纳兰性德（１６５５—１６８５），原名成德，字容若，号楞伽山人。是我国清初著名词人，在中国文学史上也是一位有一定影响的少数民族作家。在他短暂的生涯中，创作了大量作品，其中最著名的有《通志堂经解》，这是一部共计一千七百九十二卷，包括宋元以来一百四十余种解释儒家经典的煌煌巨著。另有一部《通志堂集》，这是他去世后由他的好友徐乾学于康熙三十年（１６９１）辑刻的他一生主要所作诗、词、赋、散文、经律、杂文等诸多文体的文集，我们也正是通过这部为他赢得文坛声誉的文集，才得以充分了解认识到他的文学才能和汉学造诣。对于一位少数民族文人而言已十分难得，是很值得我们重视研究的。
清代是我国历史上封建社会最后一个王朝，由于中原历来都是以中华民族的主体汉族统治为根本，这时却使有众多人口和优秀文化传统的汉族居于被统治地位，因此清建国伊始，满汉矛盾就特别尖锐。到顺治去世康熙即位时，表现的更是空前激烈，大有使清政权一触即溃的可能。面对如此严峻的局面，康熙表现得异常沉着冷静，当他十四岁开始亲政时，立即着手解决当时威胁最大的隐患。首先他铲除了以鳌拜为首的内部保守集团。接着又展开了平息以吴三桂为首的“三藩之乱”的战争，表现出少有的雄才大略和政治成熟。与此同时，还制定并推行了一系列治国安邦大计，颁布了许多恢复和发展经济的法令，短短十数年就使饱受战乱的社会经济基本得到恢复，逐渐出现繁荣景象，使个人的统治地位也得到加强。
这时的康熙清醒意识到，靠武功征伐打下的江山必须要用“文治”手段加以巩固。作为以夷入夏的关外游牧民族，在如此辽阔的国度里，面对众多民族组成的社会大家庭，因此，妥善解决和处理好民族的关系，就成为满清政权能否稳固长久的关键，是急需解决的首要问题。康熙听取各方面意见，仔细研究了古今中外历史经验，并特别借鉴了元蒙覆灭的教训，经过深思熟虑和反复权衡，他最后采取了清承明制，因袭汉族成法的决策，并把满族固有的统治思想与儒家思想这一统率了中华民族二千多年的文化精神结合起来，形成新的治国纲领。康熙本人对汉族传统文化也十分热爱并具有相当的造诣，对儒家经典更是十分精通。早在清武力统一中国基本结束，确立团结重用汉族地主阶级知识分子，以儒家思想为治国方针时，他就开始重视儒学的作用。在１６６４年他南巡时，就绕道专程去曲阜祭孔，在孔庙书题了“万世师表”匾额，还亲行三跪九叩大礼。在学习考察儒学源流后，确认程朱理学是“可以上承孔子之传”②的学说，下旨把朱熹的牌位从孔庙东原升到大成殿。在宫中专门设立南书房，恢复经筵日讲。还重用理学名士，组织学者专门编纂《朱子大全》《性理精义》等著作，并编辑出版了到今天仍发挥作用的《康熙字典》、《佩文韵府》等汉文工具书。他的这种种作法，充分表现了他尊儒崇经，发扬汉文化的态度和决心，对于满汉团结和融合也起了重大作用。
纳兰性德作为活动于这一时期的文人，在他个人的文学创作，家庭背景、学识经历等方面是引人注目的，在康熙的统治特别是在对待汉族文人的政策中所起的作用，也是不容低估的。他生于顺治年间却长于康熙朝代。出身于满族一个贵族家庭，隶属正黄旗，父亲明珠是权倾朝野声威显赫的著名官僚，曾任康熙的内务总管，弘文院学士，后又历任兵部尚书，吏部尚书，直至武英殿大学士累加太子太师。康熙即位时他虽年仅七岁，但已表现出对汉文化的浓厚兴趣且聪颖过人，读书过目不忘。十七岁入太学就读，十八岁乡试便中了举人，次年会试虽因“寒疾”功亏一篑，但三年后再试便高中二甲第七名，被康熙授予了“殿前三等侍卫”，不久即升为“二等”，随即又擢入“一等”，在短时期内能连连提升，也可谓仕途顺利了。但我们通过他的成长历程却不难看出他的天资聪慧、才华横溢的天赋和所具备的学术水平，同时也不难理解从他的脱颖而出所体现的统治阶级的政治需要。这年是康熙十五年（１６７６），虽然距清开设科考已有十年了，可全国各族尤其是汉族知识分子对参加科考谋取出身，大多数人还是并不热心也不踊跃，就是到三年以后的１６７９年，在康熙开设的那场有名的“博学宏词科”的殿试时，不是还有人坚决不来参考或勉强去了也故意不完成卷子吗？这种明显的敌对情绪和不合作态度，使康熙忧心忡忡寝食难安。而纳兰性德以一个出身名门的贵族子弟积极参考，接受选拔，这本身就是对康熙推行科举制度的支持，加上他显赫的名声，就不仅会产生巨大的社会影响，而且对本民族以及各族知识分子都有带动作用和示范效应，有着明显的利用价值，所以他受到康熙重视也是顺理成章的。
