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卷、证书、护照、照片、手稿、书信、著作、沙发……当记者有幸先睹这个展馆——《钱学森——中国人民的骄傲》，无言的物品，仿佛件件有声。
倾听它们，如同读到了一个人的内心，看到了一个人的丰采。于是，“中国航天之父”——钱学森，别样又生动地出现在记者眼前，是那样伟岸，那样完美，令人尊重，令人敬仰。
“到哈尔滨参观军事工程学院，当时院长陈赓大将专程从北京赶回哈尔滨接见我。他问我的第一句话是：中国人搞火箭、导弹行不行？我说：外国人能干的，中国人为什么不能干？谁知，这一句话，决定了我这一生从事火箭、导弹和航天事业的生涯。”——钱学森
历史回到1955年11月25日。在钱学森近一个世纪的生命旅程中，这一天，决定了他与新中国的航天事业联系在一起。这是他千辛万苦回国不久，中国科学院安排他去东北参观访问。到了哈尔滨，钱学森提出，有2个学生在哈尔滨，想去看看他们。这时候的钱学森，还不知道，他的这两位学生，都在军事工程学院工作，系保密部门。陪同人员将钱学森的要求，汇报给黑龙江省委，省委立刻报告中央。当时的国防部部长彭德怀，指示正在北京的军事工程学院院长陈赓大将，立即回哈尔滨。11月25日，在陪同参观时，陈赓大将与钱学森有了这段对话。
陈赓向彭德怀汇报了钱学森的这番话。彭德怀非常兴奋，急不可待，希望与钱学森立即面谈。会见时，彭德怀直截了当地说道：“钱先生，我是个军人，今天找你来，想谈谈打仗的问题。我们不想打人，但是，如果人家打过来，我们也要有还手之力。我们能不能先搞一种短程导弹，需要什么样的人力、物力？需要多长时间？”钱学森在回答了有关问题后，说道：“美国从军方开始支持导弹，到搞出第一枚，用了近10年的时间。我想，我们可以比他们快，有5年的时间我看是可以的。”
1956年2月，叶剑英带着钱学森来见周恩来总理。周总理握着钱学森的手，说道：“学森同志，现在交给你一个任务，赶快把你的想法，写成一个书面意见，以便提交中央讨论。”总理的这一声“同志”，使钱学森激动万分。几天后，钱学森《关于我国国防航空工业的意见书》，送到了周恩来总理的案头。意见书提出了我国火箭、导弹事业的组织方案、发展计划、具体措施等等。1956年3月，中央批准成立航空工业委员会，任命聂荣臻为主任，钱学森为委员。5月中央批准钱学森为航空工业委员会导弹管理局第一副局长兼总工程师、国防部第五研究院院长。第五研究院即我国第一个火箭、导弹研究机构。
当今天，我们自豪我国航天事业立于世界之林时，可曾想到钱学森这位拓荒者？！在这个展厅，记者看到了钱学森和聂荣臻元帅在“东风一号”导弹发射场上的照片，看到了1956年毛泽东主席宴请钱学森时的照片等等。
“我从1935年去美国，1955年回国，在美国待了20年。20年中，前三四年是学习，后十几年是工作。所有这一切都是在做准备，为了回到祖国后能为人民做点事。”
——钱学森
在展厅，有两张照片，将一段历史连接起来。一张是1935年8月，钱学森一人在美国邮船公司“杰克逊总统号”上的照片。
一张是1955年9月，钱学森一家在美国“克利弗兰总统号”上的照片。
1934年，钱学森以第一名的成绩，从上海交通大学机械工程系毕业，考取了清华大学赴美公费生——麻省理工学院飞机设计专业。有一天，一位美国学生当着钱学森的面，羞辱中国人抽鸦片、裹脚，不讲卫生、愚昧无知等等。气红脸的钱学森回击道：“我们中国作为一个国家是比你们美国落后，但是作为个人，你们谁敢和我比？到期末，看看谁的成绩好！”
强烈的民族自尊心，激励他在美国奋发学习。在麻省理工学院，钱学森成绩优秀是出了名的。有些教授，常拿他的成绩教育别的学生。有一次，一位教授故意出了一些难题，给学生做。结果，大部分人成绩不及格。学生去找老师评理，认为不应该出这样的怪题。到了教师办公室门口，学生们发现门上贴着一张试卷，细细一看是钱学森的，所有题目都答对了，而且书写得工整清洁。学生们立即如泄气的皮球，乖乖地回教室了。钱学森只用了一年时间，就获得了麻省理工学院航空硕士学位。
