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十多年前，经过清华工程力学系一个老师的介绍，胡泳知道了互联网这个“好玩的东西”。当他在办公室里看到水木清华BBS时，一下子惊呆了。那是他的第一次上网体验。
曾在《三联生活周刊》任职的他，很看重和读者的交流。和BBS相比，传统杂志的所谓读者来信就变成小儿科了。让他特别震惊的是，南到汕头、北到哈尔滨的学生，都可以在BBS里互动，北京清华的学生可以跟台湾清华的学生争论两岸大事。“这种东西将来一定会侵入到传统媒体的领地当中去。”这是胡泳的预感。
敏感的胡泳，开始逐渐成为中国互联网文化的吹鼓手。1996年，他翻译的《数字化生存》被评为改革开放20年来最有影响的20本书之一。
1997年，他与郭良、姜奇平、吴伯凡等人策划和写作了“网络文化丛书”，这是中国本土学者阐释网络文化的首次尝试，由此诞生了国内最有权威的网络文化研究群体。1998年，胡泳参与发起了中国第一个民间网络思想库“数字论坛”，该论坛旨在促进信息技术对社会发挥全面影响，加快中国向知识经济转变的进程。
十年后的今天，即便胡泳的视野已经扩展到管理和财经领域，即便他已在中央电视台《经济信息联播》、《对话》等多个节目担任策划，在《21世纪经济报道》《经济观察报》等多个媒体开设专栏，他依然关心互联网文化的最新发展。最新翻译的《未来是湿的》，又一次成为精英人群的议论热点。
在本期“科技创造Smart中国”节目里，胡泳向我们分析了互联网在中国的发展历程。在他看来，是三种人推动了中国互联网的发展。互联网发展到今天这个样子，不一定是必然的，它也可能会是另外一个样子。
一、互联网文化启蒙：《数字化生存》是90年代的《第三次浪潮》
主持人：搜狐的网友，大家好！今天我们“科技创造SMART中国”请到了一位重量级嘉宾——中国互联网文化的启蒙者之一，胡泳老师。
了解互联网文化的人都应该知道，从最早的《数字化生存》到最近的《未来是湿的》，都和您有很大的关系，相信您的作品也有很多读者和粉丝。我们这期节目主要的话题就是“互联网怎么改变中国”。我觉得互联网不光是在技术和商业方面，也应该在文化方面对中国造成了很大的影响。
我们可以先从比较早的话题聊起。《数字化生存》是很重要的引进读物，您能不能讲讲当时引进的情况，以及当时中国在互联网方面的发展状况？
胡泳：搜狐这个题目很有意思——“互联网改变中国”。实际上《数字化生存》在当时之所以走红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它比较契合中国在那一阶段的发展脉搏。我们知道，大概在95年左右，互联网话题在国际上非常火爆，而这种现象为什么也能在中国引起反响呢？
我想主要是因为中国正好处于又一次通过信息化实现经济超越或者腾飞的时期。在此之前，中国长期处于闭关锁国的状态，实际上这也是为什么这本书引起大家的反响的原因之一。这本书把数字化技术赋予了生存方面的含义。所谓生存就是说，中国在现在世界整个发展格局当中有没有自己的位置，就是能不能实现中华民族复兴，能不能利用这种科技够帮助中国尽快的利于世界民族之林比较强的位置上。所以我认为，从这一点上来讲，这本书打动了成千上万的人。
对于当时的国人而言，也许互联网是我们中国的又一次机会。之前我们痛失了很多的机会，可互联网却可能是我们面临的一个巨大的发展机会，当时整个国家是在这样一个氛围当中，也因此《数字化生存》成为当时很多人必读的一本书。
主持人：您当时怎么会翻译这本书、引进这本书的？
胡泳：实际上，我发现、认识这本书的价值，跟《第三次浪潮》是有某种关系的。刚才我讲到，整个80年代其实是对外开放的时代，在这个时期，就是大家第一次又重新的睁开眼睛来看世界。如果说19世纪是中国人第一次睁开眼睛看世界的话，那么这一次重新看世界，则经过了文革漫长的对外封锁时期，在整个80年代，大家第一次又发现世界是什么样子，发现了我们跟世界的距离如此之大。因此，《第三次浪潮》第一次推出的时候大家非常受震动，因为他们发现当我们停滞不前的时候，世界上很多人在干着我们无法想像的事情。
