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9月7日，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通过《著作权法》。图为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的万里(左一)主持会议。
著作权立法，其进程不很顺利，甚至堪称坎坷。
这一进程的亲历者、国家出版局原副局长沈仁干曾发出这样的叹息:“在我的记忆中，著作权法的每一条规定几乎都是经过争论才确定下来的。”
一、“立法”和“不立法”之争
新中国成立后，初步确立了著作权行政保护，为著作权立法，曾一度提上日程。
沈仁干回忆，1951年4月，国家出版总署根据政务院(即现在的国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的指示，成立了由周建人领导的《著作权出版权暂行条例》起草委员会。1954年，出版总署合并到文化部，1957年11月，文化部出版局向国务院法制局报送了《保障出版物著作权暂行规定(草案)》，请求审查。由于整风反右运动的开展，刚刚起步的著作权立法，便在反对“知识私有”和“资产阶级法权残余”的呼喊声中停止了。
“文革”后，著作权立法再次被提上日程。
著名知识产权法专家、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刘春田介绍，中央重视著作权立法工作的直接推手是中美贸易协定的洽谈和签署。1979年1月，邓小平同志率中国代表团访美期间，中美双方签订了《中美高能物理协议》，协议中提到了互相保护版权的问题。同年3月，中美双方开始商谈贸易协定，美方再次提出版权保护问题。
沈仁干回忆，1979年4月21日，国家出版局向国务院呈送了《关于中美贸易协定中涉及版权问题的请示报告》，建议“立即抽调人员，组成专门班子，收集资料，调查研究，培训人员，并协助草拟版权法及其他有关法令，为建立专门版权机构、参加世界版权公约做好准备”。当时国务院副总理耿飚4月25日转请中共中央秘书长兼宣传部部长胡耀邦同志批示。
胡耀邦4月26日批示:“同意报告，请你们尽快着手，组织班子，草拟版权法。”
在这种形势下，中止了20多年的著作权立法工作又重新提出来了。
沈仁干回忆，最初，一些受极“左”思潮影响较深的人对版权的含义和版权立法的意义不十分清楚，不大赞成版权保护，个别人甚至提出:“版权保护不就是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争名争利吗!”参加版权法起草工作的同志用邓小平关于“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和“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一部分”的论述去说服他们，反对版权立法的声音就变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