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雅清
编者按/ 60年后的今天，中国的移动用户数已经突破7亿，占我国总人口数的一半左右。新中国成立之初的国人绝对无法想象，电信业60年的变革，早已连接了世界各个角落，我国移动通信技术的发展正实实在在改变着人们的生活。
站在历史节点上，回溯这60年的辉煌历程，我们发现，现代化早已超越了国人最初的“楼上楼下，电灯电话”的简单而温暖的想象，而被历史赋予了经济现代化与政治现代化的双重含义。
1.直到改革开放前夕，国家在邮电通信业的投入一直很少，全国投资仅为60亿元人民币。
贫瘠的家底
1930年12月30日，因为长途跋涉而疲劳不堪的国民党第18师在井冈山龙岗歇脚，突然，从寂静的山林里出其不意地冒出来数不清的红军战士。突如其来的打击，使敌军总指挥张辉赞连同他的18师师部和两个旅成了红军的俘虏。
在缴获的大批战利品中，红军战士第一次见到了一个稀罕物——无线电台，与这套系统一块被红军俘虏的，还有被红军领袖们视为珍宝的10名国民党报务人员。其中有位叫吴人鉴的年轻中尉带头报名参加了红军。为纪念新生和表达投身革命的决心，他改名为王诤，以“诤”字自勉：“诤言笃信，刚直不阿”。这年王诤22岁。
19年后，新中国第一个统一管理全国邮政和电信事业的国家机构——邮电部成立了，王诤出任副部长兼党组书记。这个时候，摆在王诤面前的是旧中国遗留下的支离破碎的邮电网络和残缺不全的通信设施。
在新中国成立之前，王诤向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提交了党、政、军系统通信分立的方案。建设全国通信网络由“一公二专”组成，即一个公用通信网(国家通信网)和两个专用通信网(军队和铁道)。
王诤从全军抽调上万名通信干部全面接管国民党政府的通信、铁路、交通、民航、广播、新闻、气象等部门的通信设施和通信企业，配备班子、建立制度、充分发挥留用人员的作用，使这些部门的通信设备运转起来。
1950年，我国修建了京沈、京汉、京沪三大干线；1951年恢复和建立了通达西北、西南的电信路和邮路。1953年开始了昌都至拉萨的邮路。这样，东起沿海，西至新疆，北起满洲里，南至海南岛的邮政、电报、电话完成畅通，构成了以北京为中心的全国邮电通信网。1962年1月，中央批准全国邮电系统恢复实行以中央为主的部省双重领导体制，人事及各项计划由邮电部直接管理。管理体制的调整，加强了邮电部对邮电通信的集中领导。
曾经有5年时间，王诤遭遇了他人生中的最低谷。1968年4月的北京，早春天气，乍暖还寒。位于西郊三里河的国家第四机械工业部大楼，里里外外到处贴满了大标语、大字报，乱糟糟的。王诤因为在一次会上敢于直言而被隔离审查、剥夺自由，这一停就是4年时间。
新中国成立后的前30年，我国的通信事业和王诤的命运一样起起伏伏。1969年6月，撤销邮电部，实行邮电分营。成立邮政总局，由交通部领导；成立电信总局，由军队领导。这期间，通信属于“党政军专用工具”，必须是相当级别的国家干部才能在家中安装电话。
划归军队，又使中国通信业的发展更加缓慢：长途电信的组织与调度十分困难，全程全网的传输难以协调。由于不尊重邮电经济的客观规律，造成连续十几年全行业亏损，邮电通信发展严重滞后。1973年5月，中央决定恢复邮电部，但省级邮电管理局仍实行以地方为主的部省双重领导。
直到改革开放前夕，国家在邮电通信业的投入一直很少，全国投资仅为60亿元人民币。
1978年，王诤在病重期间，总结了“关于电子工业28年重要经验教训”报军委秘书长罗瑞卿转呈中央。此后，王诤于同年8月13日合上了双眼。
