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徒眉生是印尼土生土长的华侨，作为一个“参与创造历史的人”，他从少年时代便在众多历史事件下成长，成为历史镜头内的一员。
1942年，日军攻陷当时为荷兰殖民地的印尼，年仅14岁的眉生跟随父母加入印尼华侨的抗日行动，负责做抗议活动情报的小信差，同一年，他与父母和哥哥分别被日军拘捕入狱。1945年，苏加诺提出著名的“建国五项原则”，印度尼西亚宣布独立，苏加诺成为印尼第一任总编。两年后，19岁的见习记者司徒眉生在一列火车上遇到苏加诺，此后一直到1965年，他逐渐成为苏加诺的私人秘书、私人助理和中文翻译。1955年，深远影响国际政治形势、亚非历史和中国外交关系的亚非会议在印尼万隆召开，中国参与会议原来与眉生“奉命泄密”有很大的关系。1956年，当时只与极少数国家有邦交的中国，邀请苏加诺历史性首次访华，眉生是总统的私人秘书先遣人员和中文翻译。1965年，军人苏哈托发动“九三零政变”，眉生在苏加诺的保护下出走，印尼掀起排华浪潮，眉生辗转定居澳门。1971年，第26届联合国大会表决通过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合法席位并驱逐台湾，眉生曾经充当联大主席印尼外长马利克的顾问，为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问题居中传话，鼓励马利克说:“联大主席每年都有一个，又有几个能被人们记住？……你要想做点事情，只有这一次机会。
因此，读眉生的故事，就像读着一部错综复杂的历史专著。当中有海外华侨抗日的血泪，有后殖民时代的印尼本土发展，有上世纪50年代亚非国家的特殊形势，有中印关系的跌宕起伏，有中国与印尼、与美国、与亚非、与联合国的层层关系，还有40年来的内地与澳门，以及一个个人在历史的关系时刻，在镜头以外曾经发挥过的关键作用。不过，将这些事件串连起来的，绝对不仅仅是眉生的信差工作，还有他的传奇经历与独特人格魅力。
在荷属印尼、日军占领和独立建国时期成长的眉生，中学时期已经是印尼侨界的风云人物。在一个多民族环境长大的他，坚守的是民族平等融合的共建国家精神，勇于提倡华侨华人在印尼要“落地生根”，而不是只谋家乡建设忽视贡献让自己累积财富的社会的“落叶归根”。深深明白“白人至上主义”对亚非人民负面影响的他，对种族和地域歧视深恶痛绝，所以敢于面斥不检查英国人行李而只检查印尼华侨行李的香港海关:“好，我可以打开，但请你记住:如果我今天打开了行李，我保证从明天开始，所有英国人员去印尼，全部的行李都要打开！”
不过，好的故事还需要有好的演绎。本书作者袁厚春做了大量的资料搜集，对众多眉生经历的事件，做了充满现场感的描绘，让人不自觉地置身于历史现场，亲历大时代的众多小细节，这绝对是传记作者的一个典范。
在宏阔的历史舞台上，那些惊心动魄的风云事件背后，除了彪炳一时的政治人物之外，因缘际会，一定还活跃过一些起了重要作用、却不为世人所知的名字。
司徒眉生，就是这样一个人物：他曾通过“闲聊”，穿针引线，促成了中国参加1954年的万隆会议；1971年，流亡澳门的他，又在北京和印尼政治家、时任联合国大会主席的马利克之间牵线搭桥。当年10月，中国重返联合国。
1952年10月17日，印尼首府雅加达的独立宫广场上，首都警备司令部炮兵营的20辆坦克一字排开，炮口对准了总统府，“逼宫”军人威逼总统苏加诺解散内阁。剑拔弩张，一触即发。
僵持一阵后，苏加诺走了出来。他拿起扩音器，宣布撤消幕后指使者陆军参谋长纳苏蒂安的领导职务，他对士兵们说：“现在我以最高统帅的名义要求你们服从命令，撤回营地。”近半个小时的晓以利害后，部队终于同意撤退。一辆辆坦克车从广场撤退，直到最后一个士兵离开，苏加诺转过身来。这时，站在他身边的只有十几个人，除了官员、警卫和工作人员，还有一位华人记者——司徒眉生。而先前闻讯赶来的几十位记者，危急之下，借口到对面的广场上采访，早已离开。
司徒眉生的传记作者袁厚春说，“显然，从这时候起，苏加诺已经把眉生列为忠实知己了。”
此时的司徒眉生24岁，是印尼中间派华文报纸《新报》的记者。但记者身份的他，却有一张随时出入总统府的内部通行证，“凭它哪里都可以去”。此前两年，1950年7月，司徒第一次受邀到总统府参加外事活动，是中国首任驻印尼大使王经叔向苏加诺递交国书。苏加诺邀请司徒的理由，是“应有略通中国事务的人参加，以备不时之需”。活动后，苏加诺对他说，“以后这些活动，特别是和中国相关的，副官都会通知你。”
这距离司徒眉生结识苏加诺已经3年——1947年，苏加诺46岁，“印尼开国之父”，司徒眉生19岁，印尼华文报纸《天声日报》记者。
2006年7月，珠海烈日炎炎，澳门隔水相望。咖啡馆靠窗位置上司徒眉生风趣幽默、恬淡从容。1965年，从印尼逃往澳门，至今已是41年。在这41年里，司徒眉生不时尝试着回答人生的一个假设——如果19岁时没有结识苏加诺。
结识苏加诺
司徒眉生1928年出生于印尼的一个华人家庭，14岁时和母亲刘金瑞被当时占领印尼的日本当局抓去坐牢，后释放出狱。
1947年2月，一列火车从印尼战时首都日惹出发，去往抗荷(荷兰)前线的山城玛琅——由于战事紧迫，印尼共和国最高权力机构“中央国民委员会”决定召开一次扩大会议。这是印尼近现代史上一段重要的行程，被称为“希望之旅”、“精英之旅”。
因一时找不到熟悉规范印尼语的华文记者，19岁的司徒眉生受《天声日报》指派，负责采访这个大会。他是专列上资格最浅、最年轻的旅客，也是仅有的两位华文记者之一。
苏加诺沿着车厢过道和记者们寒暄、交谈，特意在华文记者所在的车厢前多逗留了一会儿。末了，患有眼疾的苏加诺托司徒眉生在雅加达帮他买两瓶眼药水，半开玩笑地说，“回到日惹，可以到我那里找我。”司徒眉生愉快地应承着，但并没有太当真。在19岁的他看来，那仅仅是“客套虚言”，而且“总统可是大人物”。 “眉生”之眉指印度尼西亚西爪哇苏甲巫眉市，那是司徒眉生的出生地。因机缘巧合和见识出众，司徒眉生18岁即被苏加诺赏识，后来成为总统私人助理、中文翻译，并在万隆会议等重大历史事件中发挥了独特的作用。1965年因在印尼“930军事政变”中遭受通缉而辗转来到澳门，自此营商为生，养育子嗣，在澳门度过了近40个寒暑。
1946年，年仅18岁的司徒眉生以实习记者的身份去采访一个会议，在开往玛琅的火车专列上，这个华侨子弟因能以纯正的印尼语阐述自己的政治见解而引起了印尼总统苏加诺的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