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高飞
联发科董事长蔡明介最近在清华大学组织的活动上对“山寨机之父”名讳欣然接受。这种“君子坦荡荡”出乎业界人士意外，也撕下了联发科的“最后一块遮羞布”。
以前，媒体把蔡明介称为“山寨机之父”，联发科公关还出面澄清和否认；现在坦率的态度相比于以前的遮遮掩掩可以算是一种进化了。
或许山寨机无孔不入的猖獗现状，给联发科壮了胆色。明眼人都明白，联发科努力为山寨机正名，并非为山寨机产业发展着想， 而是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
如果在巫婆开放的裸体上披上一身华美的外衣，是否就可以完成从巫婆到天使的演变？
答案当然是否定的。
蔡明介对山寨机的生存模式找到了堂皇的理论依据，即哈佛大学商学院教授克里斯汀在《创新者的两难》中提出的“破坏性创新”一词。
在商战中，市场赢家最常掉入这样的陷阱：当他们站稳脚跟后，把资源放在维持现有的事业和顾客，而忽略从边缘冒出来的破坏性竞争者。破坏者以打开低阶或新顾客群的策略，慢慢掠夺市场，最后吞并市场在位者的顾客与事业版图。
从这里来看，山寨机是貌似神不似，“破坏性创新”只是蔡明介强加到山寨机身上的一件“皇帝的新装”。由此看来，蔡明介是在偷换概念。破坏性创新是在寻找努力市场空白，以自身差异化方式开辟出一片市场蓝海。但山寨机却是在为自身短期利益牺牲消费者长远利益和让自己背上不正当竞争的嫌疑，游走于法律和监管之外。这种生存模式不仅为中国法律所不容，而且为其他很多国家和地区的法律法规所不容。山寨机在巴基斯坦和印度被禁止销售，在中国被工商、税务、工信部等联合执法严查就是很好的例子——尽管山寨机是否依法纳税，是否合法经营，都不是联发科在怂恿，但联发科的存在确实助长了山寨机非法经营的嚣张气焰。
显然，破坏性创新是打破旧的产业链生态，但不应带来牺牲国家利益和消费者利益的结果。合法经营是对任何商业组织最起码的要求，在这里姑且不论。以低价出现的山寨机让“劳苦大众”用得起手机这种现代化通讯工具，但山寨机又置低端消费者利益于不顾。用过山寨机的都知道，山寨机质量不过关，使用寿命比较短，谈不上什么售后服务保障——当然，很多品牌机质量不过关，手机成为快速消费品的特点，足以让山寨机浑水摸鱼，蒙混过关。但随着消费者需求越来越理性，随着品牌机质量越来越稳定，价格越来越走低，山寨机被弱化也是一种大势所趋——这正是联发科努力漂白自身和合作伙伴的原因所在。
尽管联发科市场能力很强，不断拉进新合作伙伴，甘作山寨大王，但弃暗投明，背叛联发科的也是越来越多。曾被称为山寨机大王的金立和天宇朗通这些年都在为自己争取正统身份——这正是有理想的山寨机发迹后的必由之路。天宇董事长荣秀丽就公开表示，使用联发科芯片只是企业发展的阶段性选择。五大外资瞧不上联发科方案，也说明联发科被挡在主流阵营之外——尽管这个世界穷人很多，山寨机还是很有市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