我是80年代出外求学的，实际上，《第三次浪潮》对我们有重大的影响。90年代的时候，当时我在给改革出版社选书，在选书的时候，我发现这本书。当时我就跟改革出版社的编辑说，这本书就是《第三次浪潮》，如果你说80年代《第三次浪潮》所谈到的很多东西仍然是我们无法触手可及的事情，因为我们跟外界差距太大了，那么在90年代，互联网则给了我们进步的实际动力，互联网可以把很多未来的东西延伸到现实当中来。换句话讲，互联网这个工具等于给现在和未来架设了桥梁。为什么整个90年代我都在不遗余力地在全国鼓吹互联网呢？因为我觉得，依靠互联网可能我们能够抓到《第三次浪潮》所描述的那样一种未来。
二、社会强震前的智者：三种人推动了中国互联网的发展
主持人：我记得在《数字化生存》之后，出版界应该是出过一套互联网文化的丛书，包括像郭良、吴伯凡、姜奇平等等，你们应该形成了这样的圈子。
在那个年代，可能一方面是张朝阳和其他企业家在创造财富的故事；另一方面，互联网也在对社会其他方面产生影响。您觉得当时的现状是怎么样的，跟现在对比有哪些比较超前的想法或者说过时的一些分析？
胡泳：一般来说，我们把这样一种东西叫做大规模的社会变迁，如果用比喻来讲，可以说这是一场强震，我们知道强震来临之前一般会有一些智者，他们会在强震没有发生之前嗅到气味，我称之为智者。在这个群体当中其实有很重要的一部分就是企业家，因为企业家有可能是追随金钱的，他会发现这个政策就是商业机会。但早期的互联网企业家们，基本上都是怀有理想主义的，他们可能跟后来企业家们不太一样，就是他们等于是觉得互联网不仅能够带来商机，而且的确能够带来改变中国社会的力量。所以说这些企业家是在勇于试水，是在当时中国政策环境不明朗、资本环境不好、网民人数没有后来这样成长的情况下勇于来试水的。我觉得这是中国互联网早期发展特别值得大书特书的一笔。
第二，还有一个群体，我觉得可能今天通常的网民不太会知道。这些人在90年代的时候，可能是属于我们国家信息的决策者。也就是说，互联网发展到今天这个阶段，不一定必然的，中间很可能是经过很大的决策和转折，比如说在某些点如果不是走这一步而是走另外一步的话，今天的互联网可能会是另外一个样子。所以我认为，信息产业方面的主管的领导者们在当时做了一些非常正确的决定，这些决策者的决策可能不为网民所知，但是他们对今天中国互联网的面貌是起了很大作用的。上面提到的这批人主要是政府官员和领导，另外也包括给政府做智囊的一些政治支持机构等等。
还有一批人，当然就是你刚才讲到的、很多时候被大家说称作“启蒙者”或者“理念传播者”的人。这个群体主要是在思想理念上来告诉中国的普通民众互联网是一个好东西，告诉大家我们利用互联网能够干什么，互联网能够改变中国什么东西。任何一场大的社会变迁，或者用更大的词来讲，如果称为一场“革命”的话，总是需要思想、理念的启蒙过程和普及过程。所以早期中国互联网的一批比较有远见的知识分子，在这里投入了大量的精力，从思想上进行普及互联网的工作。
所以我觉得上述三种人的努力，最后造就了今天中国互联网蓬勃地发展态势。
三、第一次上网体验：水木清华BBS令我震动
主持人：对您个人来讲有没有具体的细节？比如最早什么时候开始用到电子邮件或者最早那批使用网络的经验？您能不能稍微再讲讲？
胡泳：我自己用电子邮件的原因是，90年代中期的时候我在出国。
那时出国在外是很可怜的，为什么我说很可怜呢？第一，在国外上互联网的时候，你会发现没有中文内容。我记得最清楚的是，当时比较能够看的一个网站是Chinabyte。当时没有别的中文网站可以上，三大门户还没有出来，所以你能够看到的一个比较好的有比较多的中文内容的就是Chinabyte。另外还有很多人当时是在玩BBS。