徐乾学在清初是一个依附于八旗麾下的著名汉族地主阶级文人的代表，他与纳兰性德关系密切且有师生之谊，就是在他的帮助下，纳兰性德才得以在十九岁那年因“寒疾”未参加会试后，花两年多时间完成了那部《通志堂经解》，我们从纳兰性德临终前与徐诀别：“辱先生不鄙弃，执经左右十有四年，先生语以读书之要，以经史百家源流，如行者得路”③这段话就可看出与徐的关系及所受影响。纳兰性德去世后徐乾学说：“君所交游，皆一时俊异，于世所称落落寡和者，若无锡严绳孙、顾贞观、秦松龄，宜兴陈维艹松，慈奚谷美宸英，尤所契厚。”④这个名单很不完全，实际上不仅人数要多，范围也很广泛，几乎包括了当时汉族地主阶级中的各色代表人物，如有受康熙重用的徐乾元等，有学术上很有成就的朱彝尊等，也有仕途失意甚至困极潦倒的人物。他与他们在一起或吟诗作赋，或饮酒叙谈，渡过了许多美好时光，在《通志堂集》和其它文人的文集中保留下了大量记载活动和吟诵唱和之作。不仅如此，他对有困难的汉族文人也给予过经济或其它方面的帮助。纳兰性德在优越的条件下通过刻苦学习，使他具备了汉文化的广博知识和儒家思想的深厚功底，特别是通过编纂《通志堂经解》，更提高了汉语水平和加深了对儒学精髓的理解，对个人有利是显而易见。
但我们也注意到这部书完成的时间是在康熙铲除鳌拜以后，开始进行平定“三藩之乱”战争的时候，这时满汉矛盾十分尖锐，是清政权最危急的关头。康熙一方面需调集军队进行大规模战斗，另一方面也需要稳定后方局势，因而须尽可能团结汉族地主阶级，防止内乱和离心倾向发展，把他们中的大部分笼络聚集到自己身边，化曾是对抗势力为可利用力量就显得十分重要。他把“尊经崇儒”作为施政纲领，并完全清楚这一举措对汉地主阶级知识分子的号召力，正如鲁迅先生对历代汉族地主的勾勒：“只要尊孔崇儒，便不妨向任何新朝俯首。⑤康熙正是利用这点获得了成功。而纳兰性德这部专门阐释儒家经典的著作在这时刊行，其有意迎合康熙的目的十分明显，其意义也非同一般，不仅内容符合统治者需求，所选时机也恰到好处地适应了时代需要，加上“劝世范文”的功效，它的作者纳兰性德怎么能不受到康熙青睐呢？纳兰性德正是这样以良好家庭背景，个人具有优秀素质，精通汉文化和儒家经典，还有相当文学造诣并与汉族文人交往广泛的贵族青年，自然成为康熙难得的理想可用人才。因此在十多年间，他不仅跟随康熙南巡北视，游幸狩猎，还直接参与政事，为皇帝起草翻译文件诏书，出谋划策，联络汉族文人，公余闲暇在一起还畅叙吟和，深得康熙隆恩眷顾，以致令许多人艳羡不已。然而正当他踌躇满志一欲大展鸿图时，却一病不起。他的早逝，不仅对文坛是一大损失，一位有才华，有前途的词人过早夭逝，足以令人感到痛心和惋惜。但我们也不能不注意到，以他所生活的独特时代，结合其显赫的出身，渊博的学识，达到的即使汉族学者也难有的汉语水平，及个人经历，社会影响，与汉族文人的关系和在康熙政权中地位等多方面因素综合思考，不难得出他在康熙统治政策中所起作用是巨大的。同时他的逝世在政治上形成的损失也是难以弥补的，这点我们从他病重时康熙即倍加关怀，委派御医护理并“亲处方药赐之”，逝世后又遣使赐奠、恤慰有加就可明显看出。康熙推行“满汉团结”的政策是十分明智之举，充分显示了他过人的胆略和胸怀，不仅使满清的统治得到了加强，稳固了个人的地位，也使社会安定经济得到发展，对清王朝能够得以沿续二百多年，也起了重大作用。而纳兰性德作为产生于这个时期的一位特殊文人，不仅个人的日常行为，文学活动与社会发展有关，与康熙的政治统治更是密切相连，所产生的影响，颐起的作用，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是值得我们重视和深入研究的。
看我回答这么多,多少也给我点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