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T时报记者 赖真
前两天和同事一起出差，在周末晚上赶回上海的飞机上，同事递过来一张报纸，上面硕大的标题：“富士康员工再跳楼”。我笑笑说，怎么一周前的报纸还留在飞机上？同事说，这不是旧报纸，是今天的报纸，富士康又有一名员工跳楼，“九连跳”了。我默然无语。
今年以来，为了要不要报道富士康的问题，我总是在选题会上和报社的记者发生争论。每次一有富士康的员工跳楼，记者就吵着要做报道。我总拦着他们说：富士康不好惹，富士康曾对报道它“超时加班”的记者提出三千万元的天价索赔。虽然《IT时报》收到律师函也算家常便饭，但应付像富士康这样拿钱砸人的企业会很吃力。别的不说，富士康不管在台湾还是在大陆打官司，都会向法院申请冻结记者个人财产，编辑部很多人都在贷款供房，一旦闹出事来被冻结财产，你们怎么还房贷？谁又能保证报道中不出一点纰漏？
好不容易把记者按捺住，过了几个星期，富士康又传出跳楼的消息。有情绪激动的记者说：报社给我一个月的假期，我去富士康卧底打工，保证全部采用一手证据。我说：现在报社人手这么紧张，大家没日没夜地加班，跟富士康也差不多了。给你一个月的假期，报纸怎么出啊？
可能是因为人随着年纪增大，就会不自觉地变得软弱怕事，我一再阻拦报社记者去报道富士康，记者对我很有意见。但他们不知道，其实我的心里对富士康更是充满愤懑：一条条鲜活的生命在这个全球最大的代工厂倏忽消逝，这究竟是为什么？谁来给这些枯叶般坠落的生命一个交待？
我查询了一下富士康连续发生的惨剧，今年以来几乎每个月都有两三名员工跳楼自杀，除了2月。2月是春节，员工回家过年，没空跳楼。
“九连跳”是一件令人震惊的事件，但在富士康看来，外界是在夸大其辞。富士康发言人表示，9名员工的坠楼事件仅属个案，这是一个社会问题。而被富士康请去会诊自杀问题的某国内心理学家称，富士康十万分之二的自杀率，远低于国内十万分之十二的平均自杀率，不足为怪。如果按这位专家的意见，富士康的工厂大楼今年还需跳下40多位工人才算勉强“达标”。
富士康的解释我听起来异常耳熟。这两年法国电信的“自杀潮”也是举世瞩目，由于企业重组环境动荡，两年内35名员工自杀。法国电信是这样辩白的：员工自杀都是孤立的事例，不能把它们联系在一起；虽然连续发生员工自杀事件，但并没超过法国的整体自杀水平。
富士康的解释和法国电信如出一辙，那么法国社会接受了法国电信的解释吗？法国总统萨科齐亲自过问此事，原CEO迪迪埃·隆巴尔被迫辞职。法国工会把法国电信告上法庭，地方检察院就此对法国电信展开刑事调查，以判断管理层是否不知不觉地成了“杀人犯”。
在法国电信掀起“自杀潮”后，政府、工会都积极展开了调查与干预，而在富士康的“九连跳”后， 深圳有关方面却表态：劳动保障部门不能过多干预企业文化和管理。或许他们都觉得富士康的解释很有道理，或许是有关部门真的下不去手。富士康是当地利税大户，工厂所到之处都被待若上宾，要是对“财神爷”不友好，自有其它省市会把它抢去落户。不知道这是不是有关部门对富士康员工自杀泰然处之的原因。
对有些管理部门来说，GDP（国内生产总值）是命根子，至于GNH（国民幸福总值），那只是闲得无聊的人在嚼舌根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