2.“手机解决了我进行贸易洽谈的急需，帮助我成为市场经济第一批受益者。”
破局：模拟到数字的飞跃
站在斯德哥尔摩市话局一个装有几万门旋转制的大型机房门口，罗宗贶心中感慨万千：整个机房任何地方都一尘不染、非常干净，而且采用了无人值守的管理维护方法，很少出现设备故障和用户申诉——在通信设备维护管理上，中国与他们的差距，当时是非常巨大的。那是1978年初冬时节，罗宗贶跟随由邮电部组织的代表团，来到了瑞典考察。
1979年初，瑞典爱立信公司同意提供程控时分全数字化的交换设备，一万门的市话设备总报价为600万美元。这样，中国与瑞典爱立信公司签订了第一个引进万门程控全数字交换机的合同。
但是精明的外国厂商深谙只卖设备不卖技术之道，由此，电信业作为改革开放率先开放的市场之一，基础网络当中，从农村电话到国家骨干电话网，清一色的进口设备。
无论如何，中国通信行业的基础网络在蹒跚中建立起来。
就在固定电话对于大多数人而言都十分遥远的时候，为了配合1987年在广州举行的六运会，广东邮电局下属的无线分局第一批推出了100部模拟移动电话，而现任广东中海集团董事长的徐峰，就是当年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1987年11月，一位在广东省邮电局的亲戚告诉徐峰，可以帮他办理一部模拟移动电话。在商业上小有成就的徐峰经不住新技术的诱惑，买了自己的第一部手机，成为中国首位手机用户。当然代价是不菲的，徐峰曾对媒体透露，“当时邮电局的人还不知道这手机应该卖多少钱，他们叫我押下了一张2万元的支票，先把手机拿走。”这个价格，在当年足以买一部丰田牌农用车。
徐峰回忆道：“1987年11月21日是我终生难忘的日子。这一天，我成为中国第一个手机用户。虽然购买模拟手机花费了2万元，入网费6000元，但是手机解决了我进行贸易洽谈的急需，帮助我成为市场经济第一批受益者。”
1988年，我国移动电话用户增至3000户，1990年达到1.3万户，1994年激增到了157万户。随着移动用户需求日益增长，第一代模拟蜂窝移动通信系统已面临容量落后的问题。
其实，我国在模拟网起步后不久就开始关注2G数字系统的技术进展，并把关于2G的研究列入了“八五”攻关项目。但面临市场的压力和自身开发能力的不足，还是采取以引进为主的政策，并倾向于选择技术相对成熟的GSM。
1992年，原邮电部批准建设了浙江嘉兴地区GSM试验网。1993年9月，嘉兴GSM网正式向公众开放使用，成为我国第一个数字移动通信网，迈出了数字时代的第一步。1994年，在我国电信改革中诞生的中国联通公司考虑到产品的成熟性（当时全球已有50个GSM网在运营，而技术优势更强的CDMA还没有）和市场的迫切性，正式选用GSM建网，并在广东开通我国第一个省级GSM移动通信网。
一年后，中国联通的GSM网在北京、天津、上海、广州建成开通。中国移动也毅然决策采用GSM在全国15个省市相继建网。
2001年5月，中国移动在全国启动了模拟网转网工作，并于同年12月31日正式关闭了模拟移动电话网，从此中国的移动通信进入了全数字的大发展时期。
2009年9月，在广州客村中国电子第七研究所科研楼里，80岁的李进良老人指着当年参观数字移动通讯技术GSM手机通话的照片依然激动。
在李进良看来，在由模拟通信时代跨入数字通信时代的关口，中国把握了全球移动通信业的技术方向。当时，作为电子工业部第七研究所总工程师，李进良组织研制出我国首部GSM手机。
