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东欧“现实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上，曾经有过两次改变国家社会主义极权体制、使之实行人道主义的尝试。在两大军事-政治集团对峙和“冷战”的条件下，这两次尝试都以身为共产党人的改革者的失败和借助军事力量镇压人民的行动而告终。1956年的匈牙利，是由苏联军队对人民行动进行镇压的；1968年的捷克斯洛代克，在“国际主义行为”的幌子下 ，同苏军一道采取行动的还有华沙条约的四个成员国的军队。这两次入侵的特点是极其相似的。
90年代末东欧国家政权制度的剧变和我国八月事件以后，曾经有机会更深入、更多方面地、 不带以往意识形态狭隘性地分析1968年“布拉格之春”所特有的那些有重大意义的社会积极性和社会主义过程。但是，为了全面地、客观地分析，这里还要做许多工作。
随着对1956年匈牙利事件研究的步步深入，困难也明显地越来越多，尽管苏联及其领导人与1953-1956年匈牙利危机的产生和强制性解决都有着直接的关系，而且匈牙利后来的发展在 许多方面也都取决于苏联政策的影响。
在近来发表的一系列作品和文章中，尤其是本文作者的文章中， 都对苏联在匈牙利事件中的立场作了分析研究。本文采用了原来苏共中央档案中的一些材料 ，俄罗斯外交部和一系列其他主管部门不久以前解密的文件，以及匈牙利和西方报刊发表的材料，还有笔者与当年事件的直接参与者的谈话。所有这些材料、文件和谈话都可以使人们有可能按新的方式评价1956年的许多事件，并使当时的一些情况真相大白。
长期以来，无论在我国还是在匈牙利本国，匈牙利事件都被众口一词地定性为西方煽动的企图复辟资本主义的反革命事件。尽管事实上所谈的是一个极其复杂而又矛盾的社会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不同的时期又是由不同的政治势力起主导作用的。除了赫鲁晓夫回忆录中有些片断之外，匈牙利事件的主要当事人，都没有留下笔记和回忆录。关于匈牙利悲剧事件发生的原因，在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确定了其官方观点之后，苏联的研究文献也跟着归结为四个相互作用的因素：拉科西•马加什-格罗•埃诺统治集团的错误和犯罪行为；党内纳吉•伊姆雷-洛松奇•格佐集团的修正主义阴谋活动(并且依政治-思想形势的变化，时而教条主义的斯大林份子的错误和犯罪行为占主要地位，时而右派的“修正主义”背叛行为占主要地 位)；反革命的霍尔蒂法西斯势力、国内外的地主资本家的反革命势力的破坏活动；国际帝 国主义的决定性作用。