加州理工学院教授冯·卡门，是世界著名的力学大师、科技帅才。1936年10月，钱学森有幸在他的门下攻读博士学位。自尊、勤奋、好思、严谨、聪明，3年的苦读，钱学森给所有的老师留下了深刻印象。在加州，钱学森在主攻航天知识的同时，广泛学习物理、数学、化学等基础理论知识。物理系大理论家保罗·S·爱泼斯坦教授曾经告诉冯·卡门：“你的学生在我的班上听量子力学、相对论等，很出色。”1939年夏季，钱学森博士论文通过答辩。他的第一篇论文是《可压缩流体边界层问题》。长期以来，人们以为飞行体周围的空气是冷的。钱学森的论文改变了人们的认知。他指出：在高速飞行状态下，由于摩擦作用，周围空气是热的。这就是后来人们说的“热障”作用。钱学森为撰写这篇论文，所记下的笔记就多达450页。他的第二篇论文《可压缩流体的二维亚声速流动》，就是科学界著名的以钱学森和导师名字命名的“卡门－钱公式”。由此，年轻的钱学森即被称为“世界著名空气力学家”。他同时取得了航空、数学博士学位。
钱学森在美国工作十余年的成就难用几句话概括。博士尚未毕业时，他就被聘为加州理工学院航空系研究人员。他在空气动力学、固体力学等方面的研究成果，为现代喷气式超声速飞机、全金属薄壳飞机的出现，奠定了众多理论基础。他加入的加州理工学院业余火箭小组，后来发展成为著名的喷气推进实验室，美国火箭的摇篮。1942年，加州理工学院成立了航空喷气公司，制造喷气推进发动机的零部件，出售给军队。后来公司成为美国导弹一个主承包商。
钱学森是加州理工大学火箭和喷气技术训练班的教员，是航空喷气公司顾问。理所当然，他可以拥有公司股份。也曾有许多好友劝他参与公司股权。但是都被他谢绝了。在钱学森的心中，他来美国不是来发洋财的，是来学技术的，他不会在美国呆一辈子，终有一天，他要回国，为祖国服务的。因此，一般在美国工作的人，都会把收入的一部分存入银行，以便今后养老。钱学森一分钱也没有存。他在研究风洞原理和风车发电时，所做的试验高度是从海平面到海拔8公里以上。之所以选择这个高度，钱学森认为这与祖国的自然条件相符。学成后，为祖国效劳的信念，始终在钱学森的心中。
在展厅，钱学森的博士学位证书、钱学森的风洞研究手稿、钱学森与冯·卡门的照片等等，都在叙述和佐证这段历史。
“使我感到愤慨的是，当我学有所成，又获知新中国成立的消息，并决心回国报效祖国的时候，反动的麦卡锡主义横行美国，掀起了一股迫害共产党人、进步人士的歇斯底里狂潮。他们无端地指责我是‘共产党人’、‘非法入境’、‘携带机密材料’等，不准我回国，对我进行监禁和监视，使我滞留美国5年之久。”——钱学森
1947年，钱学森回国探亲，应邀在清华大学、交通大学、浙江大学演讲。其间，国民党政府通过胡适，邀请钱学森回国，担任北京大学或交通大学校长。
看到国内一派混乱场面，钱学森说：“目前国内局势战乱不止，国民党政府腐败无能。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不能回来为国民党装点门面。”于是，他匆匆回到美国。1949年，钱学森退去了美国国防部空军科咨询团和美国海军炮火研究所顾问的职务，准备回国。他对妻子说：“祖国已经解放，我们该回去了。你现在正在怀孕，行动不便。等你生下孩子，我这学期的课也教完了，我们就回去。”
没有想到，美国国内政治形势发生骤变，形成一股反共浪潮，即麦卡锡主义，移民局驱逐钱学森出境。美国国防部海军部副部长金贝尔知道后，立即打电话给司法部，说：“他太有价值了，在任何情况下抵得上3至5个师的兵力，我宁可毙了他，也不要放他回共产党中国。”所以，当钱学森率全家准备回国时，海关扣压了他的全部行李，勒令他不准出境。并且，司法部借莫须有的罪名，逮捕了钱学森。在加州理工学院同事的抗议和多方努力下，15天后钱学森才被保释出来。
然而，联邦调查局的特务日夜监视着他，监听他的电话，拆检他的信件，假装找人，对他家进行骚扰，冒充记者，跟踪他等等。
1955年5月，钱学森夫妇在一张华人报纸上，看到了一张他们的老朋友陈叔通和毛泽东主席及其他国家领导人站在天安门城楼上的照片，非常兴奋。夫妇俩商量，先与陈叔通老先生联系上，通过老人营救自己回国。一天，钱学森夫妇带着写好的书信，来到一家小咖啡店。钱学森在门口和特务周旋，蒋英则迅速地将给陈叔通的信，夹在给妹妹的信中，投进邮筒。陈叔通老人收到信后，立即送到周恩来总理手中。
