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珂的经历展现了在一个“纯肉感”的社会中女性的逼仄境地。梦珂所追求的艺术、所向往的爱情通向的只是男性的欲望。如果女性曾经是男性的“物品”，那么梦珂的最终遭遇——她的形象成了满足男性色情想象的载体——这无疑证明了女性地位的进一步沦丧——沦为资本主义市场上的色情商品。
《梦珂》以梦珂在都市中的遭遇叙述了外在社会异化女性的过程，这个外在社会并不是夹杂了现代文明冲击的老乡土，而是浸染了资本主义文化的新都市，30年代的都市文化是“对西方文明垃圾的一种拙劣复制”。它摧毁了五四时期建立起的“子辈同盟”。而同时，也是资本主义商业文化的渗透，带来了“纯肉感”的社会风气。这一风气催生了女性肉体的觉醒，循着男性目光，叛逆的女儿们看到了自己的身体之躯。
比之《梦珂》面临的外在异化，《莎菲女士的日记》则讲述了善于自醒的女士莎菲面对外部世界所产生的积极反应，这一反应被认为是内在的异化。一般认为，女性历来被男性欲望笼罩着，而莎菲却反其道而行之，对凌吉士产生了欲望。女性和男性一样迷恋上肉感的欲望，所不同的是，男性通过对女性的征服获得了社会的认可，而女性对男性的“玩世不恭”却是以失去爱情为代价的。而这个社会所提供给女性的爱情却是梦珂式的爱情。
《地表》认为莎菲的欲望更多的是男性中心的都市生活意识形态所制造并施予所有女人的。内心异化了的女性只有两条道路：或者用自己的爱情去换取男性“虚假浅薄的肉感之爱”，或者把“情”与“欲”分开。而后者恰恰是被异化的结果。莎菲是一个被异化的但是最终识破了异化的女子。她胜利了，然而也失败了，她的自我的胜利使得她无路可走。一个有着觉醒意识的女性为了保有“自主、自立、自由”唯有用孤独自守的方式拒斥异化了的社会。
然而，《地表》笔锋一转，丁玲的后期作品几乎完全抛弃了女性所面临的这一困境。如果说丁玲前期的作品有着女性/大众这样的区分的话，那么她后期的作品无疑是个人/革命的。《地表》认为，当丁玲走向大众的时候，那个作为一个整体的孤独的女性在她的笔下消失了。
《地表》快刀斩乱麻似的、以一种近乎决断的口吻认定丁玲臣服于“大众之神”了，她在改造乡土和大众的愿望中被大众改造了。而通向乡土大众的这条路势必使得女性的自我觉醒进入盲区。
对丁玲来说，也许女性解放的可能在通往无产阶级革命的道路上会出现。她或者抱着这样的信念走向了左翼阵营，这一行为如果是一个主动选择的结果，那丁玲如何把她对女性命运的思考安置其下就值得我们深思了：左翼有着怎样的说服力“改造”丁玲？而丁玲又何以能够摆脱困扰？——如果真有困扰的话，困扰的源头究竟是什么。白薇给出了一种答案，对白薇来说，革命并不会带来女性解放的曙光，革命只被看作是女性反抗社会的一条途径，一种姿态。
白薇的《打出幽灵塔》就是一部正面描写女性反抗阵营的作品。它触及的是这个社会从有剥削起便一直规定延续下来的一条最根本的统治/被统治关系——男性对女性的统治。这一格局是社会最基本的结构之一。从这个意义上看，女性作为被拯救的对象这一可能性被彻底否定了，女性唯有自救。
白薇笔下的女性并不信任革命，革命于她们是无差异的，这一场革命和那一场革命对于女性的命运并不会起到根本性的扭转。女性之所以要革命，除了担负起以国计民生为己任的责任外，还有另一种女性内在的冲动，是女性自我与社会化的女性角色之间的矛盾、压抑和反压抑。
《炸弹与征鸟》中的玥面临着“爱情”和革命的抉择，这“爱情”在新的社会化角色中已演变成了一种有关女人的标志或禁令。爱情似乎是女性的一切。革命却可以打破这禁令，玥的投身革命有着更多的反抗色彩——反抗被社会规定了的“女人”形象。
反抗注定陷入更深的孤独，玥的反叛通过扮演男性的角色得以进行，而当革命结束后将何去何从？
革命存在的各种可能性并没有纳入白薇的考虑范畴，对革命的怀疑不是在经过了对革命的探究而得出的，在白薇看来，女性孤独的根源是爱情，《悲剧生涯》中的苇在爱情中如果不能担负起一个“地母”的角色——做一个拯救者、给予者、宽恕者和奉献者的话，就无法被她爱的展所理解。爱情作为女性经验中的私秘情感是无法被摆脱的，可是即便在一个新的社会中，爱情里女性形象的社会规定依然是对古老经验的重复。苇无法在自尊自强和爱情中找到一个平衡点。爱情是私秘的经验，它虽然是由外部社会规定了的，可是当外部社会等同于一向由男性主宰的悠久历史时，反抗如入无物之阵。