其实BBS还跟我们今天所熟悉的互联网还不太一样。包括我们刚才提到的郭良，在社科院因为他喜欢这个东西所以架设了一个哲学网，其实，这个网站完全是小圈子里的自娱自乐。因为大部分懂哲学的人都不懂互联网，懂互联网的人又大多对哲学没兴趣，所以他开始玩这个东西。第二，通邮件只能像跟郭良这样的少数在中国有E-mail这样的人通信。因为当时大家自己做E-mail系统，哲学网的E-mail可以叫Phi-mail邮件系统，这也可以反映出95年的时候互联网在中国真的很小。
主持人：我记得当时在水木清华BBS有很多东西的，像丁磊他们也有很多BBS的玩意。
胡泳：说到清华，其实我最早的上网体验就是来自于清华。因为我曾在清华的工程力学系，当时工程力学系有一个老师说，有一种好玩的东西叫互联网，因此我就在办公室里看水木清华的BBS，那是我第一次上网体验，我看的第一个互联网的应用就是水木清华的BBS，当时我觉得非常震动。
主持人：为什么震动？当时的BBS又是怎样的呢？
胡泳：因为我是传统媒体出身，我曾在《三联生活周刊》做传统媒体。当我们创办《三联生活周刊》的时候曾经号称要突破，就是在最前面两页刊登读者来信，虽然现在来看这个事情其实很小，但是当时中国的杂志却没有人这么干。其实《三联生活周刊》这点也是学外国的。当时我们认为，办杂志有了一个跟读者交流的渠道是非常好的。但是我到了水木清华BBS一看，我就觉得传统杂志的所谓读者来信、读者交流等等是小儿科，BBS互动的便捷性和广泛性，是一个杂志根本没有办法做到的。
同时，让我感到特别震惊的是，在BBS上随便一浏览，你能看到南到汕头、北到哈尔滨的大范围互动，你会看到清华的学生跟台湾的学生在争论关于台独和中华民族的问题，可能我们今天对上网这个东西一点也不稀奇，但是当时我是比较震惊的。一个媒体让天南海北的人在一个空间里彼此自由互动，这都会对做传统媒体从业者带来非常大的震动，我认为这种东西将来一定会侵入到传统媒体的领地当中去。
四、互联网促进了中国的开放 但在改革方面的潜力尚未发挥
主持人：您刚刚讲这个东西是最早进入互联网时的新鲜感，现在这种感受对于基本上的网民而言，都已不是一个非常新鲜的事。
经过了大概14年的发展，您有没有总结过中国互联网发展过程中一些阶段性的变化？
胡泳：我觉得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互联网在中国所发挥的主要作用是开放的作用，如果我们把30年以来发展主线定为两个主题的话，那就是改革和开放。我觉得在前面的14年或者10年中，可能发展主要的动力、功能和效果都是开放。就是说互联网让我们知道了，外部的世界是什么样子的，让我们知道应该如何来跟外部世界互动，应该如何打开我们的世界，如何摧毁一些传统的思维模式等等。互联网主要的功效其实就是解放思想、开放的一个过程。我们今天谈开放，可能很多时候大家会谈“中国利用外资全球第一”，但是你会看到其实在对中国开放影响的诸多因素当中，互联网是非常重要的因素。
我认为，最近几年，互联网应该是更多的在改革方面产生了影响。换句话讲，今天跟外国的差距已经没有以前那么大了，包括我们对外部世界的认知也已经越来越多了。你可以从这么多年来中国去国外旅游的人数增长就可以看到。较早的时候，中国有一档节目叫作《正大综艺》，其一个噱头就是主持人带你走世界，到世界各地看，但为什么这种节目到后来就没有意义了呢？因为很多人都有能力自己去看这个世界了，所以我觉得互联网促进了开放。
但是在改革方面，互联网的潜力我认为还发挥没有出来，实际上互联网还可以更多地推动中国的改革工作。我期待，在接下来这些年中，中国互联网从各方面来推进中国社会整体上向前迈进，比如改善中国民众的权利意识，改善我们治理的方式等等。
五、互联网打破传播媒体的领地 新闻从业者命运存疑
主持人：就您的经历来讲，我觉得一直是学者和文化人的角色，包括最早的《三联生活周刊》，到后来的中央台的《对话》节目，甚至一些网站的工作。
从您的经验来讲，您觉得传统媒体或者媒体未来变化会是怎么样一个趋势呢？
