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说从舜时开始，衣裳就有“十二章”之制。按汉代大儒孔安国的说法，十二章就是十二种图案即：日、月、星辰、山、龙、华虫（即雉）、藻（水草）、火、粉、米、黼（斧形）、黻（形）。天子之服十二种图案都全，诸侯之服用龙以下八种图案，卿用藻以下六种图案，大夫用藻火粉米四种图案，士用藻火两种图案。上可以兼下，下不可以兼上，界限十分分明。这些图案的意义，古人说法也不一致，估计和古代巫术有关。“日”、“月”、“星辰”代表天，“山”古人认为是登天之道，历代皇帝都要到泰山去封禅，因而这四种图案是皇帝独用的。“龙”是王权的象征，“华虫”近于凤，这两种图案按先秦古制是天子、三公诸侯才能用的，天子用升龙，三公诸侯只能用降龙。而平民穿衣，则不准有文饰，被称为白衣，所以后来称庶民为白丁。
历代官服上的等级标志标记不尽相同。“十二章”古制后来被改革掉了。如明代官员的公服用花来表示。一品官用圆径五寸的大独科花，二品用三寸的小独科花，三品用二寸没有枝叶的散花，四品五品用一寸半的小杂花，六品七品用一寸的小杂花。八品九品没有花，大约就是上海俗语所谓的“呒啥花头”了。这是上朝奏事、谢恩时穿的。官员平时办公穿的常服图案又有不同：文官一律用鸟类来区别等级高低，一品仙鹤，二品锦鸡，三品孔雀，四品云雁，五品白鹇，六品鹭鸶，七品，八品黄鹂，九品鹌鹑；武官一律用兽类来划分上下不同，一品二品狮子，三品四品虎豹，五品熊罴，六品七品彪，八品犀牛，九品海马。这倒真应了旧时文武百官无非都是皇帝羽翼爪牙之说了。除此之外，冠饰、束带、佩带物等等，在在都以不同形制作等级之分。如清朝冠顶上东珠的多少有无，宝石的颜色大小，从皇子亲王到七品芝麻官，都按身份的尊卑贵贱有严格的规定。八品以下，珠也没有，宝石也没有，只是个光顶子。
考补服之源头，可上溯至元代。在内蒙古正蓝旗羊群庙出土的元代石雕上，所画人像即有着花卉图案者。同时，在一些元代墓葬中也曾发现不少具有方补形式之元代织物，似可视为补服之滥觞。但至今尚未发现此类图案作为补服而用于官员服饰的实物证据，且此类方补多以花卉为图案，与后来作为官阶标志的动物图案大不相同。
作为真正可表官位、明身份之补服，乃定型于明代。据《明史?舆服志》，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定，官吏所着常服为盘领大袍，胸前、背后各缀一方形补子。文官绣禽，以示文明；武官绣兽，以示威猛。一至九品所用禽兽尊卑不一，藉以明贵贱、别官品也。文官者：一品仙鹤，二品锦鸡，三品孔雀，四品云雁，五品白鹇，六品鹭鸶，七品鸂鵣，八品黄鹂，九品鹌鹑，杂职不入流者为练雀；武官者：一品、二品狮子，三品、四品虎豹，五品熊罴，六品、七品彪，八品犀牛，九品海马；都御史、副都御史、各道监察御史、给事中等风宪官为獬豸（神羊）。除此之外，尚有皇帝作为赐服，特恩授予特定人物之赐补，为斗牛和飞鱼两种。自此，文武百官升堂办案，上殿面君，皆伴飞禽走兽于胸前身后，或可视为乃应验“殿陛之间，禽兽食禄”之谶语乎？而当时却绝无“人面兽心”之讥。似可表明中国古代“众生平等”、“六世轮回”等佛学理念之深入人心。
