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同锈蚀的螺钉，他们从富士康高速运行的生产线上掉了下来。
5月21日凌晨4时30分许，21岁的南钢从富士康龙华园区宿舍楼上跳了下来。这是富士康今年5月以来的第五起“高楼坠落事件”。统计数字触目惊心，今年这个全球最大的代工厂已经接连发生了10起坠楼事件，8人死亡、2人重伤。
《第一财经日报》记者日前来到富士康龙华园区，在将近一周时间内，找到了南钢、马向前、饶乐琴的工友，我们试图解读这个问题：在富士康，人是什么？
富士康乐园？
2009年5月，湖北黄冈人柳江接到一个电话，是他的同乡南钢打来的，“来富士康吧！”
南钢是柳江的“发小”，2009年3月份从东莞的一家电子厂辞职来到富士康。
不仅工资高，甚至连衣服都用不着自己洗，在南钢的嘴里，富士康简直就是一个“乐园”。
第二天，柳江就带着简单的行李从东莞赶赴深圳。
在富士康龙华园区，就是南钢提及的乐园，2.3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聚集了将近30万人。
每个工作日早上，蚂蚁般的人流从散布于园区各处的宿舍涌出来，穿过纵横交错的园区街道，流向繁忙的生产线。
富士康在一些主干道安排了保安充当交警的角色。工作、吃饭、睡觉，一切都被安排得井井有条。看上去一切似乎都很完美。
南钢没有说谎，同样是电子工厂，柳江每个月在富士康可以拿到1700元左右，原来在东莞那个企业只能拿到1300元。然而，柳江觉得不适应。这里人多，秩序井然，但没有什么生活气息。“路上看不到相互追逐嬉闹的场景，也没有大声喧哗的场面。”来自重庆的员工姜明证实了柳江的感受。
普工年龄一般在18岁至25岁之间。但一进入富士康，这些不少还处于青春期的年轻人就迅速地“老成”了起来。
这里的宿舍同样安静得让人有些害怕。在龙华园区G座的女工宿舍里，每层楼都有一台公共电视，电视前面有很多椅子。到了傍晚，会有一些女孩子围坐着看连续剧，但音量大多调得非常低。
“我们宿舍里很少说话。”来自贵州的张瑶说。宿舍里是一种从早到晚的安静，每天24小时，看不见任何人在走道里奔跑或者大声喧哗。
在一个30万人聚集的地方，却像是在荒野里，找不到人可以说说话。
泰勒主义的恶之花
柳江在富士康的PCEBG事业群（企业资讯系统产品事业群）上班，他主要负责其中的冲压环节。
在富士康，所有的生产环节都被细分。每一个工人必须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规定的几个动作。在PCEBG事业部的一条生产线上，女工简洋正在不停地测一块电路板的正负级。她动作很快，几乎2秒就可以完成一块电路板的测试，连她自己都说不清楚，一天要测试多少块电路板。
“只能站着，不能坐着。”她笑笑，习惯了。
站着未必更辛苦。在她旁边的一排工友，手指上带着薄薄的橡胶手套，一直在低头做电路板，这样的姿势，一保持就是一天。
同样，在富士康，一线员工的生活环节也被细分，他们必须在规定时间内完成自己的生活。富士康的生产是“表格化”的，不同班组的上班时间被有序地错开。这决定了富士康员工的生活也是“表格化”的，不同班组吃饭、睡觉、娱乐时间也需要错分开来。“如果白班是7点30分开始，中午12点到1点之间就是吃饭的时间。”湖北人江山说，去掉排队和走路的时间，真正吃饭的可能只有中间的20分钟，如果这个点不去吃饭，就吃不到饭了。
为了实现效率，在富士康，要洗的衣服也被要求在规定的时间段送至规定的地点，每天专门的洗衣公司会回收三次。
“不用洗衣服，有人做饭，工作以外全部被他们‘外包’了。”江山说，他感觉越来越累，晚上8点下班，开始还去网吧打打游戏，现在则直接回宿舍洗洗就睡觉，江山说，时间长了，连买报纸的心情都没有了。
在“科学细分”的生产环节、生活环节共同作用下，富士康实现了爆发式增长，工厂规模不断扩大。
1988年在深圳建厂后，富士康迅速壮大，目前在深圳地区的员工人数达到42万人，在中国大陆地区的总员工数则已超过80余万。
这种细分的生产环节、生活环节，在富士康被称为效率。它其实早有一个名字，叫“泰勒主义”。其精髓就是把作为管理对象的“人”看作是“经济人”，利益驱动是该理论用以提高效率的主要法宝。
工业化冷漠
柳江和南钢是很好的朋友，但到一个工厂工作后，两人的见面次数并没有增加。柳江说，我们和同宿舍的人几乎不怎么说话，我和南钢也最多只能一周见一次面。
在效率的背后，存在一个巨大的问号：在富士康，人是什么？
“我觉得这里没意思，学不到任何东西。”重庆人姜明说。他中专学历，在富士康，他每天机械地做着重复的几个动作。这也是富士康大多数普通员工的工作状态。
在富士康龙华园区，有一家小书店。店里的员工说，这里畅销的一直是《全中国最穷的小伙子发财日记》之类的书。“许许多多的农民工抱着青春的梦想进入了富士康，却发现自己几乎看不到任何晋升的机会，看不到梦想在实现。”对劳动密集型企业曾做过深入了解的广东观察人士萧南周说。
