投机构，平均注册资本5000万元，4个楼面都有些不够用了。这还只是在他们这里注册的部分。
“刚刚发生的刘晓人事件给了已经迈入或准备迈入创投界的浙商们一个提醒：金融投资这个行业，有其完全不同于他们原来所熟悉的制造业的游戏规则，创投并不完全像媒体上所描述的，喝喝茶，聊聊天，谈笑风生之间就把项目搞定了。”杨轶清强调，“中国民间创投需要的是专业化、职业化的投资管理团队。”
形成中的职业团队
虽然企业家投资基金和倚重职业经理人做投资都有些迫于形势，但是在这种场景下最终上位，对这些职业投资管理人而言，未必是坏事，毕竟能改变那些第一代创业者观念的，大概也只有依靠这样大规模的经济危机了，只凭职业经理人的个人之力，或许还需要至少20年等到第一代创业者完全退出企业经营管理层，他们才有机会成为真正的金融投资家，才会有真正的专业投资机构。
这些职业投资管理人其实也都没闲着。专注于投资行业的这几年，他们每日跑项目，研究行业和宏观经济，彼此间圈内串门探讨，至少比那些想要转行的以及刚入门的企业家说话要拿捏得准分寸些。其实，投资行业该怎么做，都是新一代创业者和职业投资管理人一步步摸索出来的，而投资管理机构也越来越复杂而专业，有些甚至已经开始有品牌效应。
浙江浙商创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浙商创投)的总裁陈越孟为宁波惠康集团二代接班人。惠康是空调器、饮水机、冰箱和其他小家电生产厂商，资产5.2亿元，员工2000多人。作为惠康集团董事长3个儿子中最小的一个，也是他们家族唯一一个读过大学的孩子，在两位哥哥已经承担起家族企业里的制造业部分后，陈越孟义不容辞地承担起为家族企业寻找升级换代途径的责任。上个世纪90年代后期，陈越孟开始在杭州从事实业投资与经营，并在互联网Web2.0概念比较火热的年代，投资了TMT等一些新兴产业。李先文也是在这个时机加入到这个不断蓬勃发展的公司。
但当时对于如何投资，投资什么阶段，投资什么行业，都处于摸索阶段。到2007年中，随着对PE、VC的认识逐渐深入，陈越孟和李先文开始考虑：“自己的钱毕竟有限，不如和其他企业合作，组建一个更大的基金，还能分散风险。”
2007年11月，借助浙江民营企业协会的平台，他们说服了传化集团、喜临门集团、杭州滨江投资控股、浙江红石梁集团和惠康集团等12家著名浙商企业，组建了浙商创投，仅用1个半月就募集资本规模10亿元人民币。2008年6月，他们联合36位有限合伙人组建了浙江浙商海鹏创业投资合伙企业，一期融资额为1.5亿元。今年6月，杭州钱江浙商现代服务业投资基金开始运作，基金总规模10亿元，一期仅用2个月就融资2.2亿元人民币。
随着旗下管理基金数目的增加，陈越孟和李先文一起策划成立了浙商创投，把其他几个基金的管理决策团队都合并到这家管理公司，节约资源，同时做大浙商创投的品牌。李先文出任新成立的杭州钱江浙商创业投资管理公司副总经理。现在他们的投资管理团队有30多人的规模，逐渐有能力从团队中分割出部分人手来专门从事行业研究。
其实，浙商投资还是属于相对年轻的。天堂硅谷2000年就已经成立，旗下拥有16支基金(含母公司天堂硅谷)。现在基金规模10亿多元，基金资产规模接近30亿元。天堂硅谷的股东有钱江水利、金信信托、浙江东方集团、硅谷天堂创业投资有限公司、民丰特种纸、浙江金鹰股份、浙江化工科技、正泰集团和一位自然人，其中国企占到30%的股份。
天堂硅谷旗下基金按照被投企业所处的不同阶段(种子期、初创期、成长期、成熟期)设立不同类型的基金，以满足不同投资者的风险偏好。比如种子期的有晨曦基金，初创期的有朝阳基金，成熟期、成长期的更多是阳光基金，包括武汉阳光、深圳阳光、北京阳光和合众基金等。其中比较受欢迎的成长期和成熟期基金相对较多。按照行业，还有一只专门投资清洁能源的洁能基金。
同时，考虑到投资者对投资期限的预期不同，如果预期基金只能有两三年时间的，天堂硅谷就会建议他们投资旗下的并购基金，因为一般基金投资都需要5~7年时间甚至更长。天堂硅谷旗下还有一只基金专门承接股东的盘，万一有股东中途意外退出，临时需要现金急用，要找个接盘的人可能困难，不如自己内部成立一个基金先顶着，恒裕创投就是专门为此设置的。天堂硅谷可以说是形成了一个非常完整的创投“基金链”。