1955年8月1日，中美大使级会谈在日内瓦举行。周总理指示王炳南大使，以这封信为依据，与美方进行交涉。王炳南大使当场宣读了钱学森的信，美方哑口无言，要求休会。随后，他们请示美国国务院，国务院又请示总统，艾森豪威尔无奈地说道：“让他回去吧。”这样，钱学森结束长达5年的迫害，被允许回国。周恩来总理后来说道：“中美大使级会谈，虽然长期没有积极结果，但是要回来一个钱学森，单就这一件事情，会谈也是值得的，是有价值的。”
1955年9月17日，钱学森率全家踏上回国的路程。陈列在这里的有钱学森给陈叔通的信、钱学森被美国海关扣压，并被诬为“机密资料”的行李照片等等。
“我为新中国科技事业发展所做的工作，是和党的正确领导、集体的智慧所分不开的，我个人仅仅是沧海之一粟，真正伟大的是党、人民和我们的国家。” ——钱学森
1960年10月的一天，受周恩来总理的委托，陈毅、聂荣臻、陈赓等宴请部分科学家，钱学森在座。气氛有点严肃，更有点悲壮。聂荣臻说道：“逼上梁山，自己干吧！靠别人靠不住，以后就靠在座的大家了。党中央寄希望于我们自己的专家。”钱学森站起来说道：“中国科技人员是了不起的，我们不仅有聪明的智慧，还能艰苦奋斗。只要国家给下任务，大家便会夜以继日地去干，甚至损害健康，直至牺牲。有了这种精神，我们不怕落后，不怕困难，我们一定要赶上去，我们一定能赶上去。”
回国后的钱学森，在周恩来总理、聂荣臻元帅的直接领导下，长期作为新中国火箭、导弹和航天事业的技术领导人，奋战在第一线。
1956年，国防部第五研究院成立时，新分配进来的156名大学生，没有一个懂得导弹知识。钱学森自定计划、自编教材，举办导弹技术训练班，给他们上空气动力学、弹体结构、导弹概论等课程。由此，建立起相关的研究室。今天，人们知晓的酒泉发射中心，是钱学森率领工作人员，风餐露宿，勘探后定下来的。1957年10月，中苏双方签订技术协定。1960年，在我国仿制苏联P－2导弹的最后时刻，赫鲁晓夫下令撤走全部苏联专家。中央决定，要自力更生，发展尖端技术。于是，有了这次“誓师宴”。聂帅动情地说：“我们党有了一批你们这样的科学家，就是有天大的困难，也能够把我们的事业继续下去。”
在展厅，有一组沙发，是钱学森家的。不要小瞧了这组显得很陈旧的沙发。在苏联撤走专家以后，P－2导弹研制陷入最困难时期。自力更生，我们自己搞。作为最高技术领导人的钱学森，每周都要把几位总设计师，请到家中，围坐一起，商讨技术中的难题。大家畅所欲言，最后，钱学森拍板定下。因此，在P－2导弹研制的最后阶段，许多技术难点是在这样的氛围中解决的。
1960年11月5日，在酒泉发射基地，P－2导弹发射成功。现场工作人员情不自禁相互拥抱，高声欢呼。聂荣臻在致辞中兴奋地说：“在祖国的地平线上，飞起了我国自己制造的第一枚导弹，这是我国军事装备史上一个重要的转折点。”
仅仅过了1年零4个月的时间，我国独立设计、研制的东风－2号导弹，竖立在发射塔上。然而，这次发射失败了。钱学森受命寻找原因。3个月后，钱学森拿出一份分析报告，全面而又系统。他提出的“把故障消灭在地面”的口号，成为我国导弹航天事业的一条重要原则和准绳。1964年6月29日，东风－2号导弹发射成功。东风－2号研制和发射的成功，标志着我国已经基本上掌握了独立研制导弹的一套复杂技术，揭开了我国导弹、火箭发展史上新的一页。随之，在钱学森的率领下，中近程、中程、中远程、洲际、地空、岸舰等各种型号的导弹，纷纷研制成功。
1967年10月27日，我国在导弹核试验基地，发射的装有核弹头的中近程地地导弹，获得成功：核弹头在预定地点上空，实现了核爆炸。世界为之震动。毛泽东自豪而又幽默地说：“谁说中国人搞不出导弹核武器？我看要给赫鲁晓夫一个一吨重的勋章！”
而钱学森正是这次两弹结合飞行爆炸试验的技术总负责人。
他还是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研制和发射的重大功臣。1958年中国科学院成立以钱学森为组长的人造卫星研究机构。1961年，在钱学森等人的倡导下，中国科学院举办了连续12次的星际航行座谈会。1963年，中国科学院成立了由竺可桢、裴丽生、钱学森、赵九章等人领导的星际航行委员会。1965年1月，在经历了大量的准备工作以后，钱学森向国家提出报告，建议早日制订我国人造卫星的研究计划，并将其列入国家任务。中央专门委员会经过13次讨论，批准了我国研制第一颗人造卫星的规划方案。研制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的议案，因为是钱学森于1965年1月提出的，因此工程的代号为“651工程”。在“651工程”中，钱学森担负着星、箭、地面三大方面的技术协调和组织实施工作。1970年4月24日，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载着优美的《东方红》乐曲，飞向星空。