他说，在很多劳动密集型企业，人只是实现企业生产目的的工具。
在富士康，员工的宿舍是随机安排的，进来一个安排一个。在富士康，同一个宿舍有一部分人上白班，一部分上夜班，所以经常的情况是说话也要压低嗓门。“这里只是一个睡觉的地方。”张瑶说。
富士康的普工占到员工总数的85%以上。在这个全球最大的电子产业专业制造企业中，普工们是流水线上的一颗螺丝钉，他们的生活被一再规范化一再简化，最终“睡觉、工作、吃饭”几乎成了生活的全部。“有时候觉得自己每天做的事情太少，太重复了。”江山抱怨说。
所有的这一切，服从的只有一个逻辑：效率。
效率的逻辑同样体现在一些不为人留意的细节中。5月14日，富士康今年的第十场励志晚会。这是专为入职不到3个月的新员工准备的晚会。4月份开始，富士康龙华园区几乎每周都有一次这样的活动。在这场励志晚会上，很多“90”后员工看到一半就想退场。“不许出去！”门口几个保安粗暴地喊话，随即拿着一根棍子拦在了门口。
“保安就是这样的。我们出门的时候，都会做一些检查，有时候是很粗暴。”姜明说，时间长了，也懒得和他们发生一些冲突。
对于富士康而言，这可能是一种有效的管理方式，但其中潜藏的含义是，这里需要尊重的似乎仅是秩序。
萧南周认为：“对效率与秩序的过度尊重会导致人的生活被肢解，这在富士康有明显的表现。这也是导致员工‘异化感’增强的重要原因。”
“这是一种病态，‘工业化冷漠’。他们感觉不到成就、尊重，只有挫折与疲惫，他们不愿意关心他人。”萧南周说。
“这样严重的恶行只能产生被恶所奴役的结果。这是很自然的事。一切造物中最崇高的、最少触及的部分——时间——被压进了肮脏的商务利益的网里。这样，不仅仅是创造，而首先是创造的组成部分的人被玷污、被侮辱。”卡夫卡痛恨泰勒化的生活。
“我们只能呼喊、磕巴、喘息。生活的流水线把一个人载向某个地方，人们不知道被载向何方。人与其说是生物，还不如说是事物、物件。”卡夫卡的痛力透纸背。
被肢解的梦想
柳江想，跳楼的话，怎么也不会是南钢啊。
5月21日凌晨，南钢从富士康龙华园区的F4栋楼跳了下来，成为富士康今年“第十跳”的主角，“怎么可能呢？”柳江一直在问自己，他上次见南钢是在16日，上一个星期天。
过年来的时候，南钢曾不经意和柳江说起，老家的女朋友今年不出来了。这意味着，他们的婚事要“黄了”，“但南钢是性格很活泼很外向的人啊，怎么会做出这样的选择呢？”柳江这些日子反反复复地自问。
没有人知道南钢究竟为什么选择了轻生。
但是在富士康，每天都有很多人辞职，背上行囊离开这个当初他们甚至要托人走关系才进得来的“工业帝国”。“普工的月离职率在4%~5%，这数据略显偏高。”富士康科技集团PCEBG人力资源部资深副理万红飞表示，这相当于一个月100个人中就有5个人离职。整个行业普工的离职率正常情况下一年在20%左右，而富士康的离职率在50%左右。
“去年进来的人里面，走了有一半了。”柳江说，宿舍走了几个他倒没留意，只顾回去睡觉，大家日夜颠倒，有时候舍友没有回来睡觉都不会发觉。
“富士康系列自杀事件后，一些学者在说新生代农民工的精神危机。其实这和是不是新生代没有关系，工业社会在进化，生存环境变了，人的精神状态当然在变。不管出于什么诱因，最根本的是，在这里，青春的梦想被一道道细分的程序所肢解。企业需要在追求效率的同时营造员工的交往空间、发展空间，这是人的基本需求。”萧南周说。
在富士康周围，有一些网吧，很多青年工人在上网。他们打着游戏，对生活做“暂时的躲避”。姜明就曾经沉迷过网吧，“每天一下班就去外面的网吧上网，有时候连续通宵，发现身体吃不消了就不去了。”
打游戏只是其中的一种，在富士康周边的一些网吧中，电脑里都下载好了一些色情电影，也有人沉溺其中甚至不能自拔。
富士康国际是富士康十余个事业群中的一个。财报表明，2009年富士康国际营收72.14亿美元，利润3900万美元。
富士康这个“工业帝国”每天都在创造庞大的财富。但这些财富，只代表了企业的兴衰，它和柳江、姜明、江山，和任何一个富士康的普工没有任何关系。柳江他们的价值，就是那每个月不到2000元的薪水。
“深圳，你不是我的天堂。”一名富士康的员工在QQ空间里写道，她的校友、毕业于湘潭大学的卢新跳楼身亡。每个人都在怀疑自己，然后继续肯定自己，谁也不知道，到底是什么，把他们逼向了万劫不复的深渊。自杀者卢新的QQ签名是：或许，一切都还有转机的。但卢新最终放弃了自己。他在日记中说：“现在我的人生第一步就走错了，很迷惘……”
但所有的场景都在继续，他们已经看不到了。在深圳龙华东环二路富士康科技集团南门口，将近30摄氏度的高温之下，每天还是有超过2000人在排队求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