“天堂硅谷的目标是成为专业的基金管理公司，未来五年我们的奋斗目标是能够成立50家以上的创业投资基金，支持200家以上的中小企业直接融资，现在我们是28家，我们管理基金的资产规模能够达到100亿元左右。”浙江天堂硅谷创业集团有限公司总裁袁维钢很笃定地相信自己能够实现这个目标，现在他们已经有6个项目在二级市场上退出了。
投委会的中间道路
关于投资者和投资管理人的矛盾，赛伯乐和天堂硅谷或许能提供些思路。
赛伯乐去年和杭州以及绍兴市政府分别合作了两支人民币基金，分别为杭州赛伯乐基金和龙山赛伯乐基金。因为引进了本土投资者，他们特地在投资决策委员会设立股东席位。一共7人的投委会中有3个股东派出的委员，投资管理公司也就是赛伯乐有3位职业投资管理者，另外加一位独立专家。独立专家是根据每个不同的项目临时选聘的。决策以2/3多数通过。杭州赛伯乐其实有5位股东，最后股东自己从中推选了3位投委会委员，都是大股东，“毕竟现在出资人都是第一代企业家，他们的经验我们也不可忽视啊。”赛伯乐投资管理有限公司高级合伙人黄昕表示。龙山赛伯乐4位股东，其中一位跟赛伯乐关联，不参加投委会投票，其他3人正好拼齐席位。
浙商投资的投委会结构和赛伯乐的相似，他们应允股东派出2位委员，由基金公司的几个股东轮流委派。
天堂硅谷旗下基金种类众多，而且在投资行业从业长达9年，其投委会由天堂硅谷10位总裁、副总裁中的7位组成。天堂硅谷的总裁、副总裁大都有丰富的行业从业经验，执行总裁杨伟强是原TCL电脑的总经理，总裁袁维钢是从西子联合控股出来的，主导过西子和银泰的百大争夺战，之前还有多年的银行从业经验。
“可见真正由专业人士来全权管理基金的模式只要有时间，还是不难实现的。”浙江天堂硅谷恒裕产业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李晓强表示。创业板的即将推出，让本来已经被经济危机锻炼得心平气和的市场，突然间又变得有些躁动起来。
叶丽雅/文
“前两年，年利润1000万元以下的项目我们都不会去看，今年这却是我们的工作重点，因为创业板即将启动。”杭州钱江浙商产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李先文表示。
3月31日，中国证监会发布《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管理暂行办法》，明确创业板的上市发行门槛不变，仍采用两套上市财务标准。《暂行办法》将自5月1日起实施。创业板的话题在经历10年曲折后，重见曙光。
7月1日，证监会又发布了《创业板市场投资者适当性管理暂行规定》，该办法于7月15日开始实施，投资者就可以申请开通创业板交易。证监会旋即表示，由于相关规则仍待完善，创业板至少还要一两个月才能推出。旋即，证监会专门就创业板成立相对独立的发行审核机构，发布创业板招股书和创业板上市申请模板。
创业板，箭应该已经在弦上。
“我们今年的工作也将围绕创业板展开，而且创业板现在还没开始报材料，前面没什么人排队。”浙江华瓯创业投资有限公司(简称华瓯创投)总经理助理石劲峰也非常认同李先文对创业板的判断。华瓯创投原来是浙江国信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也是杭州市政府创业引导基金管理机构引进的第一批引导基金合作方。
看中创业板机遇的远不止是他们两家。创业板的即将推出，让投资者们又多了一条退出的途径，本来已经被经济危机锻炼得心平气和的市场，突然间又变得有些躁动起来。
山雨欲来
根据创投市场咨询公司ChinaVenture《2009年第2季度中国创业投资市场研究报告》的统计，今年国内第二季度共发生投资案例36起，涉及金额2.11亿美元，其中中资机构披露投资案例数量25起，这是中国创投市场出现以来，中资机构首次在季度投资案例数量上超过外资。据ChinaVenture创投分析师于懋庚分析，中资的崛起与当前创业板的推出有很大关系，更多中资机构开始将创业板作为冲刺目标。
此前，外资创投机构无论在投资案例数量还是投资规模上都一直处于主导地位。而中资机构市场份额一般只占一到两成。本季度外资投资占比从上季度的73%下滑到本季度的55%，也是一年来的最低水平。而中资机构投资金额为9490万美元，环比上升70.4%。
深交所粗略统计，为了上创业板，目前全国已有2000家企业完成了保荐人对企业财务和经营状况全面摸底的尽职调查。而且，在目前的创业板储备资源中，企业平均年净利润为3500万元，最高达8000万元左右，远远超过创业板两年利润1000万元的下限，部分创业板企业财务指标等标准与中小板相似。
