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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治维新与戊戌变法探论
作者：赵溢涵 学的文章来源：新中高级中学 点击数：76 更新时间：2002-5-31
1853年，亚洲历史上最有名也是最成功的维新运动在日本爆发，史成明治维新。以后的短短几十年间，封建锁国的日本一边而为资本主义的日本，在而变为帝国主义的日本，其发展之快，令世人惊异。英国历史学家威尔斯曾说：“在近代志强，日本在历史上是微不足道的。但在明治维新之后，日本却“以惊人的智慧和精力把他们的文化和组织结构提高到欧洲列强的水平。在人类历史中，从未有一个民族像当年日本那样阔步前进。“她完全摒弃了那种认为亚洲几乎无可挽回永无指望的落在欧洲之后的说法，二十欧洲的一切进步，对比之下，显得想兴见拙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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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近半世纪之后，被甲午炮火轰醒的先进国人纷纷提出向日本学习。康有为说：“泰西义务百年讲术者，日本以二十余年成之，该地球之所未有也。”认为中国的土地和人口解释倍于日本，如能效法明治维新，取其所长，舍弃错
，则成效将何止“事半功倍”。2于是，另一场轰轰烈烈的百日维新在一八九八年六月十一日（光绪十四年戊戌四月二十三日）发生了。一直到童年的九月二十一日（八月初六）“政变”止，恭维新一百零三天，又称“戊戌变法”或“戊戌维新运动”。
同样的变法维新，日本在变法之后便“修改”了种种过去签订的不平等条约，而中国却越签越多，最后干脆被美国提出了“门户开放”政策，俨然一付任人欺凌的模样。同样的变法维新，日本建立了君主立宪制，颁布了明治宪法，而中国的大权又重新回到慈喜一人手中...凡此种种，皆事出有因。事实上，亚洲各国中，唯有日本经过明治维新赢得了民族独立，走上资本主义道路。为什么日本能在1868年实现所谓的“没有资产阶级的资产主意革命”3，而中国这不能呢？
让我们先从历史背景看起。
1853年（嘉永六年）美国使节柏利到日本浦贺要求通商。同年，俄国浦提雅廷到长崎要日本开国。
1854年（安政元年）日与美、俄、荷、英、法等国签订“修好通商航海条约”（ 安政王国条约）。
1859年（安政六年）横滨长崎箱馆三港对外开放。
......
我们不难看出笔惯了将近两百年的日本国门，以一种与中国极为类似的方式被敲开了，从此以后，“拍枕海潮来，勿再闭关眠，日本桥头水，直接龙动天”4就在这样一个时候，使节和国特别是亚洲民族就范运动有利的牵制西方侵略者，如1857年印度人民反英大起义，1850到1864年中国太平天国起义等。其次西方殖民主义侵略者扩张主要目的是中国，中国承担了更大的压力和牺牲。其三克里米亚战争（1855-1856），美国南北战争（1861-1865），普法战争（1870-1871）等使西方各国暂时无暇东顾。而且日本领土狭小，西方各国在日本的利益容易直接冲突，矛盾就多余勾结¨¨¨等等5。这些都是实现明治维新的有利条件。
反观戊戌之前的中国却都不具有这样的条件。当时中国，甲午战争刚结束，在政治长，瓜分危机迫在眼前，割地狂潮造成瓜分的初步形势；在财政上，清政府库亏空骤增，不以来外债就无法生存。中国的殖民地化比战前更深了一层。
当然，这些只是两次维新成败的外部因素。但日本相对迅速的取得成功，主要不应归功于外因，而中国戊戌变法的失败主因也不在外。
日本基本为单一民族，又强烈的一致性，而当时的中国民族分歧依然存在。日本统治者一贯强调“武士道”精神。在我国也有人把明治时期日本的进步归功于“西方隆盛精神”。马克思主义认为：“人民，只是人民，才是创造世界的动力。”日本人民，首先是日本劳动人民，以不畏牺牲的革命斗争推翻了幕府反动派，有通过顽强的劳动学习，进行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使日本迅速摆脱了落后挨打局面。肯定明治维新，首先使肯定日本人民顽强斗争，发愤图强的革命传统和爱国主义精神。戊戌变法也是资产阶级改良拍爱国人士发起的改革，但是这个运动完全脱离了人民群众，维新派内部虽然思想政治状况存在分歧，但他们之间又一个共同的软弱特点，主要表现为不敢依赖人民的力量，甚至对人民群众的革命活动采取敌对的态度。他们既不满意清政局的封建暴政和对外屈辱投降，有反对人民群众以革命手段摧毁大清帝国。他们总是企图温和的夺取一部分权利，逐步实现三权分立的君主立宪政体，从而把中国变成一个独立富强的资本主义国家，这时戊戌变法的基本目标。百日维新期间，维新派一再以“今田之役”、“法国革命”作为教训，以“乱民蠢动”当作警钟，激流抨击清政府“夜行无烛，瞎马临池”，恰恰反映了维新派想用变法作为防止革命、抵制革命的一种手段。这样，维新派自然站到了劳动人民的对立面，得不到具有“四天之力”的劳动群众的支持。没有深厚的群众基础，维新派的力量显得非常脆弱，封建顽固势力猖狂一击，必然毫无招架之力。维新派主张不经过暴力去夺取守旧派的政权，结果反而被守旧法以及革命暴力所扼杀了。幕末日本的生产力和阶级关系都尚未发展到足以否定封建制度的程度。那么，是否必须等待国内资本主义发展成熟才能实现社会变革呢？日本近代的历史并没有遵循这样的“逻辑”。因为，国际形势已不允许日本孤立与世界之外。在这种历史条件下，决定的因素是封建阵营中能否迅速的（而不是缓慢的）分化出一个愿意向西方学习（“师夷之长以制夷”）的革新势力和领导集团。江户后期西学的传布使“日本封建社会在意识形态上早就受到震动，封建阵营早就出现分化，所以，国门一旦被打开，就迅速形成革新势力。”这个革新势力，借助人民力量，利用幕潘矛盾，在城乡资产者的支持下，实现了所谓“没有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革命。”这一点上中国和日本有相同的地方，但是日本领导集团分化早在国门被打开，国土被瓜分前，而中国的维新派觉醒之时，中国几乎已被列强完全分尽.此外，日本人虽然在经济上处于工业化前状态，政治结构是封建的，但其经济和政治制度都是非常复杂而成熟的.这个国家的官僚统治，无论在廉洁或效率方面，都不比西方差.他们的文化水平也不比西方落后多少.识字的人，在男人中占45%，妇女中占15%.另一个重要的因素是，整个这次巨大的变革，在日本人的思想中是可以接受的.这并不是因为他们新学了一些外国概念（如民主和后来的共产主义），而是因为他们自己的古老天皇统治制度能够接受这一变革.由于利用了本国的思想，无疑减轻了这次剧烈变革可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