胡泳：这个题目相对比较大，传统媒体本身也是形态各异，面临的挑战也都不相同。但是总的来讲，互联网有二个特点，第一，可能把以前的传播形态完全打破了。举个简单的例子，我们大家通常在卧室里说的话，通常不会到客厅里说，你在客厅里说的话一般不会到天安门广场上去说，其实以前是有很多这种空间的限定，每个空间有比较适应这个空间的传播媒介。但是互联网把这些传播形态都打破了，所以你会见到，在互联网上，我们古老的传播方式也就是所谓的人际传播，比如我们两个人坐这儿谈话是很典型的人际传播，可能跟大众传播在一个房间里。当人际传播和大众传播全部混在一起的时候，所谓的公和私的界限全都消失的。其实这对于传统的大众媒体的打击是很大的，因为它可能会产生一种无所适从的感觉，以前他可能认为我的领地是固定的，我可能服务的受众也是固定的。现在所有这些东西都变成了移动的靶子，你瞄不准了。这个时候互联网作为新媒体来讲，会对这些媒体有非常大的一个挑战。
第二点，如果是从形式上来讲，我们知道过去的那种媒介，有的时候是以文字为主体，有的是以声音为主体，有的是以视频为主体，他们本身也都是相安无事，尽管可能各自对各自有影响，但是大体来讲还可以找到自己的一个领地来生存、来发展。往往你会发现，互联网本身是一个平台，在这个平台性的结构里头把所有的表现形式都可以融为一体，这就会导致这些传统媒体不仅在内容上困惑，在形式上也困惑。
我举个简单的例子，比如说我们报纸现在办网站，最傻的办网站的方式就是把报纸全部内容原封不动的搬到网站上，其实是一件很傻的事，无非是你改变了获取报纸的渠道、时间和地点，因为你看报和看网页是不一样的，但是内容没有变化。这些报纸很快就会发现，简单地把内容搬到网站上不是一个可行的和可持续的方式，因为你吸引不到读者，所以你会发现他们要尝试做一些新的东西，就是真正地变成网络版。
一个典型的例子，如果你今天看这些大的历史悠久的报纸，例如说《纽约时报》，你会看到它会经常要求驻各地的记者不仅要传文字稿，还要传视频，所以你能在他的网站上看到很多视频。这一方面是形势逼着他一定要往多形式表达的方式走，另外一方面，其实是对他自己产生压力。因为我们都是做记者出身的，我们知道如果你是一个文字训练记者，让你去做视频，还不见得找得到感觉。但是《纽约时报》会要求你说，你既然是我派出的记者，你如果不会做视频，我可能认为你的技能是有问题的。这对从业者都有非常大的压力，而这个压力其实是来自于新媒体的一些特性，所以我觉得新闻从业者将来是很难的，因为受众需求也越来越多。
主持人：我记得《未来是湿的》这个书里面提到记者这个职业有点像当时的誊写员，本来是抄写《圣经》的神圣角色，后来由于印刷术的出现变成非常边缘几乎可以消失的职业，未来新闻媒体会不会经历这样一个命运呢？
胡泳：实际上，大家都一直在讨论有没有可能出现一个全民都是记者的时代。一方面我认为所有的专业媒体要认识到他的墙角现在正不断地被人挖，整个壁垒现在越来越矮，在很多时候可能倾向于坍塌，他如果认识不到这一点的话，可能最终就真的面临灭亡的命运。
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也不认为全民都是记者真的对这个社会就是一个好事情，因为记者不管怎么样需要一种职业训练的，需要一种在获取信息、在报道信息、在发表评论等等这些方面有一系列的，不光是专业的要求，同时有一定的伦理和道德的要求。如果你把这个要求全部施于平面记者，其实是不现实的。用DV来做例子，大家知道有了DV以后纪录片百花齐放，因为人人都可以弄一个机器去拍嘛，但是你会发现，还是遵循一种规律的，可能90%多的DV作品仍然是垃圾，因为毕竟没有那个技能，可能他也没有那么高的水准来做一个好的东西。所以我觉得，优秀的媒体仍然是需要的，但是要认识到，你不太可能像以前那样接着办了，你可能需要寻找到跟读者互动、跟读者交流的新方法。
主持人：就您个人，比如说也在不同媒体写博客，您会把不同的平台做不同的定位吗？
