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求安学术性问题回答。
古典诗学的二元体系
当前，在中国与世界文化交流日益扩大的影响下，弘扬本民族诗学，实现中国诗学的体系化是文学研究界不容推卸的任务，也是目前需要解决的重大课题。
一个民族的艺术精神乃是民族生命的结晶，它在自己拥有的一切艺术种类当中都应有所体现，所以中国的诗学体系必然地与其他艺术门类之间具有内在的沟通关系，是一种个性与共性的统一。另一方面，艺术精神既然是民族精神的一部分，必然的也会和中国的哲学、道德以及宗教精神等具有一定的联系，这些在诗学体系当中应有不同程度的、或此或彼的反映。
我们认为，中国的诗歌艺术体系是一个二元互补的形态结构，而非一元化系统。实际上中国的诗歌长河确实存在两大主流，一是面向社会的主流，一是面向自然的主流；一偏于外向，另一则偏于内向和自省；从审美态度上说，一倾向于执著，另一倾向于超越；风格上一具阳刚之美，另一则呈阴柔之趣，二者在对立中互相补充，互相渗透，某些层面上甚至出现位置的互换，但谁也无法涵盖另一方。二者的结合与并存构成了中国诗学的整体面貌。与这两大主流相称，中国诗歌体系也必然具有两个对立的基本范畴，来统领整个诗学。我们认为，这两个基本范畴就是风骨和神韵。
风骨和神韵是一对并立的范畴，它们在创作领域是作为历史过程存在的，即是说，它们代表了中国诗歌两大创作主流的形成、演变和兴衰的历程，在这个意义上，它们其实是两种原型风格。汉代以前，《诗经》、楚辞中已经有一些风格差异的端倪，但总体上还处于浑然未分的状态，汉末以还，中国诗歌才明显出现这样二水分流的局面。风骨一词原是对建安诗歌风格的一种概括，南朝刘勰将其提升为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标范式的风格典型。今天来看，刘勰的概括当然是不够全面的，因为风骨在后代又不断地延伸和演变，已经形成为一个涵盖面甚广的传统。为了陈述方便，这里试将风骨归纳为五个方面，一，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一般地说，初期的风骨，理想成分占了较大分量，随着社会生活逐渐复杂化，封建社会由兴盛走向衰退，不屈服环境、执著顽强的抗争逐渐占了更大的比重。二，慷慨悲壮的抒情基调。此包含两层内容，一是对社会动乱或种种不平现象的愤激，二是对个人坎坷运势的感慨，二者均贯穿始终。三，挺拔独立的个人气节。气节在中国文化精神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在诗歌创作中也有突出表现，这是传统文化精神在个人坎身上的一种折射。四，雄浑刚劲的艺术风貌。此是指感情具有的力度以及这种力度所体现出的气势。钟嵘最早有“建安风力”之说，以后严羽又有“盛唐风骨”的说法。宋诗的“大概生气”，以气格为诗，也属于此一范畴。五，直率明朗的表达方式。风骨在语言风格上以直剖肺腑、酣畅淋漓取胜，与委婉、内敛这一脉正好相对。以上归纳虽不全备，却显示出风骨体系言意一致、表里一致的自足性。
神韵的核心是人与自然的审美关系，它集中了中国关于人与自然精神交流的精华，体现了我们民族对待自然的独特的审美态度。神韵作为一种独立的流脉，始于魏正始时期，其诗风以“托喻清远”与建安形成差别，审美趣味趋向于超越和内省。循着这一线索，经过探求，到晋末终于确立了山水、田园为题材的神韵诗主脉。相比之下，神韵诗是通过与自然交流来领悟人生的，这是它与风骨的最大区别。其次，它更多地关注个体的生命存在，包含了更多舒展个性的要求。第三，在审美方式上，这一诗脉讲求与对象保持某种距离，即古人所说的“远”，通过拉开跟现实和自我的距离来达到乐观、自省的目的。第四，艺术表达上这一支讲求含蓄、委婉，言外传意，追求远而不尽的效果。最后，这支诗脉将审美超越作为最高目标，以创造理想化的境界为归宿，也即追求对现实的扬弃。神韵一词出现于南朝时期，用以形容人的精神面貌，后引入绘画界，明末才开始进入诗界，清初王士祯将其提升为一种普遍的诗学概念。它虽然成型较晚，但却是对诗歌史的一种总结。
风骨与神韵同时又是两大理论范畴。风骨的理论根源主要来自于“气”。气是含蕴极为丰富的一个概念，追踪其源头，它最初是自然哲学的核心范畴，《易传》中说：“元气未分，浑沌为一”，何休《公羊解诂》指出：“元者，气也。无霰以起，有形以分，造起天地，天地之始也。”古人视气为宇宙形成最基本的元素。中国以天地人本为一体，所以从以气释天到以气释人就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了。战国时期孟子将气引入了人的精神领域，汉末曹丞终于提出了：“文以气为主”的命题，开始涉及文学创作的诸多方面。南朝刘勰援气论诗，进一步增进了诗与气之间的紧密关系。以后这一理论代有伸发，不断扩展其内涵，涉及领域包括作家论、创作论、风格论等等。总的说来，气论是偏于阳刚之美的，所谓“以雄放为贵”，此与神韵恰好相对。神韵说的滥觞则可追溯到“比兴”，早在两千多年前人们就意识到诗人与自然之间存在着微妙的审美交流。南朝时期钟嵘提出“滋味”说，将兴与味连接起来，构成神韵说的正式起端，后来它发展成韵味说一支。唐代出现了“兴象”的概念，形成了有别于韵味的意象说的又一支。宋代严羽的“兴趣说”从创作论角度又对神韵理论作了进一步深化，加上绘画领域传神论的存在，神韵论的内涵变得十分丰富。至王士祯将其整合，形成了集作家、作品、鉴赏为一体诗歌的美学体系，与风骨遥相呼应。
从以上简述可以看出，中国的诗学具有着自己鲜明的两大特征，一是生命化特征，即将诗歌创作当作生命活动来把握。气论最突出地体现了这一特征，而神韵的味说与“兴”系统其实也和生命活动紧密相关。其二是人与审美对象的同一性特征。中国人将自然万物视做自己的母体，与之有一种天然的认同感。古人有“天人合一”之说，合一的本质就是生命的有机统一。这两大民族特征并不随着古代社会的结束而消失，而是保存在中国人审美意识的深处，跟随时代的发展而不断的更新和伸长。中国诗学始终具有着这样两个层次，一是生命的向外张扬，是社会化人格的肯定与抗争；另一是生命的反思和调整，是作为大自然之子的体认和回归。此两个层次作为中国人的生存美学将永远和本民族同在，并且生气蓬勃地活在中国诗歌的创作活动当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