此后，国内移动通讯飞速发展。1998年中国移动第2000万个移动电话用户诞生，2000年达1亿个。国内也从全球市场引入了GPRS、CDMA 1X、WAP、SMS等移动数据业务系统。
3.3G的真正价值在于无线上网速度提升之后，用户拥有了第二把打开世界之窗的钥匙。
3G跨越：移动改变生活
“我已年过古稀，作为信息产业部电子科技委员会委员，痛感我国移动通信市场大部丢失，希望在第三代能另辟蹊径，迎头赶上，虽是愚者千虑，但时不我待，机会难再，故不揣冒昧直达阁下。”
2000年3月27日，李进良上书当时的副总理吴邦国，建议集中全国力量狠抓TD-SCDMA第三代移动通信系统的开发。
无论是模拟网还是数字网，核心技术主要都掌握在国外厂商手中，而只有TD-SCDMA是由我国自主研发的3G标准之一。
8年之后的4月1日，陈小姐来到广州市天河区的中国移动营业厅，办理了3G业务。TD一开始放号试商用，她迫不及待地成为了第一个使用者。
“男朋友在外地工作，我跟他约好了两个人都使用TD的卡，这样两个人就能视频通话，我随时都能知道他在什么位置、在做什么。”陈小姐兴奋地告诉《中国经营报》记者。这个被媒体广为报道的“TD第一人”，用3G尝了个鲜，尽管这使得一本正经的产业大事带上了一丝娱乐和戏谑的气质，但是0的突破绝对足以载入史册。
2009年10月的一天，半夜12点，家住福州市鼓楼区的周女士已经躺在床上准备休息，但是她在开心网上种植的虫草快熟了，为了避免被偷，又懒得起来开电脑，她抓起身边的手机登录了开心网的手机版，TD-SCDMA的手机上网速度甚至比她单位的电脑都要快。
顺利地收完菜，她安心地睡了。
随着SNS社区的火爆，越来越多的人依赖手机上网。因为很多公司已经明令禁止在上班期间登录开心网等社区网站，于是，用手机登录，成了另一个通道。
其实，不仅是手机社区、视频通话，还有手机电视、移动支付、移动阅读、音乐、移动电子商务、139邮箱、炒股、游戏、门户、移动IM等等，各种应用层出不穷。3G的真正价值在于无线上网速度提升之后，用户拥有了第二把打开世界之窗的钥匙。
“过去我生产出来的粉笔没有市场，今年我抱着试试看的心理在农信通上发了一条信息，不到几天就有客商来电洽谈生意，市场一下子就打开了。”陕西省绥德县辛店乡二十里铺村民李平安提起农信通，无不感激。
“我的手机经常收到农业信息，就像随身带着个农业专家一样。”绥德县白家硷乡高家渠村的农民高有金说的“农业专家”其实就是“农信通”业务。高家渠村虽然盛产蔬菜，但之前由于村民不懂技术、信息不畅，卖时常被一些商人大幅压价。自从这个村开通了农信通信息后，村民们不仅可以通过手机轻松获取各种蔬菜种植信息，还能及时了解市场行情，再也不用担心被一些商人“欺负”了。
“农信通”业务是中国移动开发出来的一种在手机、农村信息机等移动终端上，通过短信、话音、WAP(手机上网)等方式交互的农业信息平台，内容覆盖农政、农商、农技、农贸、农业气象、病虫害预警等方面，是中国移动利用现代通信技术面向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一项“惠农”工程。
中国移动作为最早在中国进行3G试商用的运营商，用了一年多的时间拔除了这片未知土地上的杂草，种上了上网本、数据卡、手机、无线座机四样种子——它要用能够想象得到的各种方式占领这个崭新的时代。“移动MM”的发布更是凸现了其在应用服务领域大展身手的决心。
李进良仍然保持着每天工作到深夜的习惯，TD在中国移动的大力推动下已经步入快车道，但是如何使资源有效利用、开发有竞争力的应用等问题仍然需要探索，他还在忙碌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