就明清两代出土及传世的各式官补而言，其制作面料及方法大抵有织锦、刺绣和缂丝三种。明代早期之官补尺寸较大，制作精良；而后期因财政见绌，则工艺粗糙，质地拙劣。明代文官补服图案皆用双禽，比翼而飞，相应成趣；而武官则用单兽，或蹲或立，威风凛凛。时至清代，虽有“清承明制”之目，但又“参汉酌金”，对成制多有损益。就补服而论，区别亦十分明显。清代文武官员服制除将乌纱官帽换成顶戴花翎、官服大襟换成对襟之外，其补子图案亦有所更张。如文官图案只用单只立禽，形影相吊；而各品级所用动物亦略有区别。据《清会典事例?冠服通例》，满汉官员着补服始于后金天命六年（公元1621年），当时诸制草创，官员皆授武职。都堂、总兵官补服为麒麟，参将、游击为狮，千总为彪。入关后，逐渐与明制接轨，但亦小有调整。其定制为：一品仙鹤，二品锦鸡、三品孔雀，四品文雁，五品白鹇，六品鹭鸶，七品鸂鵣，八品鹌鹑，九品练雀；而武官仍用单兽，茕茕孑立。其规定为一品麒麟，二品狮，三品豹，四品虎，五品熊，六品、七品彪，八品犀牛，九品海马。未入流制视同九品。可视其为不同民族文化体系间交流、碰撞，最终合二为一的典型过程。
明清官员所用补服形状皆为方补。明代官服前片为大襟，故补服图案前后皆为整片。而与明代相较，清补图案尺寸小而简拙，虽亦前后成对，但前片乃对开，后片则仍为整片，略与明同。考其原因，乃满族先世乃倚渔猎为生，服装源于关外“胡服”，易于穿脱，便于行动也。而前片官补恰好位于清代官服之胸前，为解决纽扣解、系之劳，只能将前片一分为二。
明清两代，受诰封之命妇（一般为官吏之母、妻）亦备有补服，主要穿着于庆典朝会或吉庆场合。其所用补服纹样与其子或夫之官品图案相同。而女补之尺寸却比男补略小，以示男尊女卑。另，凡武职官员之母、妻，其补服图案例不用兽而用禽，与同品文官补服图案同。乃象征女子以娴静为美，优雅为上，不需尚武而舞爪张牙也。
中国传统社会素以等级森严为主要特点，但历朝历代总不乏试图逾越等级之辈。在明清时期，官补制度虽规定甚详，但以下僭上、以贱充贵之事屡见不鲜。尤其是明代，创制伊始，补服图案曾多次更定，特别是中后期，违制现象屡有发生，冒滥之事在所难免。逾制者多为武官，拥兵自重，朝廷往往视而不见，听之任之。因此，明代墓葬出土之官补与墓主身份多不一致，但皆低品就高品，而绝无高品而着低品者。
据说从舜时开始，衣裳就有“十二章”之制。按汉代大儒孔安国的说法，十二章就是十二种图案即：日、月、星辰、山、龙、华虫（即雉）、藻（水草）、火、粉、米、黼（斧形）、黻（形）。天子之服十二种图案都全，诸侯之服用龙以下八种图案，卿用藻以下六种图案，大夫用藻火粉米四种图案，士用藻火两种图案。上可以兼下，下不可以兼上，界限十分分明。这些图案的意义，古人说法也不一致，估计和古代巫术有关。“日”、“月”、“星辰”代表天，“山”古人认为是登天之道，历代皇帝都要到泰山去封禅，因而这四种图案是皇帝独用的。“龙”是王权的象征，“华虫”近于凤，这两种图案按先秦古制是天子、三公诸侯才能用的，天子用升龙，三公诸侯只能用降龙。而平民穿衣，则不准有文饰，被称为白衣，所以后来称庶民为白丁。
历代官服上的等级标志标记不尽相同。“十二章”古制后来被改革掉了。如明代官员的公服用花来表示。一品官用圆径五寸的大独科花，二品用三寸的小独科花，三品用二寸没有枝叶的散花，四品五品用一寸半的小杂花，六品七品用一寸的小杂花。八品九品没有花，大约就是上海俗语所谓的“呒啥花头”了。这是上朝奏事、谢恩时穿的。官员平时办公穿的常服图案又有不同：文官一律用鸟类来区别等级高低，一品仙鹤，二品锦鸡，三品孔雀，四品云雁，五品白鹇，六品鹭鸶，七品，八品黄鹂，九品鹌鹑；武官一律用兽类来划分上下不同，一品二品狮子，三品四品虎豹，五品熊罴，六品七品彪，八品犀牛，九品海马。这倒真应了旧时文武百官无非都是皇帝羽翼爪牙之说了。除此之外，冠饰、束带、佩带物等等，在在都以不同形制作等级之分。如清朝冠顶上东珠的多少有无，宝石的颜色大小，从皇子亲王到七品芝麻官，都按身份的尊卑贵贱有严格的规定。八品以下，珠也没有，宝石也没有，只是个光顶子。