胡泳：对，我会的。麦克卢汉有一个著名的论断“媒介即讯息”，说白了就是不同媒介本身有不同的特点，在使用这种媒介的时候你的使用习惯就跟使用其他媒介是不一样的。对于我来讲，我不仅媒体的各种样式是用不同方式来使用，甚至是同一个媒介，可能由于它有竞争性的产品，会导致在这些产品当中各自作用是不一样的，甚至同一服务商提供东西的时候都会不一样。我不一定是典型的例子，但是我个人认为，如果你是在一个信息生产加工领域工作的，或者叫做知识领域工作的人，你可能需要学会的本领是怎么样来同时应对多种知识流或者叫信息流，你在这个里头找到你应对这些知识的方式，并且能够用你自己的信息组合来完成信息处理工作，因为这是你的领域。如果你不是从事这个领域的，你不一定需要一个信息组合，可能很多时候你仍然可以很被动，比如坐在沙发上看电视，因为你并不需要那么大规模的处理信息。但是你如果处在这个环境当中，一个好的信息组合是非常重要的，否则你会被信息推着走，而不会掌控信息，最终你会成为信息的奴隶。
六、从《长尾》到《未来是湿的》：中国现实是不同时代的叠加
主持人：刚才我们谈到媒体的变革，讲到一些网络文化丛书的传播者，像郭良这些人，他们现在都去做什么了，现在还需不需要互联网文化推广？
胡泳：我觉得仍然需要，只不过这种工作的内涵、深度和广度可能需要重新定义。
原因很简单，90年代我们做网络文化丛书的时候，当时互联网最重要的是开放，所以我们大部分工作是花在引介上，怎么把国外好的东西引介到中国，包括我做的工作，我们为什么要翻译《数字化生存》，为什么要把好的东西在中国布道，其实这些东西跟19世纪，比如严复干的事情是一致的。但是互联网在中国已经有十几年历史了，而且现在中国互联网本身土壤足够丰厚，已经有非常大的互联网公司，我们的网民也有3亿之众，所以仅仅停留在引介就不足够了。我不反对接着引介，所以我还会翻译书，但是觉得中国的学者或者知识分子，可能更多的是应该立足于观察中国的互联网。因为互联网土壤丰厚以后，你需要考量中国的互联网的发展路径，包括它的网民行为、政府的监管，可能都是不一样的，你能不能够根据中国的互联网现实提出问题、研究这些问题，通过研究这些问题进一步推动中国互联网的良性发展。在这个意义上我觉得仍然需要互联网文化推广的工作，只不过说这种工作的方向和重点应该加以更新。
主持人：像美国过去几年还是有很多互联网文化的一些创作，包括像《长尾》、《众包》这样的著作，你觉得他们和中国的现实有关吗？
胡泳：因为你刚才举的例子有一些是商业的归纳和总结，比如说《长尾》发现的是，数字产品可能有它独特的发售规律，提出长尾理论这种概念。包括《众包》也是。目前产业内外打破的时候可能需要协作的价值。这种东西对于中国来讲都是必要的，但是也是中国企业目前比较难以和世界接轨的，因为中国企业面临的现实更加简易，他们有很多更加原始的问题都还没有解决，所以你指望它能够一步就到最尖端的商业哲学的思考，我觉得是有困难的。
我们说，中国很多现象是一种叠加，如果用地层做比喻的话，整个地层里面既有前现代的东西、也有现代化的东西。西方已经到了后现代社会，在这种叠加情况下，如果你以最前沿的东西来跟它进行对话，其实是非常吃力的。我个人也做这种工作，包括我推荐《维基经济》。我觉得中国商业需要这些东西，但是我并不觉得这个东西能够立竿见影地给它带来什么效果，原因在于前提条件不充分，这是从商业角度讲。如果是从社会或者文化角度讲，我们的距离也是非常大的。
以《未来是湿的》为例，其实核心是讲一群人在以前没有工具时难以组织，今天有了这么多的社会性工具，他们就可以组织，等他们组织起来以后，你会发现，第一，原来的一些工作由其他人来干可能更好，新的组织方式会颠覆原来的一些做事的方法；简单的例子，像《维基百科》，大家会发现网民编百科不见得比专家编百科更差，甚至比他更好，所以推翻了以前的一些做事方式；第二，当人们组织起来以后，会产生一个很奇特的现象，以前我们之所以组织是我们必须有一些动机，而很大的动机是来自于金钱，就是说是为了报酬去被组织，然后干一些事情。但是今天你会看到，互联网上有大量的自愿行为，包括我们写博客，全都是自愿行为，包括译言网那些翻译，这些人可能不是为了金钱组织起来做事情。因此如果这种组织增多的话，整个社会运行的方式就会发生变化。可能原来我们的方式要么政府主导，要么企业主导，今天你可能发现民间的力量是有可能做到很多事情的，而在这方面我觉得中国仍然任重道远。换句话讲，我们刚刚才开始发言，我们刚刚才学会怎么样自由地不受障碍地表达，我们离组织还比较远，更何况说你已经能够组织起来去干什么事情。所以我觉得这个中间也是有很大差距的。