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我国在导弹、航天领域的重大成果，从方案论证、技术攻关、组织协调，到发射试验，几乎都留有钱学森的智慧和汗水：“尖兵”返回式卫星、固体导弹、核潜艇和潜射导弹、“长征”系列运载火箭、地球同步轨道通信卫星、地面测控系统、氢氧发动机等等。
钱学森，这个名字是与中国航空航天事业联系在一起的，是与祖国的强大联系在一起的。当人们称他是中国“导弹之父”、“航天之父”时，他却摇着头说：“不可以这样说。
导弹、航天是一项大规模系统，不是哪一个或两个人能完成的。主要有党的坚强领导，有成千上万人参加。”
“我姓钱，但是我不爱钱。”“我现在的住房条件，比和我同船回来的那些人都好，已经脱离群众了，我常常为此感到不安，我不能脱离一般科技人员太远。”
党和国家给我的荣誉已经很高了，不要把荣誉都堆到一个人的头上，务必将这一荣誉授给别人。” ——钱学森
96岁高龄的钱学森，生命的灿烂，在于他光焰无比的科学事业，还在于他清纯如水的道德文章。展览有一张北京中关村科学院宿舍的照片。1955年，钱学森回国后，就居住在这里。1960年，他从这里搬进航天部大院，至今没有动过。组织上曾经多次给他安排新居，他都不要。展览还有一张照片，是钱学森在杭州的旧居“丰谷园”。钱学森回国后，把在杭州、上海的几处房产，都捐给了国家。
1958年，钱学森的《工程控制论》出版，获得了一笔不小的稿费。那时，他看到中国科技大学力学系，从农村考上来的孩子，连买把尺子的钱都没有。于是，他把这笔钱捐出来，专门买些学生们的学习用品。所以力学系的新生，报到后就能领到一把尺子。1962年，他的《物理力学讲义》、《星际航行概论》出版，获得了3000多元稿费。当时，国家正处于“三年自然灾害”时期，经济十分困难。他将这笔稿费作为党费上缴给组织。1978年，他将组织上为父亲落实政策补发的一笔钱，也交了党费。1994年，钱学森先生获得“何梁何利基金优秀奖”。这笔奖金高达100万元港币。他连支票都没有看，就写了一份委托书，捐给了我国西部的治沙事业。
也许人们不会相信，这位身兼重任的“海归”派，在回国后的半个多世纪生涯中，只出过两次国。一次是1957年，随聂荣臻访问苏联。一次是80年代率中国科协代表团出访英国、德国。1991年，中央授予他“国家杰出贡献科学家”荣誉称号。媒体上出现了宣传他的小高潮。对此，钱学森很不安。有一天，他把秘书叫来说道：“这几天报纸上天天说我好话，我看了心里很不是滋味。在今天的科学界，大家都在各自的岗位上，为国家作贡献。千万不要因为宣传钱学森过了头，影响大家积极性。请你立即通知报刊杂志，把宣传钱学森的稿子撤下来。”
金钱、名誉、地位，在钱学森这里，都没有生存的市场。有人奇怪，国防部第五研究院初建时，钱学森就是院长了，怎么以后成了副院长了。人们不知道，这是他主动要求的。他还是全国政协第六七八届副主席。但是，早在1992年，他就致信当时的政协主席李先念，请求辞去政协的一切职务。还在4年前，他就致信当时的中国科学院院长周光召，请求免去他“学部委员”，即今天的“院士”称号。1991年，在他退出一线工作后，他给自己定下许多“原则”，谁说情都不能破。比如：不题词，不为别人的书写序，不参加任何成果鉴定会，不出席任何应景活动，不出国，不到外地开会，不上名人录等等。
这些年来，美国方面也曾多次邀请钱学森访美，甚至提出，只要他来，就授予他美国科学院院士、美国工程院院士称号。但是，都被他拒绝了。钱学森说：“如果中国人民说我钱学森为国家、民族做了点事，那就是最高的奖赏。我不稀罕那些外国荣誉头衔！”
钱学森——中国人民的骄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