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理环境决定论
地理环境决定论 determinism of geographical environments
主张地理环境在人类社会生活和社会发展中起决定性作用的社会学流派。又称地理学派。早在古希腊时期，地理环境决定社会现象的思想就已萌生。在中世纪，阿拉伯思想家和历史学家伊本哈尔顿也力图证明地理环境对社会生活的作用。在资本主义形成和发展时期，资产阶级学者进一步发展了地理环境决定社会发展的思想，以反对宗教关于社会生活规律具有神创性质的观点，论证社会制度的世俗起源和正在巩固中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自然性。16世纪的法国思想家J.博丹认为地理环境决定民族性格、国家形式和社会进步。18世纪法国启蒙思想家C.de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1748）一书中，详尽而系统地发挥了关于地理条件、气候影响各民族人民的生活、习惯，影响各国经济乃至政治制度的思想。
19世纪中叶，作为一种自然主义思潮的地理环境决定论已广泛地深入到历史学、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和人类学等学科。英国历史学家H.T.巴克尔在两卷本的《英国文明史》(1857～1861)一书中认为，食物、气候、土壤和“自然界总貌”，是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因素。他将文明发展不平衡的原因归诸自然界，认为社会不平等是合乎自然的。德国地理学家、人种志学家F.拉采尔和美国地理学家E.亨廷顿都强调地理位置、气候对人类文明形成与发展的作用。亨廷顿在《亚洲的脉搏》(1907)、《文明与气候》(1915)、《文明的主要动力》(1945)等书中，作出了中亚地区人类群体衰退解体是由气候造成的，欧洲地区的气候最适合人类活动等论断。
地理环境决定论对于社会学摆脱宗教神学的影响和探索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性，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它把自然界与社会的相互关系完全归因于自然条件的决定性作用，把社会发展及人的活动单纯地看作是对自然界的适应，把社会发展的动力归因于社会之外的自然界，认为人的体质、心理状态、人口和民族分布、智力的高低、经济的盛衰、国家的强弱、社会的发展，乃至社会问题的多寡和种类、宗教信仰、婚姻家庭形态都受地理环境的控制和支配。这就完全抹煞了作为社会行动主体的人的主观能动性。20世纪20年代，脱胎于地理环境决定论的地缘政治学，进一步鼓吹“优等民族”有权占有“生存空间”和建立“新秩序”，成为法西斯主义对外侵略扩张政策的理论根据。
确认自然条件（即地理环境）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因素的一种思潮。简称“决定论”。即以自然过程的作用来解释社会和经济发展的进程，从而归结于地理环境决定政治体制。这一论点曾广泛流行于社会学、哲学、地理学、历史学的研究中。萌芽于古希腊时代，希波克拉底（Hippocrates）认为人类特性产生于气候；柏拉图（Platon）认为人类精神生活与海洋影响有关。公元前4世纪亚里士多德（Aristoteles）认为地理位置、气候、土壤等影响个别民族特性与社会性质；希腊半岛处于炎热与寒冷气候之间而赋予希腊人以优良品性，故天生能统治其他民族。这些论点无法解释当时希腊半岛各民族的历史进程，但却影响深远。16世纪初期法国历史学家、社会学家博丹（Jean Bodin）在他的著作《论共和国》中认为，民族差异起因于所处自然条件的不同；不同类型的人需要不同型式的政府。近代决定论思潮盛行于18世纪，由哲学家和历史学家率先提出，被称为社会学中的地理派，或历史的地理史观。法国启蒙哲学家孟德斯鸠（Mon-tesquieu） 在《论法的精神》一书中，将亚里士多德的论证扩展到不同气候的特殊性对各民族生理、心理、气质、宗教信仰、政治制度的决定性作用，认为“气候王国才是一切王国的第一位”，热带地方通常为专制主义笼罩，温带形成强盛与自由之民族。这些论点对照欧洲中古以来近代政体沿革也难于自圆其说。1881年英国历史学家巴克尔（H.T.Buckle）在《英国文明的历史》一书中认为个人和民族的特征服从于自然法则。哲学与物理学中的机械决定论思潮亦给地理学中的决定论以有力的推动。这种从外部自然条件中寻找人类社会发展根本动因的荒谬的外因论，在当时却起着积极的进步作用。启蒙运动的思想家用地理唯物主义反对唯神史观，以地理环境特点说明君主专制制度的不合理性；这一特定时期的历史作用也决定了这一思潮的广泛影响。传统的地理学家们程度不同地受到决定论思潮的影响，如洪堡写道：“我要努力证明自然条件对道德和人类命运的经常的、无所不在的影响。”李特尔认为由于英国“位置在众港湾从各方面包围的中央，所以自然地成为海洋的统治者。”第一个系统地把决定论引入地理学的是德国地理学家拉采尔（F. Ra-tzel），他在《人类地理学》一书中机械搬用达尔文生物学观念研究人类社会，认为地理环境从多方面控制人类，对人类生理机能、心理状态、社会组织和经济发达状况均有影响，并决定着人类迁移和分布。因而地理环境野蛮地、盲目地支配着人类命运。这种环境控制论思潮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里，成为欧美地理学的理论基石。在德国地理学界中，宣扬并推崇这一理论的有赫特纳、魏格纳（A.Wegener）、施吕特尔（O. Schlter）等。拉采尔的学生地理学家辛普尔（E.C.Semple）将这一思潮宣扬于美国，在《美国历史及其地理环境》、《地理环境的影响》等书中一再加以发挥，认为人类历史上的重大事件是特定自然环境造成的。美国地理学家亨丁顿（E. Huntington）于1903～1906年间在印度北部、中国塔里木盆地等地考察后发表《亚洲的脉动》一书，认为13世纪蒙古人大规模向外扩张是由于居住地气候变干和牧场条件日益变坏所致。1915年他又出版《文明与气候》，创立了人类文化只能在具有刺激性气候的地区才能发展的假说。1920年他在《人文地理学原理》一书中，进一步认为自然条件是经济与文化地理分布的决定性因素，受到了巴罗斯（H.H.Bar-rows）的抨击。在20世纪20年代，从地理哲学角度看，决定论已非地理学的唯一基础，露骨的地理环境决定论思潮已渐趋没落，随后为索尔的文化景观论以及与法国人地关系中的或然论相孪生的美国的地理调节论所冲击；后者由于仍然渗透着许多决定论观点，陷入理论上的软弱性，因而不能从实质上否定决定论。有深刻社会背景和影响的“地理环境虚无论”、“地理环境不变论”以及“文化决定论”思潮，均力图取代自然决定论。正确地阐明地理环境对人类社会发展的作用，有助于发展地理学理论研究和指导实践应用。毫无疑问，主宰人类社会历史演变的是其固有的内在规律；地理环境是社会发展的客观物质条件而不能上升为主导的或决定性的因素。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说过，封建社会之解体与资本主义的产生是一个合乎逻辑的过程，“并非自然的恩赐”。但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也或多或少地受到地理环境的影响。当人类社会活动与地理环境发生联系并能加以利用与改造时，才能显示其特性并对社会发展产生加速或延缓的影响。社会发展阶段越古老，人类对地理环境的依赖性越大；即使在原始阶段，社会发展速度也并非与地理环境优越性程度成正比。地理环境与人类社会均处于不断运动变化而又相互影响、相互制约之中。走向另一极端主张无视地理环境和随心所欲地践踏地理环境的地理环境虚无主义，均与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相违背，也必然在实践中碰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