白薇对女性经验的执着似乎恰是丁玲所缺乏的，也正因为执着于女性自身，使得白薇无法更深一步的挖掘和女性经验紧密相关的外部世界。萧红的出现弥补了这一遗憾。《地表》给她的标题是：大智勇者的探寻。
萧红的自身经历和她的文学创作紧密相连，她的个人经历就是一部女性作品。《地表》对她本人的述说甚至超过了她的作品。萧红的悲剧命运似乎在她一出生就注定了，她因“女儿身”被父母嫌弃，幼年是在祖父的爱和父亲的厌中度过的。青春时代的萧红经历了囚禁、逃婚、怀孕被弃等一系列事件，《地表》说她此时充满了扩大了的、泛化了的、能置人死地的冷漠或敌视。此时，假如没有碰到萧军，也许她就是那个时代的普通女子——隐忍着生活的无奈，尽管有着极高的艺术天分却被埋没。萧军以一个近乎拯救者的姿态出现在了萧红的生活中。他不仅使得萧红摆脱了生存绝境，更使萧红充满艺术气质的灵魂找到了归宿。然而幸福何其短暂，像萧红这样坚强的女子往往可以抵御外界的不容，却无法承受爱人的忽视。《地表》说这是几千年历史的重负——因为被虐待、被无视而极易受伤害的心理脆弱点。萧红无法战胜童年的也是历史的创伤性记忆和不满于被奴役又习惯于受奴役的女性集体无意识。
这一近乎“本质”的论断似乎宣告了女性的悲剧根源，如果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女性的“创伤性记忆”已然成为了女性的集体无意识，可以改变的又是什么？。
萧红离开萧军而根从了端木，这一选择还意味着萧红对自己的生活充满了些许希望的话，和端木共同度过的岁月却使她彻底认命，承受这铁板一块的社会中女性必然面对的现实——绝对孤独。像是置之死地而后生，萧红决定活下去，并且写作。对于自己的一生，萧红终究意气难平，“我一生最大的痛苦和不幸，皆因我是一个女性”是她留给我们的最后话语。
正是自身的切肤之痛使得萧红不可能像丁玲那样义无反顾的追随革命，丁玲是幸运的，她并不曾遭遇情感的后防空虚这一一再被忽略却又是女性始终挥之不去的独特体验。
并没有哪一场战争会着重允诺一个“女性的未来”，因为在任何一种话语中，女性都不会被排除在民族国家之外。但是对一个极度渴望得到承认的女性来说，不表态就是无视。
萧红也并没有因此拘泥于那一片“女性狭窄的天空”，《生死场》以女性视角揭示了乡土大众的群体像，与主流的描写不同，她笔下的农民并不是以一个被压迫阶级的形象出现。她描写的是作为历史“悲剧”的主人公。这一思考与她对女性的思考何其相似。《地表》说这部小说“大的超越了阶级意识，超过了农民的觉醒与反抗，超越了30年代农村小说的表现视域。”
对《生死场》中女性的分析，《地表》是以生育行为等女性特有的事件展开的，把小说中对生育的处理看成是一种同女性经验密切相关的想象——这种方式构成了女性自我与世界相处的一种符号方式。而《生死场》正是这种源自女性心理的符号手段的扩大化和社会化。
这种说法很有魅力，生育行为是一个规定性的特质，把生育行为看作女性心理符号的表述使得女性心理也成为先天规定性的了。心理的、经验性的感受本无法被验证，而赋予女性心理先天规定的特点给女性问题抹上了某种永恒色彩，这无疑有着悲剧意味。
《呼兰河传》，不仅其中的群体复杂的多——《地表》表述为“无主名无意识的杀人群体”，他们生活于一种以人对自然的依附为前提，又以人对自然的依附为目的的、自觉的、至少是自律的文化。这一依附的文化在根本上限制了人的发展。它恰恰又是培育了中国大多数人的农耕文化。
如果外部的变革只是使个人所处的的位置发生了变化，那与奴隶做了主子又有什么区别呢？——唯有大悲悯者可以获得这样一份历史的清醒。女性，女性的命运乃是历史的命运。唯有禁锢人的文化改变了，历史的轨迹才会发生变化，女性的命运才会改变。——把女性与历史勾连或者会减弱对现状的批判，然而，对女性、对历史的深度思考却是萧红留给我们的一笔巨大的财富。
因而，《地表》说萧红对历史有着大彻悟，钱理群评价萧红对历史、对文明的穿透力与鲁迅站在了同一地平线。
没有这个词语呀，至少我没有查到。
你在哪里看见它的？最好能提供那一段文字。
作家丁玲的作品〈梦珂〉
或是，你想说？南柯一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