这让浙江民间资本俨然有了种“创业板竞赛”的气氛。
创业板的弦外音
对赛伯乐而言，这既是动力，也是压力。
“创业板很现实，也许不一定能像政府所说的在今年八九月份就能推出，但今年年底肯定会出来，明年可能会是创业板上市的热潮，全面推出几百家也有可能，第一批就很可能推出上百家。”说这话时，浙江赛伯乐投资管理有限公司高级合伙人黄昕一脸兴奋。作为职业投资管理机构，如此大规模的上市规划不仅是他们在短期内实现退出的最大最好机会，也将是他们树立品牌的最佳时机。
2008年9月，赛伯乐从杭州市政府创业引导基金管理机构——杭州高科技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募得2500万元人民币，然后从其他几个投资者手里募得7500万元人民币，组成杭州赛伯乐基金，成为第一个与杭州市政府引导基金合作的创业投资基金，也是赛伯乐旗下第一支人民币基金。
基金刚刚成立没多久，项目还没有投出去一个，雷曼兄弟破产，华尔街和全球金融界一下子陷入了混乱。
当时，赛伯乐手头有一个环保检测设备制造商，是赛伯乐创始人朱敏早在种子期就投资入股的项目，经过四五年的发展，几乎每年业务都翻番，正是可以谋划上市退出的一笔投资。原计划在海外上市，但华尔街这么一折腾，这家企业的上市之路显得遥遥无期起来。
赛伯乐在内部开了个会，会议讨论认为，短期内海外上市希望渺茫，而中国的中小板市盈率在当时也达到20～40倍左右，比在美国上市要高出许多，加上这家公司的绝大部分客户都在国内，如果国内上市对他们显然会有积极影响。
大家最后决议，这家企业更适合转到国内上市。
其实，这个决策对赛伯乐而言也是非常关键的。作为国内知名风投，虽然创始人朱敏作为创业者和投资管理人都有成功退出的项目，但赛伯乐成立4年来，至今还没有一个成功退出的案例，缺乏真正可供称道的项目。加上人民币基金刚刚成立就碰到百年一遇的金融危机，短期内，可投的好项目不多，他们自己也颇有些着急。
创业板即将出台的消息让赛伯乐无比兴奋，竞争目标从单纯的上市变成了选择更好的企业、在更好时机上市，“到时候，大量的项目竞争就非常激烈了，好项目要竞争成第一位。”
对创业板满怀期待的并不只有赛伯乐一家。华瓯创投作为杭州市政府的引导基金，本来就允诺政府至少40%的投资要投在初创型企业，余下的60%则尽量投资在比较成熟的，甚至行业内排行前几位的有产业影响力的企业。为了搭配他们目前所投资企业的大小比例，符合引导基金的规定，只要能够在创业板上市的中小规模企业，他们都保持着强烈的兴趣。从前年底到今年4月份，他们一共投资1.6亿元，其中有3个IT行业的公司，2个医药行业的公司，1个高成长的传统制造业，还有1个新材料。顺利的话，其中有4个今年可以报材料，中小板和创业板都有。
浙江省科技风险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刘海宁也是冲着创业板即将推出，投资了一个高速铁路服务供应商。虽然按照他的说法，这个公司还处于非常早期，“上创业板也得三年！”但他认为创业板只要推出，他们就有目标、有模板了，哪怕是关于无形资产价值的评估，都可以完全按照创业板的要求去做。3年后，如果公司业绩顺利达到预期，就可以申报上市了。
成立于1994年的浙江省科技风险投资有限公司可以算是现在浙江风风火火的PE、VC的鼻祖了，该公司有55%的国有股和45%的民营股份。他们投资的企业通过IPO实现退出的已经有6家，其中包括传化股份(002010)、浙江海纳(000925)、新安化工(600596)等。
而投资人对市场的信心似乎比投资管理人还要强。5月31日，浙商创投仅用了2个月时间就融到2.2亿元，发起了杭州钱江浙商现代服务业投资基金——浙江省首个主题投资基金。而盈开创投在刘晓人事件刚刚爆发后，仅1个月左右就融到1亿元也同样是个奇迹。
不过，似乎并不是所有人都对创业板抱有如此大的热情。如山创投的总经理助理兼投资部长金高灿就表示，创业板出来了，他们当然会关注，也已经开始留意有能力在创业板上市的企业，但是不会把工作重心放在创业板，“政策当然是要关注的，但是，永远不能忘了我们这个行业的本质，是创造价值，上市只是一个途径而已。”他说，作为盾安集团旗下的创投公司，产业资本的背景让如山创投更愿意花多一点时间去培养企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