考补服之源头，可上溯至元代。在内蒙古正蓝旗羊群庙出土的元代石雕上，所画人像即有着花卉图案者。同时，在一些元代墓葬中也曾发现不少具有方补形式之元代织物，似可视为补服之滥觞。但至今尚未发现此类图案作为补服而用于官员服饰的实物证据，且此类方补多以花卉为图案，与后来作为官阶标志的动物图案大不相同。
作为真正可表官位、明身份之补服，乃定型于明代。据《明史?舆服志》，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定，官吏所着常服为盘领大袍，胸前、背后各缀一方形补子。文官绣禽，以示文明；武官绣兽，以示威猛。一至九品所用禽兽尊卑不一，藉以明贵贱、别官品也。文官者：一品仙鹤，二品锦鸡，三品孔雀，四品云雁，五品白鹇，六品鹭鸶，七品鸂鵣，八品黄鹂，九品鹌鹑，杂职不入流者为练雀；武官者：一品、二品狮子，三品、四品虎豹，五品熊罴，六品、七品彪，八品犀牛，九品海马；都御史、副都御史、各道监察御史、给事中等风宪官为獬豸（神羊）。除此之外，尚有皇帝作为赐服，特恩授予特定人物之赐补，为斗牛和飞鱼两种。自此，文武百官升堂办案，上殿面君，皆伴飞禽走兽于胸前身后，或可视为乃应验“殿陛之间，禽兽食禄”之谶语乎？而当时却绝无“人面兽心”之讥。似可表明中国古代“众生平等”、“六世轮回”等佛学理念之深入人心。
就明清两代出土及传世的各式官补而言，其制作面料及方法大抵有织锦、刺绣和缂丝三种。明代早期之官补尺寸较大，制作精良；而后期因财政见绌，则工艺粗糙，质地拙劣。明代文官补服图案皆用双禽，比翼而飞，相应成趣；而武官则用单兽，或蹲或立，威风凛凛。时至清代，虽有“清承明制”之目，但又“参汉酌金”，对成制多有损益。就补服而论，区别亦十分明显。清代文武官员服制除将乌纱官帽换成顶戴花翎、官服大襟换成对襟之外，其补子图案亦有所更张。如文官图案只用单只立禽，形影相吊；而各品级所用动物亦略有区别。据《清会典事例?冠服通例》，满汉官员着补服始于后金天命六年（公元1621年），当时诸制草创，官员皆授武职。都堂、总兵官补服为麒麟，参将、游击为狮，千总为彪。入关后，逐渐与明制接轨，但亦小有调整。其定制为：一品仙鹤，二品锦鸡、三品孔雀，四品文雁，五品白鹇，六品鹭鸶，七品鸂鵣，八品鹌鹑，九品练雀；而武官仍用单兽，茕茕孑立。其规定为一品麒麟，二品狮，三品豹，四品虎，五品熊，六品、七品彪，八品犀牛，九品海马。未入流制视同九品。可视其为不同民族文化体系间交流、碰撞，最终合二为一的典型过程。
明清官员所用补服形状皆为方补。明代官服前片为大襟，故补服图案前后皆为整片。而与明代相较，清补图案尺寸小而简拙，虽亦前后成对，但前片乃对开，后片则仍为整片，略与明同。考其原因，乃满族先世乃倚渔猎为生，服装源于关外“胡服”，易于穿脱，便于行动也。而前片官补恰好位于清代官服之胸前，为解决纽扣解、系之劳，只能将前片一分为二。
明清两代，受诰封之命妇（一般为官吏之母、妻）亦备有补服，主要穿着于庆典朝会或吉庆场合。其所用补服纹样与其子或夫之官品图案相同。而女补之尺寸却比男补略小，以示男尊女卑。另，凡武职官员之母、妻，其补服图案例不用兽而用禽，与同品文官补服图案同。乃象征女子以娴静为美，优雅为上，不需尚武而舞爪张牙也。
中国传统社会素以等级森严为主要特点，但历朝历代总不乏试图逾越等级之辈。在明清时期，官补制度虽规定甚详，但以下僭上、以贱充贵之事屡见不鲜。尤其是明代，创制伊始，补服图案曾多次更定，特别是中后期，违制现象屡有发生，冒滥之事在所难免。逾制者多为武官，拥兵自重，朝廷往往视而不见，听之任之。因此，明代墓葬出土之官补与墓主身份多不一致，但皆低品就高品，而绝无高品而着低品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