七、中国互联网的创新与局限 期待世界级公司的出现
主持人：您做的很多工作是从西方引进一些观念和思想到中国来，在中国本土十几年的实践里边，有没有能够拿得出手的一些商业模式、社会文化方面的一些模式呢？
胡泳：实际上中国互联网企业基本上早期都是C2C，其实这是一个难以避免的阶段，因为在我看互联网本身是一个外来的物种，外来物种到了中国这个土壤，热度、温度、湿度、光都不一样，所以它就会长成不一样的东西。
因此早期的企业家模仿其实既不奇怪也不丢脸，但是在这个过程中你会看到说，为了适应中国的这些光、温度等等，我们的互联网企业其实不得不重新考虑纯粹的C2C是不行的。
比如说我们看到新浪的模式，新浪是做了新闻的积聚，这种模式其实是在领先的互联网国家里面不存在的，但是在中国是存在的，因为中国有它的特点，就是中国的版权意识比较差，所以新浪做了新闻积聚模式，这个新闻积聚模式最后造成我们有了一个独特的中国互联网模式。例如说腾讯，通过即时通信发展出庞大的用户，并通过这个庞大的用户造成虚拟物品购买市场，最后也把腾讯打造成一个应该说中国互联网市值最大的公司。实际上来讲，这种QQ模式，其实也是中国很独特的模式。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其实还是看到了我们企业家的这种创新性，包括他们怎么来适应中国网民现阶段需求的这种适应性。
所以我一方面会乐观，乐观的原因在于，我们网民的增长速度仍然在上升，换句话讲，我们仍然还有很大的网民增长空间，尽管我们现在已经是老大了。随着人群的增多，这里头有一个铁律，一个人上网和十个人上网不一样，十个人和一千个人不一样，一千个人和一百万人不一样，所以你难以预测这些人会产生什么行为，你有可能在这里面找到适合中国网民的模式，所以基于这点我是比较乐观的。
与此同时，尽管我们很多程度上已经摆脱了C2C这样的东西，但是中国互联网企业的创新性，还是有待提高。你会看到那些颠覆性的应用，或者说一些独特的能够发现网民的价值所在的一些行为，都还不是中国互联网公司作出的，我们在很多时候还是外部世界的一个跟风者。比如SNS或者微博客，这个模式仍然是别人先给你趟出来，你跟进的。一方面我乐观的情绪在，另外一方面，整个中国互联网的创新性是有问题的。
主持人：最后希望胡老师再用简短的话总结互联网对中国的影响？像《数字化生存》和《未来是湿的》修辞都非常漂亮，您能不能用一两句话总结中国对互联网的影响？
胡泳：这是一个难题，我们通常会认为虚拟世界和现实世界是两张皮，我们会说在现实世界的另外一端就是虚拟世界，比如说你上网需要经历一个“上”的过程，需要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但是我觉得，未来大家要打破的一个界限是：虚拟社会可能本身就会变成人类社会的一个发展形态，换句话说，可能每个人的行为会越来越多地被虚拟化。
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第一，我个人期待中国能够真正产生世界级的互联网公司，尽管我们现在已经有很大的公司，但是我还不认为是世界级的互联网公司，如果以几亿人口的基数来打拼，你还不能做出世界级的互联网公司，我觉得是中国整个互联网界的耻辱。第二，我期待整个中国互联网的网民拥有一种独特的地位和条件，这可能会使中国的互联网发挥的作用，比现在任何一个国家里互联网的作用都更大，因为互联网对于我们来讲是一个天赐的礼物。
主持人：谢谢胡老师，今天的节目到此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