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陈小瑛 深圳报道
到底什么力量能接连夺去年轻的生命？而夺去生命的地方又是这些年轻人趋之若鹜的“名牌”大企业。拥有80万大军的富士康工厂有着用任何经济学和社会学都很难界定的谜团。
从5月29日开始富士康一直停止招工，《华夏时报》记者曲线进入富士康两天，直击了富士康园区工人的工作和生活状态，试图寻找答案。
底层“机器人”
6月2日早上7点半，灰暗的天空下起了小雨，在富士康北门口、南门口，没有撑伞的员工，快速穿梭着，匆匆走出去的是上夜班的工人，进来的则是赶去集合上白班的。
当路过园区的宣传栏，以及贴着公告的墙边时，尽管行走匆匆，工人们还是不由地停了下来，这是两份最新的公告：一是加薪，普工基本工资每月从900元加到1200元，线长、组长在现有工资基础上增加30%；二是凡自杀导致伤亡的，富士康不再另行赔偿任何抚恤金。
工人们迅速用手机计算着加薪后的每小时加班工资，一个月能拿到多少钱。仔细看完公告的每一个字后，纷纷走向工厂楼下门口，等待着组长来集合，统一8点上工厂线。
在G区某栋的五楼流水线厂房里，是由mac金属加工厂管制的课，一开紧闭的大门，一股难闻的气味扑鼻而来，普工们戴着口罩和手套，在各自的机器前，洗刷着一种金属片，流水线的工作机械简单而不停地重复着。
中午11点半，员工们开始涌向离工厂最近的食堂，G宿1的一楼食堂，可以选择4.5元的三菜一汤，包括花菜、豆腐肉末以及包菜，还有一碗西红柿蛋汤，也可选择7元的大餐，鸡肉、萝卜炖肉、豆皮，外加一碗甜汤和一块西瓜，每个餐厅一般一周更换一次菜谱。
记者在餐桌上，听到有工人说：“这几天的菜里面多了一点油水。”
在园区各个小卖部里，一块钱一杯的可乐和三块钱一桶的方便面是最受欢迎的，在食堂没吃饱的员工大多会到小卖部泡方便面换口味、填肚子。
技术工比普工的操作难度稍大一点，底薪也比普工高两百元以上不等，在G17栋一楼车间里，其中一台机器的技术工整整一天就在打磨着一个个发电的废铜材料，用手摇着铣床，从左到右摇四圈，然后再从右到左摇四圈，每次只能磨出几根铜丝，当机器磨铜的时候，摇铣床就要加大力气，每一个废铜都需要打磨四五次才能磨平，技术工每摇动一次铣床，手就变得更黑了。
简单而重复的工作虽然乏味，但他们似乎已经习惯了这种整天面对机器的日子，来这里就是赚钱回家的。
高流动性作怪
午饭后，G宿2旁边的吸烟区里，挤满了穿着黑色和白色厂服的男青年，有的坐在凳子上，有的蹲在大树下。中午连吃饭带休息只有一个小时的时间，他们来不及回园区外宿舍，只能伏在桌子上小睡一会。
一个个独立的身影边抽烟，边把玩着手机，虽然工资不高，但普工用的手机档次都挺高，很多是带多媒体的上千元品牌手机。因为除了吸吸烟玩玩手机，这样的场合这样的时间实在找不到别的消遣了。
一名22岁的河南男孩坐在餐桌前，将手机音乐声音调到了最大，还不时传出QQ的信息声，他告诉记者，每天会从手机上看看新闻，在一个小时的时间里，他能放松的方式只有玩手机，同他熟悉的朋友在网上聊天。
而晚上下班后的活动，基本上就是睡觉。G区1栋女工宿舍，没有电视，没有电脑，8人一间的房子里面附带着冲凉房和卫生间，房间装有一部电话和两台吊顶风扇，四个上下铺看起来有点拥挤，但东西少并不显得凌乱。
他们活动的范围就是从厂区到最近的餐厅，再到宿舍，三点一线的生活很有规律，每天在不到一千平方米的范围内移动着，即使每月每个员工在电脑房有4个小时的免费上网时间，园区也有游泳池、有娱乐场所，还有相亲的节目，但每天加班到晚上8点或者8点半后，工人很少去参与娱乐活动，只等周末外出的那一天。
记者碰到的很多年轻人都是刚来几天到几个月，做满一年以上的很少。在这里，没人去管身边的人过得如何，因为他们来自不同的地方，过高的流动性，也让他们没有时间、没有机会去同身边的人做深入交流，谁也不敢轻易把陌生人当朋友。
一个超级大社区
事实上，富士康的配套设施并不缺乏，体育馆、大学楼、医院、超市等，生活必需品该有的都有，企业出现问题的根源到底在哪？为什么同是代工企业，唯有富士康出现了这样的连环自杀事件，这也是社会专家和富士康自身没有弄明白的地方，目前的探讨仅仅停留在假设和猜测的层面上。
而高僧的作法显然只能落个心理安慰。
富士康龙华园区近2.3平方公里，人口总数达到30万，人口密度高于深圳平均数，甚至比一般县城人口多，但富士康却更像一个独立的小王国，政府没有参与其中，整个园区仅有一个警务室，原来只有不到十位民警，在近期出事才临时调配共计20余个人前来执勤。
现在走进富士康园区，各个大楼的窗户和外墙二楼以上，工人们都在修防护网，富士康想用7米宽的网来防止员工跳楼，这些表面上的防范，能否彻底制止悲剧发生，尚不知。
有专家认为，富士康园区没有老人和小孩，大部分是80后、90后的年轻人，没有家庭，没有太多的亲朋关系，甚至互相之间没有恩怨；有的只是上下级，是贫富差距，是三点一线，是重复简单劳动的机器人，是挣钱回家的过客，是每天相见的陌路人。如此庞大却又独特的社区已脱离了正常的社会学范畴。
“40个1万人的工厂，与一个40万人的工厂管理完全不同，最后暴露的问题也就不同。”北京大学社会学教授于长江6月4日对《华夏时报》记者说。
油松派出所派驻在富士康园区的警务室一位警官告诉本报记者，富士康其实也是按照社区管理模式在做，宣传处、工会、医疗等一切配套都有，但问题是，富士康员工流动性非常大，只能按暂住人口方式管理，而不是常住人口，一般的社区服务功能流动员工也享受不到。
“生活单调也是现实的问题，普工工资低，只能去网吧上网，不可能去KTV、健身房放松。”上述警官对记者说。
于长江认为，企业按社区管理模式也可能不合适，上世纪80年代，国营企业都是按社区管理的模式来做，但最后都经营不下去，因为社区管理不是讲究效率第一，只是完成生产目标。企业管理讲究的是低成本、高产出。富士康是一个企业，只要它不违反法律，政府可以不插手管理。
“现在的问题是需要从个案开始调研，先诊断，后下药，配套设施都有，关键是有没有执行，需要时间去调查。”于长江对记者表示，富士康情况特殊，没有去调研，无法下结论。
(责任编辑：陈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